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中的艺术人生：李可染书画文献上海展出

5月30日，“濡染家风：李可染家书中的艺术与人生”主题展在上海外滩111号艺术空间开幕。展览以李可染写给子女的家书为主线，勾连起他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创作。展品中除了李可染的书画精品，还有他的信札、手稿、照片、老物件等珍贵家藏文献资料，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向公众呈现。

李可染（1907-1989）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画家之一，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人生经历与其个性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所选择的艺术道路与现实中对生命的理解是否有所关联？

展览开幕式现场

展览现场

“今天人们提到祖父，大多联想到的是他的学术声望和艺术成就，但是在我们家族叙事中，那些私人记忆才是更弥足珍贵。”李可染孙女苏蔓薏介绍，从辛亥革命到上世纪20年代，她的曾外祖父苏少卿和祖父李可染不约而同地背负行囊，告别故乡徐州，像许多当时的有志青年一样，闯入风云际会的上海滩。苏少卿加入上海文明戏社团开明社，李可染则投入上海美专求学，从此两人把事业和家庭的根基扎在了上海。他们曾经在沪上的居所——金陵东路笃行里，仅距离此次展览的地点不到1.5公里。

1932年李可染在徐州

徐州李可染旧居

1989年李可染去世后，家人继续对他的回忆整理和文献收集。这些工作进行了三十多年，从第二代持续至第三代，包括口述记录、资料整理、家物的收集。此次展览通过“故园之思”“舐犊之情”“艺道传家”三个板块，用李可染的书画作品与文献资料交错展呈的方式，向观众传递了李可染在艺术上的探索和理念，更重要的是展现他的另一种身份——一位在时代潮流中时常牵挂并以身作则影响着子女的父亲。而家书，作为画家私人化的一面，生动地展现了李可染朴素真实的人格魅力，和务实进取的人生态度。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家书和艺术创作，相互映衬，形成了有趣的艺术-人生对话；同时又体现出画家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在不同层面所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策展人丛涛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展览的三个板块也对应着李可染的人生三个阶段。‘故园之情’主要讲述了他在杭州艺专、徐州老家的生活，以及戏曲理论家苏少卿、第一任夫人苏娥对其影响，这个部分是李可染的生命底色；第二板块是此次展览的重点，呈现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家中最真实地呈现了他的为人品性、对艺术的求真态度，是他的本质；‘艺道传家’中他也告诫自己的孩子艺术需要创新，需要下苦功。”

观荷图
纸本水墨 1940年代
69x45.5cm

走进展厅，首先呈现的李可染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两幅作品。一幅《观荷图》，一幅《风景》。与李可染晚期山水的用笔厚重、顿挫有力相比，《观荷图》在人物画的塑造上用笔潇洒放逸、墨色简淡清雅，继承了传统写意人物画的精髓。这件作品中，人物形象朴质却不拙陋，富于诙谐、机智的特色和生活情趣，这种飘逸而灵动的绘画风格，在李可染上世纪四十年代深受齐白石艺术熏陶后有了明显的改变。

李可染初入画坛之时，就凭借笔下传统中国山水颇受赞誉，后又走着简练、潇洒、飘逸的文人画路子。作为齐白石的弟子，白石老人曾为李可染作《五蟹图》并题：“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以横行矣。”

风景
纸本水彩 1940年代
24x29.5cm 

李可染很早就接触了西画，16岁考入上海美专，初涉西画，22岁考入杭州艺专研究生部，师从林风眠，专攻素描与油画。《风景》这幅作品就是李可染在杭州艺专时期的创作，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有着非常好的西方绘画训练背景。李可染的创新走了一条相当艰难的路，就是回到传统里创新，融合创新是相对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但李可染选择回到传统，他曾言“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写照。

俯首甘为孺子牛，展览现场
纸本水墨 1984年
69x20cm 

与这两幅作品相对的是李可染的一幅书法作品《俯首甘为孺子牛》，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书法艺术进入到十分成熟的阶段，他立足碑派体系而又广收博取，字体于朴拙中透出灵动。而这几个字，就代表了他的艺术态度。”丛涛说。

看山图
纸本水墨 1981年
67.7x45.6cm

展览上还展出了李可染晚年时期的一件代表作品《看山图》。牛，是李可染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他也将画室命名为“师牛堂”。上世纪40年代，李可染寄住乡村，每日见牧童放牛而去，日落骑牛而归，牛儿日常的状态尽收眼底，憨厚可掬的形象也为画家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当时正值抗战期间，李可染笔下的牛以坚韧、勤劳、踏实、牺牲的精神激励着国人。此后，牧童与牛成为他艺术世界中有别于山水画的一片更加纯粹的精神乐土。

