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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对话孙江(上):问题意识的基本原点是你的生活
政邦茶座>>
人种、封建、法治、国民性、科学、功利主义……这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词汇,到底什么意思?这些词是怎么产生的?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如果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词”,该怎么写?
整整一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衡尔雅文库”(第一辑)七种图书正式亮相,分别为《人种》(孙江著)、《封建》(冯天瑜著)、《法治》(李晓东著)、《国语》(王东杰著)、《国民性》(李冬木著)、《科学》(沈国威著)、《功利主义》(李青著)。
“学衡尔雅文库”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统筹、孙江教授主编,延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学者,旨在梳理“影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100本专著,通过对每一个关键概念进行深度的知识考察,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树立本土风范。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学衡尔雅文库”主编孙江教授强调概念史研究有这么一个信条:“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学衡尔雅文库”期冀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让读者通过一个个基本概念所凝结的历史,了解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地平。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孙江教授,谈谈那些“词汇”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孙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近著有《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等。主持“学衡尔雅文库”、《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翻译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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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就历史研究而言,在书写中“词汇”很受关注,比如关于时间的,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关于地点的,如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更是不可胜数。作为历史学家,你有没想过这种书写方式的特殊性?
孙江:
严格地说,你提到的问题不止是“词汇”问题,史景迁、黄仁宇、李恭忠的著作展示的是切入历史的角度。受朴素的实证主义史学影响,注意是“朴素的”,不是“真正的”,很多人认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通过挖掘史料就可以将其复活或再现。如今,大家对这种看法持有的怀疑越来越多,是的,我们知道的历史是通过文字、影像、声音等媒介表征出来的,被表征出来的,未必就是实际发生的。尽管如此,如果借用现象学的方法,不断切换观察和认知的视角,是有可能洞悉事物的本质的。《万历十五年》是通过设置一个特殊的年份,来观察一个王朝倾覆的契机。李恭忠通过“中山陵”这一死亡符号探讨现代国家的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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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观察视角的转变?
孙江:
凡是历史的皆不可定义。历史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自从19世纪中叶现代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不断内省,其表征就是不断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远的不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静静地开始了“文化转向”,不满于结构史取向的研究是“沒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人们关注“主体”的所思所想所感,在此,人类学方法起到了媒介作用。在我看来,人类学和历史学彼此可以借鉴,但不能合二为一,原则上是不同属性的学科。再往后,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下,历史学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后现代史学打破男与女、自然与文化、真实与人为、理性与情感、自我与他者、公共与私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拓展了历史学的思考空间,可以说,不管你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当下的历史学多少都照拂在后现代的思想之光中。当然,要注意与一些“历史恐怖分子”的狠话(如历史即虚构)相区隔,后者的言说已经不属于历史学了。需要指出一点,后现代史学的先驱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如伊格尔顿之所以后来“倒戈”,是因为发现如此下去,历史学无法担当变革的动力。
高明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最早是用英文书写的,后来翻译为中文,写出后在西方史学界存在不小的争议,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孙江:
争议?每一本新人的第一本书的出版都不顺利,并非西方史学界不认可。首先,汉学或中国研究在美国、欧洲乃至日本,是一个非常小的学科,影响力更弱。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特别是汉学有些规范而古老的主流叙事,现在突然冒出一种奇特的历史叙事,人们当然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出版问题,当时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对于出版社来说,还有一个成本问题。我曾和日本著名出版社平凡社资深编辑聊天,他说,一般情况下,同类题材的历史书,如果研究日本史的卖3千册的话,研究西洋史的能卖到2千册,至于东洋史,不超过1千册。
高明勇:我记得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是您主持的丛书之一。作为丛书主编,当时怎么看?
孙江:
其实,恭忠兄的那本书早就出版了,这次是修订本。他在撰写这本书时,也就是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还有过一些讨论,那时我也开始关心记忆、象征问题。这项研究,追根究底,是和后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相关的,如果说“心象”是过去通过惯习、仪式等对现在的投影的话,记忆则是在特定的当下主体的话语实践。如果你看过我的书会发现,虽然我没有专门写一本书,但我有很多文字是关于记忆、象征、叙述等的。以前我们讲历史时,特别推崇“文字”,就广义言,文字和语言,还有图像、声音等都是“媒介”,我们是借助媒介来捕捉历史的瞬间的。中山陵与明孝陵比邻,共同构成了南京东郊的景观。如果你了解1912年2月15日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孙中山曾率黄兴、蔡元培等拜谒明孝陵并发表了两篇祭文的话,就明白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递进关系——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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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
李恭忠/著
高明勇:我对年鉴学派比较关注。我平时在研究评论历史的时候,也会联想到年鉴学派的一些研究方法。
孙江:
中国学人为什么喜欢年鉴学派?早期的年鉴学派史学是结构史学,你看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历史学家,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史。尽管年鉴学派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与隔海相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我们是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训练的,易于接受年鉴学派的史学写作。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的影响渗透进来了。人类学家关心人,主体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第三代后就开始质疑前辈的结构史学。其实,对于结构史,六十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提出了质疑。“英马”(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放在历史的经验中重新检验,提出修正案,给出新的解释。年鉴学派主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关注“主体”的。
历史学是一个万金油,缺乏学科的独立性,现在除了文献学之外,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如果漠视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历史学就会停留在个人主义的经验上。
高明勇:确实,年鉴学派的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江:
我不认为新思潮出现后就会淘汰旧的写作方式。实际上,二者是一种竞存关系。互相竞争,共同存在。还有,历史写作多少要回答当下的需要,历史是活在当下的,活在人的意识中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指的这层意思。
高明勇:刚才提到,“学衡尔雅文库”确定的这100个词汇,是如何产生的?
