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要学点人口学？

为什么你需要学一点人口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都有必要了解一些人口学常识。不识人口，可谓对社会胸中无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奇迹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日本电器、日本电影等等纷纷涌入中国。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最令人称羡的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成为联合国推荐的榜样，也是中国大陆效法的先进典型。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样了呢？是已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还是昨日黄花风光不再了呢？

如果我们只看经济、不看人口，是无法理解这些曾经的模范国家或地区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认为，要解释历史上的经济演变机制，必须有人口学理论、知识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者相结合，以弥补新古典经济模型的缺陷。从国际国内现实经济演变趋势来看，诺思的观点依然振聋发聩。

为什么需要学一点人口学？我们可以从一个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开始。2018年11月24日，中国台湾地区的高雄市举行新市长选举，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大败，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大胜。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以高票当选，打破了民进党在高雄市20多年长期执政的历史。几个月以前，许多人认为民进党即使派一个“西瓜”也能当选，因为高雄被民进党意识形态所把持，民众大部分是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然而，几个月时间，形势逆转，民进党倾全力挽救高雄市的选情，最后归于无效。

到底是什么原因帮助国民党夺回高雄市的执政呢？除了韩国瑜的个人魅力、蔡英文政府执政不佳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因素。韩国瑜参选后，严厉批评民进党在高雄市执政多年，使高雄市变得“又老又穷”，转换为人口学语言就是，人口高度老龄化，且收入很低。高雄市的年轻人都不愿留在高雄，而是“北漂”，翻译成人口学的语言，即人口迁移向台北等城市。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人口问题居然是压垮民进党在台湾高雄市选举的最后一根稻草。韩国瑜喊出的口号是：“货要卖得出去，人能进得来，高雄发大财”。这句口号打动了绝大多数高雄人，成为高雄“绿地变蓝天”的关键。然而，他提出的人口目标，是要使高雄人口从目前的280万左右增加到500万。要实现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台湾地区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更是如此。

如果不了解“总和生育率”（TFR）究竟对人口变动趋势意味着什么，也不了解生命表规律、人口迁移规律，又如何能够判断一个地区未来的人口走势呢？韩国瑜应该庆幸的是，高雄大部分民众也不懂人口学，不了解要实现他提出的人口目标有多大困难。只是被他的人口目标震撼了，热烈地支持他，甚至掀起了一股“韩流”，使他大胜民进党候选人。

高雄故事表明，当一个地区的经济进入比较发达状态以后，人口的变动趋势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人口态势，才能进一步把握政治和经济的长期走势。

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人口学并不孤单 

从人口学的起源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学术中，人口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人口学的创始人格兰特，是世界上第一个制作生命表的人。1662年他写的第一本书名就叫《关于生命表表的自然与政治观察》，把人口的出生、死亡看作是自然的、政治的现象。而另一个英国人配第，一般被尊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1672年他写了一本书叫《政治算术》，里面既谈到人口问题又谈到经济问题。

1798年，32岁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书叫《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在这本书中，他把人口、经济与社会进步等问题综合起来，并把人口变动置于社会进步的核心枢纽地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支配了19世纪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想象力，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忧郁的学科”。

什么时候经济学与人口学开始分道扬镳了呢？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边际主义”革命。这场经济学革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改造成一种抽象的、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而人口学则逐渐变成一门研究人口统计和人口数理的定量学科。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和人口学两门学科的发展，都越来越走上模型化、数学化这样一条道路。这其中隐含着某种必然。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科学的进步是人类社会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

那么人口学与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呢？是不是继续这样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呢？非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随着20世纪后期人口和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的日益丰富，经济学和人口学逐渐有了融合的趋势。人口与经济、社会、政治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规律，逐渐被实证社会科学所揭示。人口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与迁移、人口健康、人口贫困、性别平等、婚姻家庭、人口就业等多个领域，都存在学科交集。

留守儿童怎么办？留守老人怎么办？流动人口能不能在城市买房定居下来？户籍制度如何改革？养老金为何面临支付危机？要不要延长退休年龄？农村人口迁移出来后，人口空心化，乡村如何振兴？土地抛荒怎么办？等等问题，都是需要人口学基础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精确的公共政策。

横竖看都是人口学

人口学视野往往需要一种历史的、大时间尺度的纵深感，同时又要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国际眼光。中国自古称“华夏”，“华”是章服之美，“夏”是礼仪之大。上古时候，华夏大地号称“万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尧的称颂为“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秦统一中国，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大国规模，沿袭2000多年不辍。中间虽然偶有分裂，但是绝大多数时期是统一的。

人口众多，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第一张名片。地广人稀，即使富裕，也不足以称大国，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地狭人密，即使富裕，同样不足以称大国，比如瑞士、卢森堡、新加坡。

