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丨再思荀子的人性学说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有不同表述，由此，对其人性理论，也形成了种种带有歧义的解释。流行之论以荀子为性恶说的代表，这种人性理论又被视为孟子性善说的对立面。晚近以来，又有所谓“性朴”说，以为荀子的人性理论以主张“性朴”而非“性恶”为特点，这种看法既有曲意回护的取向，也有强求新说之意，似乎很难视为荀子的人性理论的恰当解说。合理的进路在于回到荀子本身的论述，并作综合考察。

在荀子那里，人性最初确实与“朴”联系在一起，所谓“本始材朴”之说便体现了这一点：“性者，本始材朴也”[1]。这种最初的天性既非善，也非恶，其特点在于自然而然，荀子以“不事而自然谓之性”[2]概述了这一点。按其内涵，“本始材朴”的原初人性，也就是人性的本然形态。荀子认为，这种原初的人性不同于现实的人性，它乃是本然意义上的人性自发衍化的产物，已呈现现实形态。对荀子而言，原初的人性（本然的人性）包含自然的趋向，后者是“本始材朴”的本然形态所内含的，也可以说是其题中之义。然而，如果让本然之性的自然趋向任意衍化，便可能趋向于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3]这里，人性被规定为本然与现实二个层面：在原初或“本始材朴”的意义上，人性处于本然的阶段；随着后天的作用和衍化，本然之性便转向现实形态：“恶”可以看着是现实人性的最初表现。需要注意的是，呈现“恶”之取向的人性，并不是人性固有的形式，而是通过“顺是”即后天的自发变迁而形成，这里的“顺是”值得特别关注，它属广义的后天作用形式，也是本然之性向现实人性转化的最初前提。由“顺是”而引发的人性衍化，不同于本然意义上的“本始材朴”，而是具有现实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人性之“恶”的趋向，则使最初的现实人性呈现负面意义，正是后者，使“化性起伪”成为必要：“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4]所谓“化性起伪”，也就是对已经处于“恶”的现实人性加以约束和引导，使之趋向于礼义。

不难注意到，在荀子那里，人性呈现二重规定：即本然形态与现实形态。人性的本然形态以“本始材朴”为特点，与之相关，将荀子的人性视为“性朴”论，既有一定根据，又并不全面：对荀子而言，“朴”固然也属人性的体现，但只是其原初的形态，而非全部内容，除了“本始材朴”的本然规定，人性还具有现实的形态，后者具体表现为二个层面：首先是顺乎本然的自然之性（“顺是”）所呈现的人性，其形式具有负面的意义（表现为“恶”的品格），这种形态可看作是“一阶”或初始的现实人性；从这一设定看，认为荀子的人性论侧重于“性恶”，也并非毫无所据，但是笼统地以“性恶”言说荀子的人性论，则似乎未能注意在荀子那里，这种人性一方面并不是人性的原初形式，另一方面也不是现实人性的终极形态。事实上，对荀子来说，人性的现实形态不仅仅以负面（性恶）为形式，而且包括经过“化性起伪”而变革初始之“恶”，使之归于礼义（“伪起而生礼义”）的现实形态，后者表现为以礼义为内容的现实人性。这一意义上的人性，可以视为“二阶”现实形态。

以上所述表明，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包含着对其不同形态的区分：以“本始材朴”为形式，荀子肯定了人性的本然形式；与之相关的是现实的人性，后者又被规定为二重形态：以“顺是”为进路，人性表现出否定或负面的趋向；在“化性起伪”的前提下，人性取得了与礼义一致的形式。在此，对应于“顺是”与“化性起伪”，人性的现实形态具有不同内容。质言之，人性中恶的趋向一方面不同于本然，而表现为现实的初始形态，另一方面又与“应然”难以相容。如后文将论，“应然”具有当然而未然的性质，作为人应追求或实现的形态，其内容以合乎礼义规范为特点。在荀子看来，从呈现负面意义的现实人性（恶）到“应然”形态的现实人性，需要经过“化性其伪”的过程。可以看到，荀子对人性的理解与孟子的实质差异，在于更明确并自觉的区分人性的本然趋向与现实形态。

