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传播模式回顾

“首脑外交”一般指的是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亲自参与、促成的正式或非正式活动。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受到媒介技术革命、公众舆论日益渗透外交领域以及风险社会全球性危机管理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首脑外交”已兼具传统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复合属性。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长达16年总理任期内，积极践行对华首脑外交，其引领的“默克尔时代”占据中德现代建交史近三分之一时段。随着默克尔2021年10月正式卸任，回顾、分析其主导的对华首脑外交实践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回顾分析了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的三种传播模式，即人际化首脑外交、媒介化首脑外交、虚拟化首脑外交。

从首脑外交传统来看，中国与联邦德国(西德)于1972年正式建交后，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互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双边关系未出现重大波折。1975年，施密特—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开拓者成为首位访华的西德总理，他一生访华15次，撰写了《理解中国》一书。“德国统一之父”科尔于1984年首次访华，并在任内四度访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于1999年首次访华，执政七年内六度访华。之后便是德国首位女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她于2006年首次访华，至2019年共计12次访华，是访华次数最多的现任西方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历任德国总理都积极推动中德关系，其中施密特和默克尔被认为对中国深感兴趣、了解中国较为深入，两人皆被中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尽管中国与德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却取得全面、迅速发展，显示出超越双边关系范畴的战略前瞻性，是大国关系中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典范。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的任期长达16年，默克尔时代占据中德建交史近三分之一时段。可以说，默克尔是中德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离不开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的努力。默克尔提供了大国首脑外交、公共外交研究的独特样本，对其首脑外交实践进行研究，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世界意义。

默克尔对华人际化首脑外交

默克尔任期内，中德首脑互访频繁，默克尔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默克尔访华12次，与胡锦涛公开会晤7次，与习近平公开会晤19次(含疫情期间视频会晤5次)。相应地，中国首脑也曾多次访德，胡锦涛在国家主席任期内访德1次，习近平在国家副主席和主席任期内共访德3次，温家宝和李克强在各自的国务院总理任期内分别访德4次。中德首脑如此罕见的高频互访，反映了双方对两国关系、欧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意味着尽管在国际局势变动中两国一直存在分歧和竞争的一面，但双方仍致力于寻求扩大共识和合作领域。为此，默克尔在任期间高频访华，而其对华首脑外交最鲜明的特色是她亲自到场的人际化互动。

行为主体：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德国高层政商界访问团

默克尔历次访华，皆率大型企业家访问团同行。以2006年默克尔首访中国和2019年最后一次访华为例，2006年默克尔率经济部长等内阁要员及40多人的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而在2019年，与默克尔随行的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联邦议员不在其内。由此可知，除了加强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外，推进中德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一直是默克尔访华的重点。

从访华背景来看，寻求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与危机解决方案是默克尔首脑外交实践的最主要动因。在默克尔任期内，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曾跌入“冰点”，2008年她第三次访华被广泛认为是她主动修复关系之旅；此外，其执政生涯伴随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美中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和国际政治震荡，从国内外大局考虑，默克尔访华是顺应民意和应对国际变局的一大考量。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实行“美国第一”政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逐渐抬头，这给欧盟和德国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德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东方”，寻求符合其利益的新合作伙伴，与中国合作成为德国重要的战略选择。

行为客体：从政府高官拓宽到各界意见领袖、精英及民众

默克尔访华期间互动的群体除了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外，还有各界意见领袖、精英群体以及包括游客、农民、市民、厨师在内的广大民众，接触的群体越来越广，外交活动呈现越来越公开化的趋势。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官民互动，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活动越来越成为全民“敞视”的公共景观。

默克尔访华之旅面向的人群中，政界、商界和媒体是主要对象，这再次印证了经贸领域一直都是中德合作的重点，而媒体在场是由于中德首脑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这一例行活动。除了会见官方人员外，默克尔还积极会见非政府人员、民间团体，并与各界精英、普通民众频繁互动。2006年5月，默克尔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到北京菖蒲河公园散步，学习太极柔力球玩法，与晨练的居民握手交谈。2007年8月访华期间，默克尔入住宾馆普通套房(价格为总统套房的二十分之一)，和普通客人一起吃自助餐。2014年7月访问成都期间，默克尔逛了神仙树农贸市场，与市场里的民众交谈，购买了豆瓣酱和八角，还进入老牌川菜馆“成都印象”学做宫保鸡丁。与中国普通民众的亲密互动为默克尔赢得了大量中国“粉丝”,建构了她的亲民形象。

访华路线：从中德合作重点城市延伸至大街小巷、城郊乡镇

默克尔访华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默克尔12次访华，除了首都北京外，每次访华她几乎都会造访另一座中国城市，一共亲临了11座除北京之外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沈阳、杭州、深圳、武汉，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中德合作的重点城市。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并与中国民众互动，她还经常走街串巷,深入乡村访问农户、乡镇小学等。2015年10月，默克尔在访问合肥期间，参观了大圩镇金葡萄小学，并给小学生讲数学课；与市郊大圩镇沈福村村民聊家常，了解中国农村百姓的寻常生活；进蔬菜大棚，主动与偶遇的九旬老人打招呼，并热情和村民握手，用中文说“你好!”问候他们。

