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石硕：忆严文明与童恩正先生

我学考古出身，如今做民族研究。一次，和几位同行聚会，席间聊到一个话题，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不少学者，均学考古出身。大家七嘴八舌，数出不少人。当时并不在意，事后细想，觉得十分有趣。随即想到一个问题：此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否蕴含一些被我们忽视的道理？不得而知。令我难忘的，是引我入学术之门的两位恩师：严文明和童恩正。

我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9年，原担任新石器时代课程的杨建芳教授赴港继承遗产，无人承担这门课，遂邀请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来川大为考古班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论”。我真正领略大师风采，明白大学何以被称作“学术殿堂”，正是严先生的授课。记得严先生第一次上课，穿一身浅灰色燕尾服，整洁、庄严、典雅，严先生个子略高，坐在讲台前的椅子里，一开口，就牢牢吸引了全班同学。严先生语速不紧不慢，声调不高不低，从容、干净、平实，娓娓道来，没一句废话，亦无任何噱头和哗众取宠。讲授内容，视野宏大、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区系类型、典型器物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关联性，条分缕析，讲得明明白白、引人入胜，真像是讲一部精彩纷呈的无字“天书”。我当时的感受，完全可用“震惊”来形容。我想，能将遗物、遗迹、遗址且略嫌枯燥的考古材料讲得如此生动、引人入胜，且如数家珍，真是把考古学提升到了“艺术”境界，展示出考古学的无限魅力。说实话，我当时对考古并无多少兴趣，仍延续进大学前的文学爱好和阅读。大学四年，我从图书馆借阅了无数世界文学名著，还订阅了四年《诗刊》，这些爱好本能地对考古专业学习产生排斥。但严先生的课，却激发起我对考古的浓厚兴趣，开始思考和关注考古材料所呈现的诸多文化现象。严先生的课是一学期，每次上课，如沐春风，是极高级的享受。严先生的课，不仅我，全班也无人落下一堂。如果说，我初知学术，至今还有一些考古学底子与兴趣，均得益于严先生的授课。严先生是把我从不知学术为何物的“野孩子”引入学术之门的老师。

严文明先生

本科阶段，另一位激发我学术兴趣的，是童恩正先生。童先生给我们讲授“西南考古”，口才一流，视野开阔、严谨又富于想象力。其时，童先生刚主持发掘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归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给我们讲起西藏灿若星辰、蓝宝石般的湖泊，讲起西藏的蓝天白云，高原的美与无穷魅力，激起我美好的想象与神往。课堂上，童先生还特地讲到西南考古文化中，存在大量北方文化因素，分别从石棺葬、石棚-大石文化、典型器物等逐一列举大量证据。这正是他后来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思路。可见，那时“半月形文化带”已在其头脑中酝酿、萌芽。童先生的课思路开阔、语言流畅、富于想象力，给人诸多启迪。我印象深刻的是，童先生讲考古材料时，总不忘关注考古现象背后的人与社会。如他讲到卡若遗址中存在大量石砌建筑，即将之置于广阔地域和文化背景中分析讨论，并引申到人群的交流与迁徙，给人诸多启示。一次，与老大哥刘复生教授同机赴昆明，一路上聊起当年系上老先生们做学问的风格。他告诉我，当年童先生《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发表后，系上某些先生并不太认同，认为有悖川大史学一贯扎实、实证的学术传统。刘复生教授说，当时川大历史系老先生分两派，一派是守旧派，主要做“实”学；另一派是新锐派，做有思想的学术。童先生属于后者。今天看来，童老师超越考古学范畴，在历史、民族、人类学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正是他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这是对“有思想的学术”之魅力的生动诠释。

童恩正先生

严文明和童恩正，是让我知晓何为考古学，何为学术，感受学术之魅力并初窥“学术殿堂”的两位先生。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先生竟是中学同窗、室友，曾睡一张床的上（童）下（严）铺，且均酷爱理科。后来得知，严先生来川大授课正是缘于童先生的力荐和邀请。我曾目睹下课前，童先生在教室门外恭候严先生的情形。北大李水城教授在回忆童恩正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1976年，严先生在陕西周原遗址开门办学，童先生作为四川大学的教师前去参观，见到严先生他便问：‘你还认识我吗？’两位老同学遂相认，并紧紧拥抱。20多年过去了，这两位喜爱理科的高中生竟然都成了考古学家，这一传奇经历真可谓学科史上罕见的轶事。为此我也曾困惑不解的问过严先生，你们俩那么熟，而且在国内专业考古杂志都有文章发表，考古圈子又这么小，怎么会一无所知？严先生说，谁能想得到啊！我俩当时都偏爱理科，且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又那么多，我还一直以为这个童恩正可能是位老先生呢！估计童先生也可能有类似想法。”（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

