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研究需要做碳十四吗？”——作为反诘与解构的公众考古

如果说中国考古是一种现代性的选择，那么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已经逐渐升起的中国，中国考古在公众考古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新的挑战。公众考古本身就是一次对考古的反诘与解构。不得不承认，作为观念的“考古”不是没有缝的蛋，消费主义也会将其解构。我今天甚至接到一则推销电话问我要不要找他们公司做碳十四测年。这就像博物馆行业一样，刚刚举办的博博会展厅里汇聚了众多公司，他们的业务涵盖了现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几乎整个流程，这曾经不也是不敢想吗？

今年是殷墟考古90年，也就是说中国官方考古（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历史迄今有90年了。在此之前，中国长久以来没有考古，似乎也过得“好好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当年那个时刻做起考古？

同样是90年前，中研院史语所的创立者傅斯年先生写就了一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面说“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可见，傅斯年理想的是“新材料”、“新方法”学科，而考古自是题中之义。不过，傅斯年不仅仅要通过考古获得新材料、新方法，他对史语所历史范围的构想包括“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也就是说，人们现在总引用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实傅斯年当年不仅仅是在形容考古。

傅斯年想做的事，包括做考古，本质上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与发展：“民国建立后的种种现象，使他们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触及到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简言之，必须摒弃传统，彻底西化，先致力于新思潮，或新文化运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也就是说，中国当年从西方引进考古，是中国接受启蒙理性、转型西化与现代化的一部分。

我们以考古学引用的“科学”方法为例，即公认的考古学基本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地层学来自于地质学的渐变论，类型学来自于生物学的进化论。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公案众所周知，坚持进化论的赫胥黎曾说，“我宁可一个可怜的猴子作为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对他不懂的科学随便发表意见、把嘲讽和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中的人作祖先”。言语中满含对理性主义的自豪。而渐变论与突变论的公案与上述类似。如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曾注意到，“不同地层中的生物化石显现出明显的不同。地层越古老，化石越简单；地层越年轻，化石越复杂、越接近现存生物。这一事实本来可以使他走向进化论，但他是一位顽固的宗教信徒，物种不变论的坚决信奉者”。（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于是居维叶提出了可以扣合《圣经》中“诺亚方舟”记载的“灾变说”，来解释他发现的现象。

所以同理，地层学、类型学背后暗含着的，也是对理性主义的自豪——通过器物的形式、地层的叠压，就能了解遗迹遗物的年代关系，进而了解历史。这种对理性主义的自豪让人们“发明”了考古学，就像“发明”了自然科学与技术、民主制度等等一样。而在这种理性主义下人们产生出了现代性的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汪晖《 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一种“上帝已死”后人们所仰仗的“明天会更好”式的信念支柱。

而正是因为相信“科学=（现代性的）好，考古是科学，所以考古=好”，所以傅斯年等人将考古带至了中国，带至了殷墟，形成了以土中找土为核心的实践方法，以国族主义为特点的意识形态，以官方合作为形态的决策体制。至于李济等人留学归来，先后在西阴村、殷墟掘下第一铲，则是大时代、大思潮下的具体事件了。

不过也正如徐坚在《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中所说，中国考古做出了殷墟式的选择，便留下了其他一些转为“暗流”，但至今并未被彻底磨灭的可能，比如古董商驱动下的文物盗掘、古器物学式的研究、以何日章的河南民族博物院为例的考古地方主义。

“公众”与“专家”的二元对立，同样是现代性语境下的概念，一些人（专家）相较另一些人（公众）更为掌握理性主义结下的经验、能力、学识、见地果实，他们是最能让学科向“好”的方向前进的一群人。在这种语境下，公众自然落座于作为理性主义产物的考古的“波及圈”，接受并享用考古对全社会现代化的贡献，如考古理念与知识，即可。