访华活动：从官方会晤拓展到越来越多面向公众的活动

从默克尔访华活动的内容来看，从2006年首次访华到2019年最后一次访华，除了常规的官方会晤外，默克尔主导和参与的面向公众的活动日益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共外交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涵盖官方和民间舆论场，注重传授双方双向互动、关系建构与相互影响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默克尔所有面向公众的活动都是体验式的，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她获得了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直接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默克尔对中国的认知。据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实现了从“刚执政时学着像小孩一样了解中国”到卸任时被中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显著转变。

默克尔对华媒介化首脑外交

媒介化首脑外交是辅助人际化首脑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举例来说，一国元首在对他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有时会伴随参加记者招待会、接受他国媒体采访、发表署名文章等媒体活动安排，但这些并非对外交往的必选项。默克尔对华媒介化首脑外交的主要形式是在访华期间或国际重要场合发表涉华演讲。一国元首在国际场合发布的演讲是具有重要政治内涵、外交意义的官方话语，是一国政府用于发布权威信息、表达政治立场、宣扬国家内外政策、建构国际关系的一种主要的政治传播方式。

自2005年上任以来，默克尔主导并推动了数十场对华媒介化首脑外交活动；在国内外的多个外事场合，无论是双方互相进行国事访问，还是参加国际首脑会议，默克尔都围绕中德关系发展和国际时局发表政治演讲。受众除了双方的政府要员外，还包括企业界、学界、媒体、科学界以及广大的普通民众。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呈现出面向首脑、政商界精英及公众的特性，在媒体的放大效应下，默克尔涉华演讲成为典型的媒介化政治传播现象。

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官网采集到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16年间发表的34篇涉华演讲稿。这些演讲稿显示默克尔对中国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无论是访华还是参加国际会议，她都会谈到中国对德国发展以及对解决全球议题的重要性；就演讲发表场合而言，默克尔的访华演讲一共14篇，占其涉华演讲稿的41.2%；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温家宝)访德期间默克尔发表演讲4篇，占其涉华演讲稿的11.2%；默克尔出席重要国际场合发表涉华演讲16篇，占其涉华演讲稿的47.1%。

随着中德关系特定政治语境的变迁，默克尔涉华演讲议题呈现出一定变化。在担任德国总理的第一任期(2005—2008年)，默克尔关注较多的议题是经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人权、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全球权力格局；在第二任期(2009—2012年)，默克尔主要关注的议题为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开放市场、中德关系升级、科研创新驱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文化；在第三任期(2013—2017年)，默克尔主要关注的议题包含德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中关系、全球治理、如何认知崛起的中国、人文交流、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在第四任期(2018—2021年)，默克尔主要关注的议题有多边国际关系、科技智能领域合作、新冠疫情应对、世界多极格局、重振欧洲经济、发展自由贸易。

寻求中德经贸合作以及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关注一直是默克尔演讲中的高频词。从议题内容的广泛度来看，默克尔对中国的认知逐渐加深，除人权外，还逐渐对中国文化、学术、经济社会发展、脱贫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大熊猫等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与兴趣。

默克尔对华虚拟化首脑外交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语境下，借助视频会议展开的虚拟化首脑外交成为首脑外交的“新常态”。在此语境下，默克尔卸任前两年，借助云端虚拟空间开展了一系列对华虚拟化首脑外交。本文在对默克尔出席虚拟国际峰会时所发表的五篇政治演讲进行话语分析后认为,默克尔在不同的国际场合运用了内外有别、场景化的语境传播策略定义中国和中德关系。

从更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来看，默克尔在访华等重要场合发表演讲折射出德国的对华政策、国际社会的对华认知以及默克尔本人的角色定位等深层次背景因素。默克尔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不仅代表了德国，也代表了欧盟，比如她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对话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对德国和欧洲的重要性:

“……必须坦率地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关于中国暴发疫情的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这些信息的透明度可能还不够高。在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期间，我们在巩固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该协定是2013年开始的漫长谈判的主题，并达成了政治协议。为什么我对我们能迈出这一步感到如此高兴?因为我相信，我们可以确保欧洲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在质量上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反过来将意味着我们促进了与中方的公平互惠，这将在补贴方面促成更大的透明度，特别是对国有公司的补贴。”

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会议的讲话中，默克尔则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与全球议题重要贡献者的双重角色:

“……第二个也许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关于中国的联合议程。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中国帮助解决全球问题，例如与生物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作为跨大西洋联盟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采取行动,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发挥。”

结语

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综合运用了人际化、媒介化和虚拟化三种传播模式。从公共外交层次来看，默克尔综合运用了媒介“独白式”、人际“对话式”以及多元主体“合作式”传播策略，让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其首脑外交过程，拓展了首脑外交面向的广度、丰富了首脑外交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增强首脑外交的公共外交属性，建构了亲民、可爱、低调的首脑形象。默克尔在实践虚拟化首脑外交时，则采取了内外有别的话语建构策略，在欧盟外的演讲中更多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而在欧盟内部演讲时则更多流露出对中国的警惕，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展示出超越双边关系范畴的战略前瞻性。

默克尔对华首脑外交是大国关系中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典范，对首脑外交、公共外交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陈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夏季号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