展览现场，李可染与家人们的照片

家书万金

在家书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李可染？

“玉霜：......现在看来画画最重要的主要有一个强调写实功夫。在作风上可以千变万化，但这是一个根本，否则要想正确反映客观现实和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事物发展既有它的一贯性，同时又有它的阶段性。人学习东西往往只看到它的最后目的，而不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经过很多过程。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过程，想一下什么都完成，其结果是困难重重，往往是什么也完不成。要写实就做到轮廓准、明暗准、色彩准……要达到准，就要在客观事物上探讨它的规律。我说这话看来像对小学生讲的，可是有很多人头发白了，这一点还没有达到。此学艺术废品率所以高也。匆匆写此祝你早日恢复健康。父可染。”

李可染写给儿女们的家书，展览现场

“玉虎：......你自幼因环境关系，没能好好读书，这应该说是很遗憾的，现在你既有志于在戏剧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学习，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现在你就可向希望报考的院校要招生简章，准备报名戏剧学院校的大学部某一科系，或考戏曲学院的编导训练班，甚至考其他院校的文科哲学，都随你的志愿。.....如今年万一考不取，仍然安心回原工厂工作，今后抓紧时间准备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后年，在30岁以前可以连接考下去，‘有志者事竟成’，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接信后，还有什么问题困难，就写信来，祝努力。父可染。”

李可染写给儿女们的家书，展览现场

这次展览中的家书大多写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间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迷茫。期间，李可染一度无法画画，但面对正处于求学和立业中的子女时，他却始终强调要走正路，下苦功，鼓励子女不放弃；作为父亲，他不只有理性和坚忍，也有温情和柔软，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和健康，坦言自己的牵挂与情愫。在家书中，还能够看到李可染在社会动荡中的坚持，支撑坚守的是对朴素道理的判断和对正路的信心。

李可染是孩子们心中“伟大的父亲”。1950年代，李可染要变革中国画，走遍山川，立志突破中国画面貌；而他的子女们正在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年月，他们随父亲的艺术变革之路成长，并且因之对他们自己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身处几个不同的城市，通信成为后来父与子交流的主要方式，李可染喜欢收到孩子们的来信，他亦会给孩子们写长长的回信，他记得每一个孩子的每一时的状况。

丛涛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除了书信还有一些实物，也能看出李可染的性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可染学习了毛泽东语录后，他就会在封面上写明送给哪一个孩子，他知道针对性地给孩子们不同的指导。他也鼓励孩子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儿子苏玉虎喜欢戏曲，他就将录音机给苏玉虎；李玉双喜欢画画，李可染就把自己的速写本送给李玉双。”

李可染将自己的速写本给了同样喜爱作画的李玉双

外人总以为李可染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但李可染也有风趣、滑稽、幽默的一面，是一位风趣的智者。李可染之子苏玉虎回忆：“据家中四姑讲，他能拿一把油纸伞，撑开在伞面上滚动一个小球。这把伞在底下转，那个小球在上面转。小球看上去就在原地那么转动，实际上伞是在下面转的，他还会变很多小魔术。我父亲自己说过，解放后南美洲智利有个画家叫万徒勒里到中国访问（他是进步画家）上面安排李可染接待，日程中要参观上海，李可染在火车上给那个万徒勒里变小魔术，一个硬币在手背上一会变没了。万徒勒里觉得很奇怪，猜不透。”

苏玉虎也爱戏曲，改革开放后李可染就赠送了一台录音机给苏玉虎

李可染他常自称是“时间的穷人”，但每当夜深人静可以休息了，他一人独坐画室，会打开录音机听上几段京剧。苏玉虎回忆：“老生他爱听余叔岩、杨宝森；青衣他最爱听程砚秋，因为‘程腔’常入‘险径’,‘似奇反正’，绘画亦同此理，格调高雅；花脸则对裘盛戎入迷。另外则喜爱听江南的评弹。每当我也在北京时，到了夜晚，他常把我叫到画室陪他听上一阵子录音，边听边议论品评优劣。”

