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40年生存发展报告·样本④｜善琏湖笔厂：荣光与重生

【编者按】

浙江是革命红船的启航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先行地。

数以百万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浙商，无疑是浙江改革开放的第一主角。浙商生动而极富活力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这一决定中国改革成败的“三大率先突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浙商改革开放40年的许多探索和突破，其价值与意义不仅是浙江的，更是中国的。

基于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共同组织研究、撰写并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这也是澎湃新闻在改革开放史报道领域，第一次从观察者、记录者姿态，转身而为推动社会前行的介入者、助力者。

本组报道共6篇，以下为善琏湖笔企业样本篇。企业样本篇均为本次报告的联合发布方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学生调查撰写。

“湖州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言湖笔必及善琏，两者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结下了深厚渊源。相传，秦大将蒙恬曾居善琏，他采兔羊之毫“纳颖于管”，改造出了被后人称道的湖笔。随后蒙恬又将技艺推广给普通百姓，由此出现了“家家出笔工，户户会制笔”的繁盛景象。

在浩瀚千年的历史中，善琏与湖笔的发展像是一潭平静的湖水，波澜不惊。直到刚刚过去的40年里，时间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一股起于匮乏年代的改革之风，让这涟漪泛起的水面下激流暗涌、水波交错，使其波折反复的发展曲线，难用“不惑”来一笔勾勒。

前传：订单是从不用愁的，管好生产就行

1956年的春天，全国上下掀起了办合作社的热潮。镇上有16个青年向政府申请成立善琏湖笔生产合作社，带头的就是善琏湖笔厂现任厂长马志良的父亲马步青。批准文件很快下来了，全国第一家生产湖笔的专业工厂由此诞生。彼时几乎吸纳了镇上所有散户，约摸600人。

起初，没有像样的厂房，车间都散落在东桥一带的民房里。直至1964年，位于庙桥弄6号的原蒙恬祠迁址，四栋平房在这块地盘上依次建成，才逐步将车间搬了过来。

1961年4月，善琏公社湖笔制造厂首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刘向、曾羽拍摄提供

“那时要想进湖笔厂非常难，当年师傅连我一起就招了4个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善琏湖笔厂前厂长邱昌明清楚记得，1966年刚好碰上“文革”，自己小学毕业无书可读，因家中大哥参军，受照顾才拿到了分配工作的介绍信，来湖笔厂做学徒。适逢国家经济困难，下令农村籍笔工“精简回乡”，能有资格进厂的都是城镇居民，“当时镇上就属两个单位最好，一个是供销社，另一个就是国营企业湖笔合作社。”学徒第一年工资有15元，在当年可以买到100斤大米。

制笔是门技术活，进来先得拜师学艺。3年学徒，4年伴做，期间要通过轻工业部组织的层层文化考试和操作考级，方能出师。但凡做湖笔的，一辈子就学其中的一道工序，因此也几乎没人能独立制成整支笔。“师父非常严格，要求我们择笔时必须凝神、平气、心静，一心一意做好手上技术，不要去凑政治运动的热闹。”邱昌明回忆做学徒时，经常要将一支笔来回做三四遍，一边用手蘸抹胶水朝笔头上涂抹，一边用择笔刀挑出笔头上无锋、弯曲和断头的毫毛，直到笔锋近乎完美才敢战战兢兢拿给老师傅看。

那时，湖笔厂生产的“双羊牌”毛笔已是响当当的牌子，一度代表着善琏湖笔制作的最高水准。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年都有几十万支的固定大单，但由于名气尚小，近70%-80%都通过上海工艺进出口公司，贴上“火炬牌”或者刻上“上海工艺”远销海外。“订单是从不用愁的，管好生产就行。”邱昌明坦然说道从原料到销售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把控好品质就是最要紧的事情。

好时光：全南浔就这一艘汽艇，其他地方没有

1980年代，当喇叭裤、蛤蟆镜、收音机开始风靡大街小巷，绿军装旧粮票的岁月就这样随日历撕下。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面吹来，吹至太湖边的善琏镇却怎么也进不去老桥边严实的大院，只从门缝灌进了些许。

春风未至，院里生活仍是繁花似锦一片。1979年，合作社正式更名为善琏湖笔厂。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话来形容彼时的湖笔厂再合适不过。集体食堂、子弟托儿所、医务室等国企特有的福利设施在此均可见到。

