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丨从“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到“霍桑探案”

程小青《灯光人影》，《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16年12月31日。

程小青

程小青《舞宫魔影》（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之二十四）封面。

1916年，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译者阵容中，有一位译者名叫程小青，当时只有23岁。他在44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翻译了4个短篇和1部中篇，分别是《偻背眩人》（第六册）、《希腊舌人》（第七册）、《海军密约》（第七册）、《魔足》（第十一册）和《罪薮》（第十二册）。同年底，《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举办“快活林夺标会”栏目征文竞赛，程小青以“霍森”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灯光人影》分三次在《快活林》上发表，并取得“第一课”、“甲”等成绩。这是程小青侦探小说在文坛的“出道”之作，也是我们后来更熟悉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的雏形之作。本篇所选第一幅图像，即是这篇《灯光人影》1916年12月31日首次发表时的报纸版面，红色圈出部分即是小说《灯光人影》。第二幅图像即是程小青本人的照片。从此，程小青由一名侦探小说译者转型成为侦探小说作者

说程小青是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郑逸梅就曾非常肯定地回忆说：“当时写侦探小说的不乏其人，可是没有人比得上他（笔者按：指程小青）。”（郑逸梅《程小青和世界书局》）

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创作，最初得益于他的侦探小说翻译，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从时间先后来看，他先参与了福尔摩斯小说全集的翻译，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而从小说内容上来看，“霍桑探案”中霍桑与包朗的“侦探-助手”组合关系，以及小说从包朗的视角出发，来讲述霍桑探案的故事形式，都显然模仿自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的关系。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也多半被标为“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后来随着程小青作品数量逐渐积累，且创作上越发成熟之后，才渐渐由“东方福尔摩斯探案”改称为“霍桑探案”。

关于程小青的第一篇侦探小说《灯光人影》，还有着一个有趣的文学史“误会”。即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名字究竟是“霍森”还是“霍桑”，作者程小青后来的回忆细节有误。按照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一文中的相关回忆说法：

霍桑命名的来由，真是很有趣的。他的原名本叫霍森。他的第一篇探案的发表，就是民国初年，《快活林》第一次竞赛征文的《灯光人影》。这篇的原稿本写霍森。也许独鹤老友把“森”字给他改了一个“桑”字，或者竟是出于手民先生（按：指排字工人）的好意更改，那已不得而知。当时霍森因着怕登更正广告的麻烦，就也以误就误，直截承认了霍桑。

后来很多文学史家都援引程小青自己的这个说法，认为作者原本给笔下的侦探取名为“霍森”，之后不知哪个出版环节出了问题，最终才变成了我们后来熟悉的“霍桑”。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最初发表的报纸原版，就会发现当初登载的侦探名字就是“霍森”，程小青应该是记错了。至于“霍桑”名字的正式出现，则要等到三年后，程小青在《先施乐园日报》连载小说《江南燕》（1919年）。这篇小说中侦探名为霍桑，助手名为包朗。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江南燕》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霍桑探案”系列小说的开端之作。

话说回来，不论是霍森，还是霍桑，这个人物名字在当时都透露出一股“洋气”。对此，程小青其实是有着一番关于人物姓名的思考与设计，他在《霍桑和包朗的命意》一文中说道：

有几个老朋友说的创著的霍桑探案，情节方面，虽然还合中国社会。但“霍桑”和“包朗”两个人名字，却带着几分西洋色彩。若使把他们改做“王福贤”“李得胜”等等的名字。那就更加可以合配中国人的心理了。……若是说这种模样的人物，乃是守公理、论是非、治科学、讲卫生的新侦探家。那就牛头不对马嘴，未免要叫人笑歪嘴了。原来我理想中的人物，虽然都子虚乌有，却也希望我国未来的少年，把他们当作模范，养成几个真正的新侦探，在公道上做一层保障，不致教无产阶级的平民，永永践在大人老爷们的脚下。我本在著这一层微意，才特地把我书中主角的名字，题得略微别致一些，不知道大家赞成么？