漓江
李可染、李玉双合作
纸本水墨 1971年
69x52.5cm

为河山写生

上世纪50年代初，古老的中国画经过漫长的历史嬗变，乘革故鼎新的时代大潮，酝酿新的艺术革新。

1946年，李可染收到徐悲鸿的邀请，来到北平艺专任职，教授中国画。新中国成立后，彼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在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已经取消了中国画系，李可染只能凭借着早年西画的基础在绘画系教授水彩课，中国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不畏条件的艰苦，无惧改革的艰难，李可染将改革中国画的命运与自己相连。1950年，他在《人民美术》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率先提出了要深入生活和自然，重新挖掘中国画之源泉。他深深感受到传统中国画所面临的时代语境和艺术困境，并意识到唯有面对现实、面向生活，才能让古老的中国画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

1954年，47岁的李可染镌刻“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以自勉，与张仃、罗铭决心南下写生，带着从《新观察》预支的一百元稿费，在祖国的广阔山河中找寻艺术灵感。

以毛笔宣纸现场对景写生，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史无前例。接下来的几年中，李可染画景，画人，画生活，也画时代。他二下江南，踏足巴蜀，漫游漓江……笔下所绘景致越多，山水新法越莹然于心，在他的笔下诞生出一大批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

北海写生
纸本水墨 1956年
40.5x49cm

本次展览展出的《北海写生》创作于1956年，是李可染继1954年开启中国山水画写生之路后的再出发。在《北海写生》中，李可染将西画创作中对形、光、色的表达，有机地融入在传统的、写意的笔墨体系之中：公园中的树丛以阔笔铺陈，略施淡彩，留白处的高光留给水面和林间的小道，这些留白往往构成了画面的气脉，而用淡墨染出的光影变幻则将水的独特形质刻画出来。

1956年，李可染从直接对景写生发展到了对景创作，构建了中国画创作的新方法。这一创造性的结合不仅是中西文化大碰撞后“以西润中”的成功探索，也是对中国画传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最好的实践。

《漓江》
纸本水墨 1973年
48.3x81.7cm

在祖国各地远游写生的过程中，李可染对漓江倾注的感情最深，从1959年开始画漓江，一直持续至1989年，几十年间，他从画漓江之形，到捕捉漓江之神，最后完成了对漓江之韵的表达。

 本次展出的《漓江》创作于1973年，彼时正是李可染开始将生活实景进行提炼概括，开启对漓江山水绘画语言的探索时期。画面中，山峦重叠，数只船帆溯流而上，丰富的用墨层次和强烈的光影效果，共同构成了李可染画面中“逆光山水”的独特风貌。江水宛转的穿插布局不仅将不同远近的山体加以区隔，也构成了联接，从而产生出纵深的空间感；近处山峦以浓墨皴笔来表现，加上对水中倒影的处理，使画面呈现出将清、秀、奇、幽蕴藏于雄浑之中的博大感。 

人在万点梅花中
纸本水墨 1962年
68x46cm

“人在万点梅花中”是李可染钟爱的题材，此类作品最早见于上世纪60年代。彼时的李可染不再作长途写生，而是把精力集中于画室的创作中。60年代前期，他除了教学之外，常被邀请到秦皇岛北戴河与广东从化，一边疗养一边作画。多年的写生经历使他摆脱了对自然物象的依赖，画出属于心中的山水。这幅作品正是1962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休养时期创作的作品。

通过画中题跋可以了解到，这件作品是画家对其提出的“采一炼十”艺术主张的灵活运用，他用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无锡梅园盛开的红梅挪到苏州拙政园中，院内的假山石也变成了桂林的奇峰怪石。

苦学派
纸本水墨 1986年
68x34cm

展览以一幅《苦学派》收尾。“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李可染表达的“困而知之”是他在时代命题和艺术困境面前保持的高度清醒；他的“下苦功”是在熟悉东、西方艺术后，面对中国画变革的困境所走出的一条打入传统、走遍山河的苦行之路。

李可染后代李冬梅也在开幕式上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祖父的学术研究就逐渐深入，到今天已经硕果累累。今天，更年轻的下一代已经活跃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可染艺术能与当代年轻人产生更多的理解与互动。基于此，我们此次邀请的策展和设计主创团队全部为85后甚至90后，这在过去的历次可染艺术展中，是绝无仅有的。‘笔墨当随时代’——正是祖父希望其艺术的呈现方式，也更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气息。今后，我们将为此做更多的尝试。”

此次展览由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李家山水（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展览将展至7月26日。

展览地址：上海市九江路111号上投大厦外滩111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