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志丨14座沿海城市开放40周年，带来哪些启示

为更好利用和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从内向型经济向内外结合型经济转化，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被国家委以重任，成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

今年恰好是这14座沿海城市，成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的40周年。回望和盘点这些城市的发展轨迹，对于今天的城市发展和竞争，不无启示意义。

14城的重要地位

从整体成绩看，这14个首批开放的“幸运儿”，总体上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在当前全国经济和开放版图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截至2023年底，这14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7万亿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4%；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0.4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到5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1/3。今年一季度，全国GDP三十强城市中，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占据十席。

当然，从内部的具体情况看，这些城市各自的表现又有较大的差异。

比如，以GDP来看，上海、天津、青岛、南通、宁波、福州、广州、烟台，都已是万亿级城市。其中，上海GDP在2023年底已接近5万亿，高居全国第一，广州GDP也超过3万亿。

另一些城市的GDP，则没那么突出，像北海、湛江、汕头、秦皇岛，目前都还低于4000亿。

从外贸看，上海、宁波、广州、青岛、天津等，都是典型的外贸强市，2023年进出口总额都在8000亿元以上。

同样，也有一些城市的外贸表现相对没那么活跃。如2023年，湛江、秦皇岛、北海，进出口总额都在1000亿以下。

从港口影响力看，上海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的表现都居全国前列。如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更是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但也还有一些港口的存在感，并不突出。

甚至，这些城市中，连云港、秦皇岛、北海、湛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身份，形成了较大的落差。

当然，也要看到，这种内部的分化局面，与每个城市客观的开放条件、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等先天差异有直接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上海、广州在确定为首批开放城市之前，就属于综合实力上的头部城市，包括天津、青岛、大连、宁波在内，它们还都属于副省级及以上的城市。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起跑线”和综合的发展定位，本身就有很大差异。这对于它们在开放中的表现，自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事在人为

被确立为全国首批开放城市，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对外开放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机遇。

比如，这些城市在当时被放宽了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享有一系列的税费优待，还可以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等。

另外，也享受到了一些先行先试的红利。如今天已然“遍地开花”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就诞生在首批开放城市中：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身处同样的政策机遇下，尽管不同城市原本的区位、发展基础都不同，但最终表现上所显示出的巨大差异，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个非常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在政策之外，城市的发展，主要还是“事在人为”。

事实上，将政策优势、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背后涉及一系列的复杂原因。这一方面，是有客观性的。如以腹地规模和各类资源的聚集能力来说，上海、广州、青岛、宁波等城市，明显要强于北海、湛江、汕头等城市。这使得尽管都手握首批开放城市的政策红利，但各自的开放势能，或者说发展的天花板，的确是不一样的。

但另一面，其中也有很多能够决定城市发展高度的因素，是属于可以改变的范畴。如产业升级能力、营商环境建设等。比如，抛开首批开放城市的标签，今天的南通、宁波、温州等，更多是以民营经济重镇的身份为人所知。

所以，这些城市在发展表现上的差异，对于今天的城市发展和竞争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当前各类区域发展政策、开放政策，实际上已经很完善了，不同城市发展在政策上的差别，相对于过去其实要小得多，那么在发展上，实际就更依赖于每座城市自身的“后天发挥”了。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开放城市设立的时间，几乎与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打开城门，放手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综合服务能力等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发展也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由计划为主向市场化为主转变，意味着更多的城市要在一个市场化的、开放性的空间中去打拼未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正是今天“争奇斗艳”，高度“自由”的城市竞争的一个开端。

14城的辐射、引领作用

但要指出的是，在今天观察这14个首批开放城市的发展价值，又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它们身上。

很多人可能忽视了，这14个城市被列入首批开放城市，其所承担的作用，并不只是促进自身的发展，而是要充分利用它们在交通、产业、人才等方面的对外开放优势，“支援和带动各自的腹地，有力地促进全国的经济建设”、“实现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的战略转移，以便发挥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在它们之前所确立的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所承担的实际是一个开放窗口的功能，是要成为推动全国开放的突破口，是推进对外开放由点及面的一个重要步骤。

比如，1992年，国家又决定对五个长江沿岸城市，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十三个边境市、县，十一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其实就离不开前期四大特区城市和首批开放城市的探索和引领。

所以，抛开具体城市的表现差异，评价首批14个开放城市带来的综合价值，要放在全国的对外开放历史语境下才会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评价。

比如，沿海开放城市之外，今天的中国已崛起了一批内陆开放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这背后，其实就离不开最初的开放城市所打下的基础。像这些城市的外贸崛起，就与承接了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转移有直接关系。

同时，沿海开放城市表现的分化，也与全球外贸格局的变迁相关。因为随着全球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贸易流通在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海港，像航空港的重要性就空前提升。由此甚至出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世界将从“海权时代”到“陆权时代”转变。

这一说法当然很有争议，但是，城市开放格局或者说开放路径，已由过去主要依赖于海港，向今天的海运、空运、铁路等综合方式转变，的确是事实。这自然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要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沿海开放城市的重要性就必然下降。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新挑战的大背景下，这些开放基础好、经验丰富的沿海城市，无论是对外推动开放，还是对内带动区域发展，都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即便像湛江这样的经济体量并不突出的沿海城市，都被确立为所在省份的“副中心”城市。

面对当前区域竞争态势日趋激烈的大环境，如果要从首批开放城市的沉浮中总结一条经验，或许可以是——“城市发展，不进则退”。唯有保持持续的奋进、开放姿态，努力抓住每一道机遇，城市才能保持住不竭的竞争优势。

海报设计：周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