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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讲座|出国打工:东北“社会人”秩序的建立
这项研究最早于十年前展开,项飙通过在东北等地展开人类学调查,力图展示东北的所谓“社会上的人”是如何通过层层关系,最终以合法途径外出到海外打工的。在讲座一开始,项飙就这项研究的基本主题,和他此前的研究的一个主要脉络作了联系和区分。在项飙看来,讲座中提及的研究,着眼于“秩序”,而 “浙江村”研究更加重视“变化”,而从关注变化到关注秩序,项飙也试图厘清这种演变出现的原因。在他看来,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经验出发的话,很容易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某种“失序”(disorder),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以及宏观视野下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上“戾气”的盛行,似乎都在佐证这种失序。但反过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却又在走向一条正规化的道路,例如在购买火车票、飞机票时,购买手段是变得合乎规范了。项飙认为,这种规范秩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治理手段的改进,例如电子技术的升级等。
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汪晖、主讲人项飙和评议人应星
这种正规化或规范化所折射出的秩序,也在他所关注的出国打工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就项飙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来说,这些地方出国打工的人,大多数是初高中教育经历,年龄介乎22岁至45岁之间,其中尤以25至35岁的年轻人居多;其中六七成打工者来自东北农村地区,其余大部分来自东北二三线城市,仅有一小部分来自沈阳和长春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出国务工的东北人,往往会去到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而在2000年之后,出国务工在经过了出国流程的规范化之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换句话说,至少在他这项研究的调查访谈范围内,如今的出国打工现象绝大多数都是走合法渠道。
就出国打工问题,项飙提出了“社会上的人”,或“社会人”的概念。这一个称谓在百姓日常经验里,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所谓社会上的人一说,意味着这类人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属单位,遑论拥有房产或其他特征来表明其稳定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生活有较高期望,但其生活状态又呈现出“不稳定”的一面。这样一群不稳定的“社会人”,在西方近年来社会运动中的主力,但是中国的社会人相对安稳。就这种安稳,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方便”:网购和电子支付让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方便,而这种方便其实是作为悬置存在,它让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继续其惯常行为,过上一种“无摩擦化”的生活。而这种对方便的依赖,背后又是民众对强有力的治理权力的信任,换句话说,方便程度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指标出现。
在项飙的调查对象里,东北的出国务工人员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社会人,他们无法进入到赋予其稳定身份的体制内,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他们需要在成为体制内人士之外另求他路,而出国打工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道路,“能赚钱”成为了这些务工人员最大的目标。
在当下,已经正规化了的出国打工渠道需要通过层层关系,以一种项飙所说的“商业化”方式进行操作。一个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要经过身边的个人中介,找到本地区的相对有规模的中介,最后由具有合法执照、被称为“窗口”的中介公司与海外对接,并确定海外雇主,从而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出国打工需要东北劳工向中介支付费用,按照项飙的调查和采访,有些窗口收取的费用可能高达六万块钱,包括两万块的押金。人们通常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出国机会的“商品化”,但在项飙看来,用“商业化”来定义借助中介窗口出国打工这一行为更加贴切,因为出国机会、签证、工作准证等等并没有变成有明确价格、在市场上可以自由广泛流动的物品;在出国打工中,中介是靠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劳务人员的关系、他们和海外中介及雇主的关系来赚钱,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下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赚取的其实是租金而不是一般的利润。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人员和中介窗口签订的也是“商业服务合同”而不是意味着劳动商品化的劳务合同。这种规范的商业化运作背后,也有着某种秩序意识的形成。比如窗口公司——哪怕自身也有在灰色地带游走——坚决反对非法移民,因为这将有利于上层中介对下层中介的控制,中介对出国人员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利润的来源。
根据项飙的论述,这种规范的商业化出国务工流程,其形成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国在对外援建时,由中央到地方的工人征召与派遣。例如铁道工人到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建工作,这其中往往要经历中央部级单位、东北分管单位、具体的地级市主管单位再到具体工人这样一个流程进行征召。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这种行政式的链条转变为商业化的中介链条,原先处理这种事务的政府单位,经过改制被冠上了公司之名,成为拿合法执照的窗口单位。商业化链条继承了原先行政链条的社会关系。商业化不像商品化那样让社会关系瓦解分裂,相反,商业化更加注重的是对社会关系的利用。
从行政链到商业链的转变,也让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生成为行政化的经过。事实上,在项飙接触到的案例中,对接业务的中介窗口,由于是从政府单位改制而成,办公方式其实也继承了公务员般的处事逻辑。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中介链条里,一种非国家机构的“拟行政”关系也随之形成。