“公众考古”真正大放异彩，还需进入后现代语境。

福柯名言，“话语即权利”。比如故宫，其价值并非来自故宫即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而来自绝大部分的人都认同故宫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其价值是场域内话语博弈后的结果。而对于考古资料而言，遗存何以成为它呈现的模样，今人又在如何理解古人，其结果亦是话语斗争决出的胜负。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强调考古资料阐释者的多元。不妨以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分支之一女权主义考古学，审视妇好。妇好是现在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女性，因为她能带兵打胜仗，有自己的封邑，可以主持祭祀，她老公还对她很好。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妇好的认识，纵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领队是一位女性。但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观点来看，这套认识岂不非常男权？为什么女性因为能做当时只有男性能做的事情，就可以被视作“成功女性”？为什么女性的价值要通过她老公很爱她实现？正如我女朋友（一名“公众”）曾指出，正是妇好这样的女性，更加证明了当时男权的一手遮天。

所以，“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是考古学家的考古学。通过对考古学的终极性反思，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第一次将过去与现在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 在过去的研究中引入了对考古学家自身背景更多的关注……从而产生了一些新视角的所谓的本土考古学、女权主义考古学、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形式的当代西方考古学”。（张海《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形成——读伊恩·哈德<解读过去>》 ）

由此来看所谓的“专家”与“公众”之别，其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一种权力。为什么一些人被说成是“公众”，而为什么另一些人要说自己是专家？当认识到一切都不过是话语博弈后，我们便会关注每一种声音存在的道理。我们会慎用“好”与“不好”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判断，转而询问“是什么”、“为什么”。

比如盗墓。如果站在现代性的视角，盗墓是破坏文物的罪行，站在考古的对立面，是“前现代”的，是不好的。但如果站在后现代的视角重审盗墓文学影视，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一个权力话语场。盗墓文学影视潜藏的文化结构，包括一种突破人生界限的渴望。盗墓文学影视并不会向读者表示墓是可以进的，它们其实都力图营造一种“进墓非常危险”的氛围，而正因为此，盗墓最终的“成功”才能令读者获得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突破常俗的快感。加上近些年盗墓文学影视又与消费主义、卖腐亚文化携起手来，形成更为复杂的话语体系，故此当主流文化开始以强势进入盗墓文学影视的话语场域后，对撞便不可避免，进而出现李易峰版《盗墓笔记》网剧“文物交给国家”的奇特现象。

正是在上述过程的催化下，现代性语境下的“考古”与“盗墓”二元对立在被逐渐消解，二者之间出现了模糊地带。虽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盗墓文学影视并没有对文化遗产造成物质上的破坏，但它却对作为观念的“考古”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解构。

比如三星堆研究。这里已经几乎成为中国“考古民科”的一大集散地，奇闻怪谈诸如“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隐瞒三星堆研究”，又如“三星堆人是外星人/玛雅人/印度人”。这些言论固然与“假文物”、“国宝帮”的猖獗市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不过其流行之广，也说明了一定的社会心态。必须要承认，三星堆文化与国人既往了解的、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差异悬殊，于是，当人们无法将三星堆文化与人们既往的历史知识结构对应后，便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国外乃至宇宙寻求对应。这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反面的“文化-历史主义”？无论如何要直面的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自带的“国族主义”倾向，确实也在解构着作为观念的“考古”。

比如考古公司。现在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都是政府的事业单位，因此考古就是官方的，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默认。所以今年辽宁省考古所转入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就在考古行业内引发了很大的讨论甚至非议。但实际上（获得官方资质的）考古公司在国外是存在的，而且在中国考古也已经有一些环节被公司化了，比如现在就有探勘公司、测绘公司，我今天甚至接到一则推销电话问我要不要找他们公司做碳十四测年。这就像博物馆行业一样，刚刚举办的博博会展厅里汇聚了众多公司，他们的业务涵盖了现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几乎整个流程，这在曾经不也是不敢想吗？不得不承认，作为观念的“考古”不是没有缝的蛋，消费主义也会将其解构。

所以，如果说中国考古是一种现代性的选择，那么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已经逐渐升起的中国，中国考古在公众考古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新的挑战。公众考古本身就是一次对考古的反诘与解构。

我要特别指出，我并不无条件支持后现代，正如我也坚持盗墓犯罪是一种不正确的“前现代”，应该被摒弃。我想表达的是，当我们在谈公众考古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该只有考古学本身，还可以以此见证与认识我们正身处的中国社会。公众考古是一种研究与解读社会的方式，它应该能促进理解与包容。只是可能现在我们的中国考古行业关心考古太多了，关心社会反倒太少了。

本文系作者根据其于首都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系列讲座所作的《何为公众考古学》演讲稿节选、审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