西北望︱中俄美之间：如果不是“大三角”，是什么？

前文说到中俄美“大三角”难以复现，那现在的中俄美是什么关系，是否中俄美不可能再形成三角关系？

并非如此。三角关系本身只是一种结构形式，它是客观的，具有工具属性，并不带有价值判断。这种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极为常见，任何三个存在着内在制约和互动关系的国家都可能形成三角关系。

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在经历了最初短暂的模糊期后，中俄美很快进入了新的三角关系中。在中俄、中美、俄美关系中，第三方不是其全部背景和内容，但却都是其背景和内容的重要部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传导作用非常明显，由此说，中俄美是三角关系无疑。

如果要对中俄美关系现状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这样说：当今中俄美三角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为战略伙伴，在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形成两大思想和主张。但两国针对一国的结构性的框架并未形成，更谈不上“大三角”的复活。中俄都希望与美国合作，都希望避免与美国为敌，两国都视其战略合作为防御性质，而不是反美联盟。

中俄美相互都保持着独立定位，都留有战略机动的余地，中俄美三角仍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弹性。那么，中俄美三角变化的主要变量是什么？

这些变量大致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量两大类。背景性变量是指国力对比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的变化，它们具有本源性，不过它们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着多向性。直接变量是指中俄、中美、美俄三对双边关系。背景性变量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到中俄、中美和美俄关系上，它们的互动和变化直接决定着中俄美三角的形态。

国力对比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只有在积累到一定的质量后才会发生效应。因此，这个变量相对稳定。

国际形势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代国际政治“黑天鹅”层出不穷，难以预料的重大突发几乎成了常态——苏联解体、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等等，都令国际形势陡然剧变，难以预料。

国内政治的变化同样难以预测。如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它带来的内外政策的变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象。俄罗斯则有“普京现象”。普京在俄罗斯享有的权威之高，使他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化身，但这也给俄罗斯的未来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与“特朗普现象”相反，“普京现象”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它的出现，而是因为它未来的离去。正因为普京的影响至深，他未来离去留下的变化空间才越大、越不易预测。

中俄关系、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是影响中俄美三角的直接变量。

中俄关系。中俄关系对中俄美三角具有关键意义。中俄关系如果发生逆转，中俄美三角的形态就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为俄美联合制衡中国创造条件。反之，如中俄保持友好，则中俄美三角中的中俄战略合作结构将基本上保持并可能发展。

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友好合作时期。两国解决了世纪难题边界争端，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性冲突，过去的许多“雷区”，如中亚能源输出、中亚“大游戏”、所谓中国对远东的扩张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得到消解或缓和。

未来十年左右，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不是现在看得见的某一具体矛盾，而是两国地位关系的转型，即两国将如何面对国力对比的大幅变化，也就是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罗斯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如何使中俄关系平稳地适应这一新的条件。这一转型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俄关系走向何方。

中俄关系的转型之所以特别复杂，是由于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两国经历过特别的历史，形成了特别的相互认知和思维，也习惯了特别的相互关系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强大俄罗斯——贫弱中国”，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还有“文明西方—落后东方”的潜意识。

在近代中俄关系中，俄罗斯强大、中国贫弱是客观事实，由此形成的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俄罗斯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对中国人的思维也有很深影响，它也反映在两国关系的构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

历史性转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有两个标志性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苏联解体，这两个事实构成了中俄关系史上一个不寻常的进程：中国向上，俄罗斯向下，差距迅速拉开，两国的位置发生历史性交替。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苏联解体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10年之后，中国已是俄罗斯的4倍。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俄罗斯为2.2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近5倍半。从2011年算起，中国的纯增量为4.69万亿美元，俄罗斯才约3500万美元。

军费开支对大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在解体前的最后一年1990年，尽管苏联的军费已经大大减少，但仍达1907亿美元，而同年中国是210亿美元。1992年俄罗斯独立后军费锐减到407亿美元，当年中国是271亿美元。2017年俄罗斯军费恢复到663亿美元，而中国已经增长到2282亿美元。

这一走势使中俄关系面临一系列不曾有过的挑战。这里所谓挑战并不是指危机形势，而是指可能遇到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挑战之一是在政治关系上，中俄关系如何保持平等。平等是中俄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不能触动的政治神经。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别强，把不平等视作不可接受的屈辱。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与此有关。

不平等的物质根源是国家实力的差距。国家总是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制订战略目标，选择实施手段，并形成认知和思维习惯。国家强盛总是使其在对外政策上更有进取性，这是自然的。反映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在双边对话中会更有优势、更为自信、更加主动，这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时，这也容易导致自觉或不自觉的自负心理的产生。

而对俄罗斯来说，如何适应这一巨大落差是一个痛苦矛盾的过程。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它对平等会更为敏感或过于敏感，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为不平等，使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变得脆弱。现在已有把中俄说成是老大哥与小弟弟的舆论，认为俄罗斯是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主导着中俄对话的议程。未来这种舆论将会长久存在，如果它上升为某种政治意识，将会是中俄关系的严重隐患。

挑战之二是在安全关系上，它的实质是如何在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两国军事互信。中俄相互是最大邻国，有 4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又都是军事大国，安全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换句话说，相互不构成安全威胁是两国关系最深层的基础，这个基础一动摇，中俄关系就会发生基础性的变化。