在描述这种拟行政关系时,项飙认为这种出国打工的中介链条呈现为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他举了一个“连保”的例子。例如在东北某个县中,正好有五个不相识的人都要去日本务工,而他们这五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会经过中介公司的介绍形成小组的形式。一旦五人中有某人违反了当地的纪律或法律,或是从雇主那里逃走往别处务工,那么日本雇主会告知日本方面的中介公司,再由日本中介对接中国这边的窗口,窗口则会通知对接劳工的“腿儿”,由腿儿们通知小组的家庭成员,如果违纪者不这若干天之内回到雇主处继续务工,所有五人都会被遣送回乡。这样,违纪者的家庭就面临巨大压力,他们会给远在日本的劳务人员通话施加压力,督促回到雇主处。
正是这种拟行政关系,让劳工管控行为变得跨国化、社会化,而中介的行为也呈现出了政府行政部门化的控制方式。于此,项飙也提出了一个初步概念,即“行政化社会”。在他的描述中,行政化社会是要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以及印度学者查特吉的“政治社会”进行对话,尝试去描述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也不同于像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
而关于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之路,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劳工方的应对。通过层层中介的转移,国家形象在每一层中介那里都被用于同自身的合法性做联系,这也造成了国家形象在中介链条中不断的再生产。意图出国务工的人们一方面信任国家权力,但同样也担忧权力存在无法解决问题的可能。对于出国中介普遍存在的“灰色地带”操作,劳工们则认同且仅认同持有合法执照的中介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手段。而一旦发生外国中介的欺骗行为,劳工们的应对方案也是找政府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签发本国中介窗口合法执照的权力机关,而如果当地政府无法应对或解决问题,他们会准备法律文档,但将其用于上访,并借助北京的中央权力,用以督促当地政府给予实质性的赔偿。换句话说,在面对高度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中介链条时,劳工们采取的是某种机会主义立场,并仰仗对中央政府的强烈的道德预期。在项飙看来,这种强烈的道德预期,包括底层百姓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许也需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们共同考量,思考如何将这种老百姓的道德预期转化为某种语言乃至制度。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首先根据项飙教授此前的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他认为,项飙的研究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再到出国打工,首先会让他联想到博兰尼的《巨变》中提到的“钟摆”,但就中国当下的视角而言,像孙立平教授过去所期望的,由国家力量出发释放出原子化的个人,从而将中国社会引向来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是否可能呢?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社会实情和西方理论在对接上的尴尬,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人”,无法起到西方历史上的社会力量那样的变革作用。应星也提到了项飙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即“流动”。在他看来,正是流动的过程会让原有的秩序和问题被抽出,从而让新的秩序的塑造得以可能,并对比了自己过去就水库移民所作的研究,认为流动是一个理解秩序的可行入口。
另外,应星也就人类学的演变和研究对象的局限问题作出点评。他梳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中对远古文化的他者视角的关怀,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自己家乡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指出当前人类学界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的关注或许存在某种局限。应星认为,项飙所做的是某种“反家乡”的研究,而他在东北劳工问题中对中国研究的回归,其实是基于对世界和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在应星看来,研究对象的家乡化或非家乡化,其实都不如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感来得重要。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人类学或社会学在研究时,如果不能够跳脱出“社会”这一层局限,那么对于民族、政治问题理解就会受到限制。同时,他也呼应了项飙讲座中提到的“行政化”问题,他认为像西方那样,国家与公民或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并不常见,而中国的“社会人”熟练地操练着行政化的文化,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具有自身存在的逻辑。
项飙在回应中提到,市民社会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一大关切,背后其实存在和一般百姓理解的差异。对于百姓来说,“社会”一词意味着无序、可怕和欺诈性,这和知识分子思考的理想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另外,以出国到日本打工为例,行政化社会内部会尝试完成自身秩序的规范化,劳工在去日本打工前,需要回答是否去过日本、是否有在日亲属、是否了解日本的某某社会事件等等问题,而只有全部回以否定答案,才有可能获得去日本打工的机会,这是因为不能让在日劳工有与当地NGO或社会组织产生联系的机会。当然,项飙也表示,他的观察是一个对民间“操作”的考察,并不是某种大制度的阐述,但他也关注,百姓的国家想象和对中央权力的道德预期,是否能够把政治议题带回到日常操作之中。
随后评议人应星还补充提问道,在项飙的讲座中,“社会人”的面目多少显得有点模糊。他所好奇的是,社会人作为流动人群,其基本心态在项飙做的浙江村研究时期,与本次讲座所研究的十年前的东北出国务工人员之间,是否有什么区别?项飙回应表示,今天的社会人,相比于之前存在一种“末班车”心理,每个个体都存在着焦虑的心态,而出国打工之所以成为一大选择,也是因为中介在送劳工出国方面,工作效率极高,能够很好地填补社会人个体的时间焦虑,让他们尽快赚到钱。这或许是他两项研究里,社会人在不同阶段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心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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