程小青把笔下人物霍桑与包朗的名字起得比较偏西洋色彩，其中包含着对其具备科学、理性、公正、守法等现代品质的美好寄托。除此之外，关于霍桑与包朗这一组人物，其实也有着程小青自身经历的影子。按照其好友郑逸梅的说法，霍桑与包朗都有着现实人物原型——“小青的侦探小说主脑为霍桑，助手为包朗，赵芝岩和小青过从甚密，又事事合作，所以吾们都承认他为包朗”（郑逸梅《记侦探小说家程小青轶事》）。赵芝岩也是程小青的好友之一，还曾经和程小青合作写过侦探小说《剧贼角智录》（1923年）。同时按照“霍桑探案”小说里的设定，“下走姓包名朗，在学校里当一个教员”，而且霍桑与包朗曾长期在苏州从事侦探工作，后来才搬到上海，这些都和程小青自己曾经在苏州生活并在东吴中学教书的经历相契合。甚至关于“包朗”的姓名，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程小青的另一名好友包天笑（字朗孙）。西方关于福尔摩斯人物原型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尔摩斯部分是以其作者柯南·道尔为原型，而对于中国名侦探霍桑与其作者程小青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可作如是观。

在民国时期，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并先后结集成数十种单行本出版，作品数量之多，创作时间之长，覆盖刊物范围之广，在当时的侦探小说作家中无出其右。其中1941—1945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为集大成，该套丛书于1946年全部出齐，共三十册，收录侦探小说七十四篇，总计约二百八十万字，为民国时期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出版的“最大规模工程”，也收录了程小青“霍桑探案”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本篇所选的第二幅图像，即是该套丛书中第二十四册《舞宫魔影》的小说封面。

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中，侦探霍桑和助手包朗在上海英租界爱文路七十七号（今北京西路）开设私人侦探事务所，协助警察和委托人处理各种案件。而随着霍桑接到不同的案件委托并将其逐一解决，也就形成了“霍桑探案”各篇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比如其中既有发生在传统家庭内部，因为财产继承和伦理问题所引发的谋杀案（《白衣怪》），也有现代西洋舞厅中发生在舞女、老板、舞客之间的争风吃醋与利益纠纷（《舞后的归宿》），既有真假难辨的女明星白玉兰失踪案（《怪电话》），也有半夜里火车轧死路人所引发的悬疑故事（《轮下血》）等等。如果说每一篇“霍桑探案”小说都展现了民国时期上海社会某一阶层人群的生活侧面——比如大学生、舞女、人力车夫、银行职员、仆人、女明星、资本家、革命者等等——那么将整套“霍桑探案”小说连起来看，就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生活的一幅浮世绘。

程小青不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侦探小说翻译家。他不仅翻译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还译介了大量欧美“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名家名作，比如《希腊棺材》（今译《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绅士帽》（今译《罗马帽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金丝雀》（今译《金丝雀杀人事件》，作者范·达因）、《花园枪声》（今译《花园杀人事件》，作者范·达因）、《古剑记》（今译《罗杰疑案》，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 ）、“陈查礼侦探案”（今译《陈查理侦探案》，作者厄尔·比格斯）等。甚至程小青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创作出版的数量，为当时的中国侦探小说读者与作者拓宽了眼界。

程小青还担任过《侦探世界》《新侦探》《红皮书》等多种侦探杂志的编辑、顾问或主编工作；长期致力于写作侦探小说评论与研究类文章；他还将自己的多部侦探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并最终上映；此外，程小青还一度投身于美国侦探学与犯罪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为自己的侦探小说创作增添了理论基础。程小青对于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贡献，完全配得上章梅魂对其所写的赞词：“惟小则灵，惟蓝出青。江南之燕，独辟畦町。懿欤美哉，探界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