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40年生存发展报告·样本⑤｜华川实业：桑梓与纸

【编者按】

浙江是革命红船的启航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先行地。

数以百万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浙商，无疑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第一主角。浙商生动而极富活力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这一决定中国改革成败的“三大率先突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浙商改革开放40年的许多探索和突破，其价值与意义不仅是浙江的，更是中国的。

基于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共同组织研究、撰写并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这也是澎湃新闻在改革开放史报道领域，第一次从观察者、记录者姿态，转身而为推动社会前行的介入者、助力者。

本组报道共6篇，以下为华川实业企业样本篇。企业样本篇均为本次报告的联合发布方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学生调查撰写。

从浙江义乌市最热闹的小商品市场转两次公交，花去近两小时，才算到了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川集团”）。从1966年的赤岸造纸厂，到1988年的义乌市板纸厂，再到1994年的义乌市造纸总厂，直到1998年，华川集团才算真正改组成立。五十多年过去了，它三度更名，数次扩建，却仍据守在义乌南部的赤岸镇赤岸村里，做着老本行——造纸。

现在，华川集团完成了从“小作坊”到“大集团”的蜕变，用更形象的话来说，华川集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让它成为了当地公交站牌上的一个站点标识。

董事长冯潮兴带着安全帽来到车间里，挨个抽查生产配件。他说：“踏实，一步一步慢慢走，这样踏实。”在改革开放这条大江里，这家造纸厂更像是一条“小沟渠”，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缓缓向前流动。

一个人

华川集团的前身是赤岸村里的一家手工造纸厂，冯潮兴是这里的第六任厂长。

49年前的一个傍晚，那时的赤岸村还尚未通电，十几个刚干完农活的青年男人们刚从溪里走出来，前后脚进了工棚，隐隐约约亮着的烛光里是攒动的身影。经过一番不那么正式的举手投票，站在人群中央的一个青年--冯潮兴接下了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子。当时，厂子里最值钱的大概也就是这几间工棚。那是1969年，冯潮兴21岁。

在做厂长之前，冯潮兴只是一名负责洗料的普通小工。

1966年，义乌市赤岸镇赤岸村为了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决定开展副业生产。村集体凑了2000元资金，利用“破四旧”拆除城隍庙时剩下的木头、砖头和瓦片，在赤岸镇丹溪河畔的溪滩地上搭建了十几间简易的工棚。“大队给它取了名字，叫‘赤岸粗纸厂’，其实就是个小作坊。”冯潮兴说。

十来个村里的青壮年是工厂的第一批员工，他们以稻草为原料，手工生产草纸。18岁的冯潮兴就是其中一员，“不过这只是副业，农忙的时候，我们各自要回去干农活，种田还是主要的。”

3年里，冯潮兴一直在干洗料的活。“洗料”是所有造纸工序中最苦、最累的，需要人长时间弯着身子，站在溪水里，清洗被石灰腌过的稻草。因为人手不够，冯潮兴在水里一站就是一整天，常常要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收工作罢。“冬天做完活，我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因为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再加上买不到药，冯潮兴的手脚更是长期处于“发肿”的状态。很多洗料工不堪重负离开了，但冯潮兴却留了下来，甚至担起了所有的洗料活。“如果我们都走了，那谁来做这些最基本的工作？更何况哪有工作能一步登天？先苦才能后甜。”

赤岸粗纸厂的“苦”持续了很久。在冯潮兴上任厂长前，短短3年里便换了五任厂长，却仍不能挽回厂子的颓势。“村子太偏僻，一直到1969年才通上电。”也是在那一年，冯潮兴接任厂长，“我本来就是个工人，造纸的工序都懂一些，就算成了厂长也是和大家一起干。”在冯潮兴看来，从沤制到洗料，再到舀制，土法造纸里再难的工序，只要日日做、年年做，都能学会，都能做精。“我们没有请师傅、学新技术，就只是按老法子，一步步来。”

效率虽低，但冯潮兴并没有想过改革。“当时是计划经济，原材料都是分配的，别说改革了，就连当时这么低的生产效率，原材料供给都跟不上。”为了解决当时最棘手的原料问题，冯潮兴曾去新安江建德收购废弃的水泥包装纸，想利用废纸再造纸。不过，即便是收购废料，冯潮兴能买到的也只有水泥包装袋的边缘，都糊着水泥，质量很差。“不过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一个办法。”