其实，严先生走上考古学道路，也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严先生因酷爱理科，报考的是北大物理系，却阴差阳错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不同的是，严先生走上考古专业道路后，基本以考古为主业。童恩正则不然，选择了“两栖”发展。童先生毕生热爱科幻，在科幻文学领域有极高天分和成就，被誉为“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走上考古专业道路后，童先生“偏爱理科”的种子仍然延续，并生根、发芽，在科幻文学上结出硕果，成为著名科幻文学家。我曾参加童先生葬礼，葬礼上主要是两拨人，一拨属考古学界，一拨是科幻文学界。童先生在科幻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力，从两件小事可得到说明。1978年我入学一段时间后，得知考古班20位同学，竟有一半是因读了童先生科幻小说《古峡迷雾》而选择考古专业。大学毕业后，童先生被分配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做编剧。后应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要求，调回川大做冯先生助手，开启了考古职业生涯。其次，我的一位博士生是科幻文学爱好者，常参加科幻文学界的活动。他告诉我，科幻文学界不少人认为，童先生在科幻文学领域的成就和地位，远超过他在考古学的成就与地位。这令我惊讶。我问，为什么这样认为？他告诉我，科幻领域的大部分人是科学、科普背景，或是有科学兴趣的文学爱好者，但很少有像童先生那样有深厚人文底蕴，又兼有科学素养，并有着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丰富想象力和文学才华。1978年童先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当时国内科幻小说所获最高文学奖），后被搬上银幕，产生巨大反响，首开科幻作品搬上银幕的纪录。童先生是中国科幻文学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引领者，其科幻作品在科幻文学界至今仍被奉为圭臬。科幻文学创作虽给童先生带来巨大声誉，但毕竟只是副业，当时环境下也给他带来一些困扰。我读本科时，据闻童先生评副教授时，被指斥为不务正业，称应到中文系评职称。幸好当时严先生正在川大上课，学校人事处干部和历史系领导专门就童先生专业水平求教于严先生，严先生的回答是：“童恩正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仅就考古而言，他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也是一流的。”童恩正才涉险过关。（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

我本科学考古，硕士读隋唐史，博士转为民族史。转了一圈，对考古、历史、民族略知一二。据我的粗浅体会，考古学是最能激发好奇心与想象力的学科，与警察破案的刑侦学颇相类似。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其呈现有偶然性，并常有缺环和断裂，如何将零散、破碎，充满缺环、断裂及偶然性的古代实物材料串连成一个逻辑证据链，所依凭的正是由好奇心激发的强烈问题意识和卓越的想象力。比如，拿起一块出土陶片，据其厚薄、纹饰，首先会想这属于什么器物？该器物作什么用？其次，对面一个聚落遗址，不禁会联想，聚落水源地在哪里？人们如何取水？聚落同周边人群如何交往？聚落中出现的海贝是装饰品还是有货币功能，等等，这些都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严先生在综合和系统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区系、类型基础上，从整体结构上提出阐释新石器时代考古体系的“重瓣花朵”理论，充满哲学思辨与诗的意境。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没有丰富想象力绝无可能。严先生致力于稻作文明起源研究，担任中美合作水稻起源项目负责人并取得重大突破，也与好奇心、想象力和酷爱理科的背景密切相关。严先生对自己几十年考古生涯的评价是“不为考古而考古”，其深意值得细细体悟。童先生依据西南与中国北方地域存在大量相似考古文化因素，提出从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大跨度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所凭藉的同样是以实证为基础的想象力。科幻文学最富于想象力，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与他在科幻文学领域的想象力不无关系。事实上，学术创新与想象力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密切内在关联。诚如李水城教授所言：“今天回过头看，童先生‘两栖’爱好的个性不仅激发了他的学术创作灵感，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研究领域。”（李水城：《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

其次，考古学有极大开放性。考古学的根基是“透物见人”，故其同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人文地理、生态学等均有密切内在联系。此特点使考古学在方法、视野与研究路径上呈现极大开放性。我在撰写《半月形文化带：理解中国民族及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一文时，经层层剥离，惊奇地发现，童先生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关键，正在于“立足考古却不止于考古”，而是将考古学同历史、民族、人类学、地理紧密结合。这与严先生的“不为考古而考古”，实异曲同工。这种熔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于一炉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在1980年代极为新锐，可谓独领风骚。童先生亦曾广泛涉足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其1990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是国内最早介绍该学科的专著。他是中国民族考古的开拓者，其1987年创办的《南方民族考古》，开风气之先，成为当时继《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三大杂志之外为数不多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之一。很大程度说，综合的学科视野，开阔的思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辅以卓越的想象力，是严文明、童恩正两位先生在学术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考古学的“根”是人文，而非科学技术。今天，考古学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如年代测定、文化地层的浮选等等，但这并不改变考古学的人文学科属性。一次评审会，偶遇北大考古系孙华教授，谈及当前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日益技术化的趋势，他说了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考古学太技术，没有出路。”这是一个洞见。错把手段当目的，是人们下意识常犯的错误。考古本质是“透物见人”。“见人”是考古学的“根”。偏离这个“根”，考古学没有出路。我想，这可能正是孙华教授的本意。

考古学既实证，又开放；既严谨务实，又不乏好奇心、问题意识和想象力。古人云“工夫在诗外”。严文明和童恩正能在考古学领域自由驰骋，做出重大建树，和他们年轻时“酷爱理科”，有卓越想象力，且从不拒斥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并从中汲取养分，均有极大关系。

考古学用实物复原历史，比历史学更实证。因为实证，考古学的精神气质与科学颇相类似。科学的根基也是实证，但想象力却是科学进步的翅膀。这是否意味着越实证，越离不开想象力？不得而知。考古学的实证、严谨，使其不易“飘”和堕入虚妄；但考古材料获取的偶然性及常有断裂、残缺，则颇能激发好奇心和问题意识，给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些学科属性，使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批学术史上耀眼的大师级学者，如李济、徐旭生、梁思永、裴文中、冯汉骥、夏鼐、曾昭燏、林惠祥、宿白、苏秉琦、石兴邦、安志敏、邹衡、张忠培、俞伟超、张光直、严文明、童恩正，等等，不可胜计。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中，考古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性学科，且异彩纷呈。道理何在？颇值得深思。这或许暗示一个事实：在“实证”即坚守事实基础上，好奇心与想象力乃学问之母。丧失了好奇心与想象力，不但失去创造力，学问也会失去灵魂而变得索然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