进而言之，按荀子的理解，只有通过“化性起伪”、改造趋向于“恶”的负面之性，才能达到具有正面真正意义（合乎礼义）的现实人性。这一点，从荀子有关人性的一些论述中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荀子在比较人与其他存在时曾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5]这里所说的“知”包括知觉、欲望等，前面所引关于性恶的论述中，荀子已提及，人一开始具有各种自然的欲望，如耳目、声色之欲，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知”。在荀子看来，上述之“知”固然具有现实形态，但仅仅具这一层面的“知”，并不表明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相反，如果在人的现实存在中“顺是”，则可能走向否定或负面的存在形态；唯有从以上之“知”进一步提升到“义”，人才能达到他所确认的准则。也就是说，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处，在于“有义”。因此，具有负面形态的人性固然已通过“顺是”的活动而取得现实形态，但它仍不同于具有正面意义（合乎礼义）的人性，只有通过“化性起伪”而趋向于“义”，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质言之，人性的现实形态固然不同于本然之性，但这种现实人性同样有负面与正面之分。

关于人性的讨论上，实质上与“何为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性不仅与理解“什么是人”相关，而且涉及如何达到人的理想形态。如所周知，孔子提出“性相近”之说，以此作为人格成就的出发点，孟子则将“性相近”引向“性本善”，通过本然之性与现实人性的合一，为人格涵养提供依据。在孟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与尚未达到理想之境的人的差异，主要在于内在根据（善性）不同，这种根据同时构成了人格发展的出发点。与之不同，荀子区分了人性的本然形态与现实形态，人格的完善不仅以本然到现实的衍化为指向，而且相应于现实人性的不同内涵，表现为通过化性起伪而由初始的（一阶的）现实人性向合乎礼义的（二阶的）的现实人性转化，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6]便突出了后一趋向。对荀子而言，“本始材朴”的本然之性只是最初的对象和依托，无法成为人格涵养的现实出发点，达到“完美”人格之境，主要依赖于后天的人为和努力：“无伪则性不能自美”[7]。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荀子一再指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8]化性起伪的具体内容，也就是通过社会的影响与个体自身的作用，以变革经过“顺是”的后天自发衍化而趋向于否定形态（恶）的现实人性，使之合乎礼义。这里，理想的人格一方面不同于“本始材朴”的本然之性，另一方面也有别于自发衍化而形成的否定形态的人性（以“恶”为呈现形态之性）。

化性起伪之“伪”（人为）具有多重形式，从总体上看，它主要表现为后天的积善过程：“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9]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既取决于习俗（环境）的影响，又关乎后天的教育的作用：“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10]大致而言，以上因素主要涉及社会的文化历史发展。与之相关的是个体的习行（做事）：“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11]环境、教育的影响具有外在的特点，它固然可以使个体把握普遍的礼义，但这些社会原则只有进一步内化为人的规范意识，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事实上，礼义之中的“义”，本身便展现为内在的伦理观念，所谓“成圣”，也就是以此为据，展开切实的践行：“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12]行的具体内容即社会领域的践履和做事，总起来，个体的这些活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格之境的不断提升。

当然，通过“化性起伪”而达到的合乎礼义之人格，主要表现为对现实人性的变革，这种人格形态诚然超越了现实之“恶”，但仍有别于应然形态的理想之境。人性的理想形态（应然形态）作为当然而未然，具有“全而粹”的完美特点：“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13]达到这种应然的理想形态，展开为一个不断“积善”的过程。这样，概要而言，荀子所理解的人性，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与每一阶段相应的特点：以“本始材朴”、“不事自然”为形式，人性表现为本然形态；经过“顺是”的自发衍化，逐渐形成了具有负面内容的现实人性（“恶”）；基于“化性起伪”的变革过程，人性开始走向合乎礼义的现实形态；在“积善”的无尽过程中，人性进一步趋向于“全而粹”的应然（理想）形态。以上过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本然、现实到应然的进展。

——————————

[1] 《荀子·礼论》

[2]《荀子·正名》

[3] 《荀子·性恶》

[4] 《荀子·性恶》

[5] 《荀子·王制》

[6] 《荀子·性恶》

[7] 《荀子·礼论》

[8] 《荀子·性恶》

[9] 《荀子·儒效》

[10] 《荀子·荣辱》

[11] 《荀子·正名》

[12] 《荀子·儒效》

[13] 《荀子·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