孙江: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历史书写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产生了质疑。例如我研究近现代史,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近代产生、逐渐定型的。从更大的方面看,影响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书写的关键概念,都是这一两百年的产物。可是,我们经常不自觉地把这些概念当成自明的概念。其实不然,它是非自明的,是历史的产物。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高明勇:是否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进行遴选?
孙江:
遴选有多个标准。我经常说的“近代”或“现代”,其实很不好定义,无法定义。概而言之,近代是一个“匀质化”的过程。思考近代,可以从三个“间”切入——空间、时间和人间。主权国家在“空间”上有效地进行支配是晚近的事,而实现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德森说民族国家的有限性就是指这一点。其次是“时间”,我们常说自己的历史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种直线的历史观也是晚近的产物。最后是“人间”——“民族”,确切地说是“国民”,不同地方、一辈子或几辈子也不会谋面的人群,为什么会有相互认同的意识,这是教育的结果,人们是在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空间和时间中,想象彼此的同一性的。
所以选择研究什么概念是需要斟酌的。第一个标准是关乎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概念,人种、民族、革命、帝国领土、主权等就属于这部分。第二个选择标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党派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在上述概念中衍生出了一些政治性的语汇,最典型的是后缀为“主义”的,例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这些政治性的概念是我选择的第二个标准,和第一个标准是有关联的。第三个标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例如结社、社会、营养、卫生等。第四个标准是学科概念,就是大家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少数自然科学概念。需要指出的,这四个标准之间并不是截然区隔的,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不管是哪个概念,作为近代概念,我们关注的是概念本身,即一个概念沉积了多少过去“人类的经验”,在使用过程是否反映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高明勇:我看到您主持的“学衡尔雅文库”,您在弁言中说,“旨在梳理影响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词语和概念,呈现由词语和概念所构建的现代,探究过往,前瞻未来,为深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块基石。”根据100个词汇,计划出版100本,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目前出版了快10本了吧?
孙江:
因此,梳理出100个概念并不难,实际上我们框定的是135个,中国人喜欢整数,所以就拿100个来说事。
现在号称研究概念史的人员越来越多了,但真正管用的“枪”非常少。在邀请学界名家的同时,我已经改变了方针,培养年轻学生来写。任何一件大项目,都需要年轻人的参与。目前已出7本,马上有2本要出,第一辑有9本。目前出版过程比较长,如果顺利,我希望明年底能出到20本。
高明勇:我注意到这些词汇中,您专门写了关于“人种”的。看到这个词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写这个词的难度相当大。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选择来写“人种”?出于什么考虑,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还是因为这个词虽然很重要,但没有合适的研究者,您就自己来完成?
孙江:
我关心这个概念,是与思考nation概念有关的。今天我们讨论nation时,至少有三个词语必须予以考虑。第一个是“民族”,第二个是“国民”,第三个是“人种”。这就需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境中。当时的人,例如梁启超等,混用了三个概念。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时,不能忽略国民层面的含义,也不能忽略人种层面的含义。这是我思考的起点。
如果放大看,那么我们所谓的“现代性”是从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大航海打破了人与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自然隔绝和社会隔绝,进而是心理隔绝,当人们四目相对时,互相认知,互相怀疑的瞬间,包括人的区分的概念就产生了。所以康德说,地理知识是所有知识的起点。现代知识的起点是地理发现。当地理空间打开后,人们对植物、动物进行分类,人也分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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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人是18世纪的发明。当时人种学被视为科学。理解人种概念非常重要,它是启蒙另一张face,启蒙有两个面孔,一种人可以从蒙昧的状态将自己提升到光明、理智的状态。另一种人则无法完成文明化。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涉足人种概念,尤其是康德,他几乎没有离开科斯尼堡小镇,却非常了解地球上的人种分类,撰写过许多关于人种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著作。
高明勇:这个倒是有些意外,之前不太了解,没想到“人种”的重要性如此关键。
孙江:
我认为人种概念是研究现代概念中首先必须关注的概念。如果说,在18世纪作为分类知识,被赋予科学内涵,那么变成政治概念则在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市场的扩大,与人种相关的知识转变为政治化知识。人依文明优劣被等级化,最优秀的是白人,最低的是黑人。我的小书《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就是表述了人种序列的建构和传播,以及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最终被消解的过程。遗憾的是,最后一章没有被收进来,这章写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和黑人为实现种族权利平等的关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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