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俄罗斯的立国之本，在过去几百年里，俄罗斯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巨大优势。不过，近年来中国军力快速增长，双方力量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前面说到中国现在的军费已是俄罗斯三倍多，将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将赶超俄罗斯，俄罗斯的优势将主要保留在战略核武器领域。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将威胁俄罗斯，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在面临共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相互支持是两国更有可能的选择。中俄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不过，军事力量不同于一般其他因素，它有其特殊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也有其特殊规律。大国对军事力量的变化尤为看重，任何大国都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远强于己的军事大国。

挑战之三是在国际合作上，它的核心问题是中俄国际合作的基础如何保持。中俄美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建设上持不同理念，中俄主张多极化，美国坚持单极霸权，这使中俄与美国分道扬镳，同时也成为中俄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它的逻辑关系是：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都远弱于美国；中俄的国际地位相似，因此诉求相近；两个较弱的大国联手抵制单极霸权、推动多极世界是自然的选择。

不过，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独大的格局逐渐解体，中俄美在其中的位置都发生移动。中国的地位上升，与美国的位置接近；美国的地位相对降低，它的单极霸权动摇；俄罗斯地位下降，虽保持作为一极，但国力特别是经济体量与中美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学界已经提出中美两极结构的可能和俄的地位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俄国际理念的相近是由于国际地位的相似，促使中俄合作的条件是两国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现在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从弱势地位转为强势地位，未来甚至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中俄的国际理念是否将因此出现差异？中国成为世界两强之一，它已不是弱国，中俄两弱对一强的前提不再存在，中俄国际合作将立足于什么基础？

美俄关系。美俄关系对中俄美三角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俄关系向坏，会在客观上推动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而且完全排除了美俄针对中国联手的逻辑上的可能性。美俄关系向好，则会打开俄罗斯在中美之间战略机动的空间。

显而易见，在推动美俄关系变化的因素中，负面因素远多于正面因素。自1991年俄罗斯独立以来，美俄历任总统都曾尝试过使两国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但都以充满希望开始，以沮丧失望结束。

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叶利钦和克林顿总统的热心推动下，俄美关系开始了“蜜月时期”，1993年结为战略伙伴，美俄关系达到高峰。但此后不久，由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朗、伊拉克、军控、车臣等问题，美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别就任总统，美俄对两国关系重燃希望。2001年6月小布什在卢布尔雅那与普京首次会见时说，他看着普京的眼睛，能感觉到他的心灵，觉得普京是值得信任的人。同年7月，在热那亚与普京第二次会晤后，小布什说他可以与普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问题。9•11事件后，美俄关系再掀热潮。2002年5月，小布什访俄，两国宣布将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不过，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也不长，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俄关系再次转冷。

2008年美俄总统换届，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出任总统，美俄关系又出现乐观期望。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启”战略，双方关系稍有起色，但动力不足，踟蹰徘徊，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即已难以为继。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重启”彻底结束。随后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一系列冲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关系跌入深渊。

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由于他不加掩饰的亲俄立场，舆论曾普遍预测他将给美俄关系带来新局面。特朗普也确实做出了很大努力，多次与普京正式或非正式会晤。但与预测相反，迄今为止，美俄关系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愈加恶化。而且，这次重启的难度超过以往，不仅是因为两国关系的状态更差，更主要的是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建制派的强烈抵制。现在虽然还不能说特朗普的亲俄路线已死，但前景并不乐观。

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已压倒了正常的外交理性，在这一背景下，美俄关系也成为建制派反特朗普的牺牲品。建制派反俄、反普京、反特朗普三流合一，使得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前景黯淡，而且特朗普为美俄关系做得越多，招致的反对和阻力反而越大。这变成一个怪圈和悖论，也许，这个怪圈只有在特朗普或普京之后才能打破。

纵观1993年以来20多年的美俄关系，它呈现出的是一条下降的曲线。历届美俄政府都做出过努力，两国智库无数次指点迷津，但都不能把美俄关系推入到平稳发展的通道。可见，美俄关系中存在着深层的、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什么，需要专门的论述。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可以称之为两国在利益结构和相互认知上的深刻冲突，相互信任严重缺失。这些问题极难克服，并且不是随着时间逐渐消失，而是越积累越沉重。

中美关系。在中美为建设性关系的情况下，形成针对第三国的双边结构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因为中国不会与美国形成针对俄罗斯的联合，美国与俄罗斯联合针对中国的必要性也将减低。

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则会出现形成两国集团的结构性可能，其一是中俄对美国，其二是美俄对中国。当然，这只是技术和结构条件的假设，并不是现实。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从一般规律说，中美应更重视俄罗斯的角色，俄罗斯的地位会相对提高。

在中美俄的三对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有最大变化幅度的可能。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也许是建交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这次大调整与以往的风波不同，许多人们熟悉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概念似乎过时，许多基本判断似乎失灵，许多规律规则似乎失效，许多分析框架也似乎不再可靠。

对这次中美关系大调整的具体成因、性质及美国的目标还是有不同的判断。越来越多的看法认为，它的实质是美国对中国“幻觉”的破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表达了对中国的战略失望。美国国内各界已形成共识，认定中国是最大威胁或最大威胁之一。

不过，还需观察的是这一共识将转化为什么战略和政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大调整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此外，在“特朗普旋风”过后，美国外交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虽然有转圜和缓和的可能，但两国关系的性质已有重要变化，乐观和信任都难以重回中美关系。而更可能的是，中近期中美关系的差别是在差和更差之间，而不是在差和好之间。

-----

赵华胜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刊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6期的论文“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