为了节省运费，冯潮兴总是和工人们一起开车到建德，用粗牛皮绳把废料一捆一捆扎好，混着水泥的废料每捆得有200多斤，在卡车上摞得老高。“开车途中，这些废纸摞会歪，我们只能一直盯着，一有问题就停下来把它们扶直。”尽管小心翼翼，但半路上绳子还是松开了，整车的材料都翻到了天桥下。“我和驾驶员两个人只得在公路上重新装货，穿的白衬衫都变黑了。”

尽管原材料来之不易，但是当时生产出的纸质量并没有那么好，冯潮兴坦诚地说，“但因为是计划经济，纸的质量再差，销售都不用担心。”

就这样，从1969年到1979年，这10年里，冯潮兴带着这间小工厂用最原始的手工劳动，踏踏实实地生产草纸。

一条路

直到1979年，赤岸粗纸厂才开始技术升级。那年，当地总共有40多家造纸厂，冯潮兴回忆，当时其他造纸厂大多因亏损，便早早开始技术改造，而他们却因为手工生产、销售都顺利，利润一直挺高，反而没想过机器生产。

“看大家都在用机器了，我们厂这才进行技术升级。”在公社书记的帮助下，冯潮兴拿到了7万块钱的贷款。“7万块，在当时不得了了，要知道，我们整个厂一年的利润也才一千多。”拿着这笔巨款，冯潮兴跑到全国各地搜罗国有企业淘汰下来的机器零部件，带到厂里请技术师傅重新进行组装，拼凑成一台单缸单网造纸机。“虽说是最简单的机器，但比起人工效率是高多了。”

喜忧参半。效率提升的同时，销售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改革开放之后，原材料不再是定额定量，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村办企业啊，要是赚不来钱破产了，还不上贷款，我怎么向村里交待？”为了解决销售的问题，冯潮兴号召厂里所有的员工进行集资，100来号人拼拼凑凑，凑出一千多钱，供企业紧急周转。工人们加班赶工，冯潮兴自己更是没日没夜地待在工厂里。“每一道造纸流程，我都要去把关。”经过七八年的摸索和苦熬，工厂的收入才逐渐稳定下来。

尽管难关已过，但当时7万元贷款带来的压力却让冯潮兴牢牢记住了教训--“企业贷款不能太多，贷款多的企业迟早要‘死’的。”日后，冯潮兴一直很留意生产经营过程里的资金问题，总是利用企业已积累的资金进行再生产，“企业要靠自己发展，慢慢地发展。”

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冯潮兴共组织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八十年代末，企业先后投资380万元，引进一台双缸四网造纸设备，并扩建了纸箱、纸芯等配套设备。“那会儿，在用电高峰期停电是很经常的事，但因为造纸是流水线作业，一次停电往往会带来巨大损失。”1982年，冯潮兴还曾用工厂几年来积累下的3万资金，从福建购置了1台船用发电机，这台功率只有100千瓦的发电机是义乌市的首台发电机。1995年，冯潮兴又自办电厂，以满足工厂每天七八万度的用电量。

“投资也好、技改也好，我都要尽可能用我手里的钱。”冯潮兴说。1988年，企业年产值达到504万元，创利润104万元，“在别人还在贷款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用自己的钱买整机了。”这一年，冯潮兴买来了企业的第一台国产造纸机，终于结束了买零部件自己组装机器的日子。

今年10月的一天，在中式装修风格的董事长办公室，冯潮兴又签下了投资7亿元买入进口设备的合同，在签下名字最后一个“兴”字的最后一笔，他写得格外用力。“7亿啊！”冯潮兴把调拖得有点长。过去，工厂里买的都是国产机器，全部买入价只用了3亿多元。但因为耗电、耗气都高，生产成本远远高于进口设备。经过一番综合考虑，冯潮兴才做出买进口设备的决定。