或有人质疑，人口大国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只要能生活得幸福快乐，小国也很不错嘛。诚然，民族性不同、偏好不同而已。中华文明倾向于统一，西方文明倾向于分裂。中国人的文化理想是可大可久，而不是昙花一现。一个民族国家，要能够“衰后复兴”，要“分后能合”。广土众民，就是几千年文明史的结晶。

西方文明历史上统一时间短、分裂时间长，永远无法凝合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统一的欧洲大国。欧盟的建立曾经让许多人幻想欧洲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然而，迄今遥遥无期。“神圣罗马帝国”终究成为一种幻想。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的选民支持脱欧，这次事件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完全背道而驰，令国家社会大跌眼镜。

不仅如此，其它发达国家内部也常常闹分裂，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西亚、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在英国内部也如此。英国总人口6600多万，苏格兰人口只有540多万，然而许多苏格兰人蠢蠢欲动，要脱离英国而独立。2014年9月18日，按照苏格兰政府发布的《苏格兰的未来：苏格兰独立指南》白皮书，苏格兰举行了全民独立公投，使统一英国的命运危在旦夕。

国际人口经济失衡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由此看来，人口是一个群体生命的数量表现。人口并非一个数字而已，而是由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城乡差异的人群构成一个异质总体。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时代的到来，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问题特征可以有一个新的表述，那就是国际人口经济失衡。一般公众都会把我们这个时代叫做现代，或者叫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但是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经济失衡的时代。现代、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些叫法都各自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个方面的特征，但是并没有揭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所谓“现代”是对“传统”而言的，“信息时代”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特征，“全球化”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特征。但是这个时代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就不是这几个词能够反映的了。又比如说，我们通常把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经济的维度。似乎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低收入的地狱，发达国家意味着高收入的人间天堂。

但是这种区分太笼统了，无法揭示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事实上，难道发达国家真的是“船到码头车靠岸了”吗，只要看看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老龄化和债务危机，就可以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众所周知，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问题在于，“实现现代化”就达到了涅槃的彼岸吗？在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现代化这个词为我们留下的想象空间是比较抽象的，却没有提醒我们面前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

人口学为现代世界提供的一个远见卓识，就是发现：一个国家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将出现人口转变。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居安思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基于此，我们可以用国际人口经济失衡问题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什么叫国际人口经济失衡呢？所谓国际人口经济失衡是指在主权国家的壁垒下，由于人口转变的进度差异引起的国际经济失衡。

国际人口经济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人口转变，而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人口转变过程之中。稍微了解人口学ABC的人都知道，“人口转变”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人口过程。人口转变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形成“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结束以后，社会进入“少子老龄化”阶段，人口增长会慢下来甚至负增长。目前，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红利”期。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人口红利期。

处于后人口红利期的发达国家与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人口经济电位差”，即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电位差，高人口增长国家与低人口增长国家的电位差，从而造成国际人口经济失衡。

第二个原因是主权国家的存在，阻断了国际间人口自由迁移的可能性。现在没有任何政治家或学者敢于主张国际间人口自由迁移，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即使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要面对现实，不敢主张国际人口自由迁移。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社会，哪个国家能够张开双臂、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呢？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政策，都表明了发达国家对待国际移民的态度。那些主张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人，从来不敢主张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既然人口不能跨国自由迁移，岂能把当今世界称为开放的世界！

为什么国际人口自由迁移难以实现呢？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边界控制越来越严格呢？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它们不愿意落后国家的穷人迁入，去分享福利。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愿意分享福利呢？因为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面临严重的福利国家危机。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怎么可能再对移民慷慨大方呢？

历史上，人口经济失衡时，一般会通过人口迁移或战争来实现重新平衡。可是现实的主权国家和福利国家制度藩篱，阻断了人口自由跨国迁移之路。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此国际人口经济的失衡将长期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可能变得越来越保守，更加强调本国利益优先。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高举“美国利益优先”的大旗，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树起高墙，并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在美国出生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政策。就在昨天，12月2日，西班牙地方选举，主张“打击非法移民”的政党首次进入地方议会。进一步说明发达国家在国际国内人口经济失衡的情况下，正在面临左右为难的政治困局。

日本一个学者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低欲望社会》，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少子老龄化趋势下的困境。作者提出解决方案的关键是让国际人口自由迁入、同享国民福利待遇。可是日本社会对国际移民是排斥的，对移民是歧视的，根本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议。似乎可以推测，日本经济和社会将在人口封闭中逐渐沉沦。无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不足以把他挽救出来。

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西方人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博爱。可现在的国际秩序却是“自由”止于国界，“为公”止于国内。20年多年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高谈“文明冲突论”，如今越来越变成国家本位论。联合国真的能够起到联合的作用吗？在人口经济长期失衡的背景下，国家秩序如何重建？各国之间如何可能就国际规则达成一致？这是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本国利益优先的旗帜下，各国自行其事，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人口学的视角也会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有裨益。

本期作者：周祝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教授

本期图编：程雪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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