从改进机器到提升技术，冯潮兴的造纸厂造纸效率和造纸水平在不断进步。但从草纸到板纸，再到半透明纸等，冯潮兴的创业之路实则万变不离其宗，这家元老级的造纸厂始终守着建厂时的老本行——造纸。“我们尝试过其他的项目，但实话说其实都没什么结果，造纸作为传统产品我们做得很熟了，还是有优势。”冯潮兴说。像毛毯、钢结构、氧气、氮气、袜子，在九十年代中期，工厂里都上过专门的生产线，但收益却不好。“最后我总结出，我们做多元化是不成功的。”

至于“纸”的最终去处，冯潮兴其实并不清楚。“我们是做原材料的，都是中间商来买产品，最后做成什么样、卖到哪去，都和我们没关系了。”2000年，华川集团获得了企业自营进出口权，但冯潮兴却说：“进出口权对我们其实没什么用，原材料嘛，肯定会有市场。”

一个村庄

建厂50多年来，华川集团的工厂不断地扩建，却一直没有搬离赤岸镇赤岸村。

这个有着“六山半水三分田，半分交通居民点”之称的赤岸镇位于义乌市的最南端，上世纪六十年代时，还是个不通电的山村。即便是现在，赤岸镇也算偏远，距离热闹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有近20公里。在这里，高楼很少，连出租车都罕见。

“就像我们的父辈，安土重迁，很多观念是难以转变的。”在华川工作了7年的人事部经理楼柯勇把华川集团形容为一个“半农耕”式的企业，“董事长也好，普通员工也好，都愿意在自己的‘老家’生活。”

这里是冯潮兴的老家，也是华川集团的老家。

华川集团的前身--赤岸粗纸厂是一家队办企业。当时，生产大队为了增加大队里集体经济的收入，便创立了这家造纸厂，“大家都不懂技术，是来到大队工作组里的一个温州人教会了我们最基本的技术。”

1984年，随着国家撤销公社、恢复乡镇编制，原先由“公社办、生产队办、联户办”等农民创办的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赤岸粗纸厂也由队办企业成为了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农产品加工”。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之当时农业生产效益不高，特别是像浙江这种人多地少的省份，农民靠务农收入难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和渴望在非农产业中找到一条生存的出路。因此，赤岸粗纸厂创办伊始便吸引了队里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以其为副业，补贴家用。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股热潮也席卷了村子里的工厂。“上头有规定，原来的厂子要么关掉，要么承包。”1981年，身为厂长的冯潮兴以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承包”造纸厂的生产，按规定向村里上交一定的收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乡镇企业产权模糊的弊病显现，发展速度明显回落。为了谋求出路，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转制，一场以所有制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迅速展开。

1998年，冯潮兴以880万元的价格买断造纸厂，并进行现代公司制度改革，正式成立华川集团。发展至今，这家拥有2000余名员工的国家大二型企业，87%的员工是义乌当地人，生产的各类纸张作为原材料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但冯潮兴不以为意，“那都是交给中间商去做的，我们只用考虑怎么卖给中间商。”

相较于“走出去”，如何“扎根大地”是冯潮兴更为关心的事情。

“街坊很重要。工厂发出的噪音、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这都要邻里街坊的包容。”为了维护邻里关系，冯潮兴为义乌乡亲们做了不少事--他一直致力于垃圾焚烧热电工程和造纸节水技改工程，这两个工程也是起源于对乡亲们的生活环境的承诺。此外，华川集团还多次出资为村民修建纪念馆、体育设施、教学楼、公墓等公共基础设施。华川集团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还为赤岸镇本地农民创造了120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安排困难户、残疾人就业岗位300多个，每年发放工资总额达9000多万元。

义乌的发展也同样反哺着华川集团。经过八易其址、十余次扩建，义乌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14条专业街相支撑，运输、产权、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数据显示，义乌小商品城拥有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1万多人，全市年客流总量达3000万人次。从1984年确立的“兴商建县”战略，到1992年前后确立“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让我们的包装纸销量更大了。”冯潮兴说，再加上政府鼓励技改，“政府贴息18%让我们的技术改造资金压力小了很多。”

目前，华川集团有13条造纸生产线，年产各类纸张30多万吨，年产值达18亿元。在未来，冯潮兴有上市的想法，“主要是把目前这些已有的产业都整合一下。”而他的重点，仍然聚焦在几十年的老产品--造纸和与造纸配套的发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