早晨8点，上工铃声准时响起，六七百号人浩浩荡荡涌入车间，落入自己的工位。做多做少从来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根据各自工种挣够3小时的工分，一个上午就挨到开饭了。食堂提供的菜式不多，一碗榨菜肉丝就足以让人展露笑颜。

厂房背后时不时传来的汽鸣声，是停靠在码头的柴油汽艇又载着几大箱湖笔运往江沪。“全南浔就这一艘，其他地方没有。”说起汽艇，即将接班父亲职位的副厂长马万飙满脸骄傲，他细数着小时候在厂里才能见到的稀奇物，“面包车、卡车、发电机、电话机、空调，这在那个年代可都是大件。”

八九十年代适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来自日本的订单如雪花般飘来，每笔都是10万支起步，以中高档笔为主。1979年4月，邓颖超访日更是将200套善琏湖笔厂制作的湖笔作为特制礼品，赠送给日本友人。据称，当时一支高档湖笔在日本几乎等价于一辆普通自行车。邱昌明和马志良也清楚记得，在1985年，为了接待从日本远道而来参观考察的客户，厂里经上头批准特意去上海采购了两台“海燕牌”空调，一万五一台，放在现在也不是小数目。

私营经济冲击：人心活了，就难管理了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年月里，改革最初是何时从厂里开始的，没人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大部分人凭感觉相信，1985年算得上一个重要节点。

随着镇上周边私营经济热潮涌现，自1985年起，湖笔厂内时常有员工提出辞职。10年间，流失了100余人。建新笔庄的老板刘建新便是在1989年出走自立门户，父亲刘志勤虽一直在厂里工作到退休，但闲暇之余也时常帮着儿子打理店铺。起初是个家庭小作坊，不同工序都有赖于多家个体散户。刘建新和妻子每月带着把雨伞，提着两个箱子，凌晨天未亮便从码头摇船出发，不眠不休，花上一两天时间沿大运河去往湖州、苏杭和上海。自己联系毛笔厂、文具批发商、新华书店，一家家地跑推销。“虽然辛苦，但赚的比厂里工资多多了。”回忆当年辞职的决定，父子俩并不后悔。如今在镇上有了店面，搞起了湖笔的采购和销售，只在闲时自己动手做几支笔，日子也过得舒心安逸。

刘志勤在店内制笔

留在厂里的笔工也被改革开放春风吹得心痒痒，白天坐在车间给厂里制笔，五点钟下班后，又回家继续接私活，把笔卖给市面上的收购老板。“那真的是没日没夜干。”即将退休的许习健回忆说，“当时湖笔厂的工作不吃香了，工资也很一般。”甚至有人偷拿厂里上好的羊毛、兔毛等原料，用以制作自己的私活。这让时任厂长的邱昌明特别头疼，厂子损失巨大又不易调查。

“人心活了，就难以管理。”这句话在采访期间频繁出现于邱昌明口中。为及时止损，湖笔厂开始实施买卖制，即由负责水盆工序的笔工统一向厂里购买原料，每月设置固定产量，月末验收按量结算工资，并且返还原料费。

笔工接二连三出走，直至1990年代末只剩下300多人，原先坐满人的车间有些空荡荡。厂里的配套设施如食堂、锅炉房、托儿所、医务室等也陆续关停了。尽管善琏湖笔厂靠着国企优势依旧占据着行业大头，但私人小厂以及家庭个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已让传统产业的转型变革变得迫在眉睫。

改制：厂子不再是属于“我们”的了

对于危机，邱昌明不是毫无知觉。早在国家放开市场经济的那一刻，他便意识到往后“没有国家分配，厂子都得靠自己了”。长期以来，湖笔的销路依赖固定订单存活，管理层们害怕一搞市场经济，湖笔没有市场，也不知道要卖给谁。加上不断传来企业改制的风声，在思想上都有些惧怕和惶恐。

为了酝酿改制，湖笔厂先是在1999年注册了双羊牌湖笔有限公司，另外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来负责湖笔的经营和销售，原来的老厂则继续负责生产。本意上由民营公司向国有工厂支付使用“双羊牌”商标的费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工厂可以批发零售，公司也干起了生产，同样的客户渠道、相似的经销方式，让两者纠缠不清。“两块牌子，两套班子”的局面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10年马志良接手，才被合并为一个班子统一管理。而这也为不彻底的改革留下了隐患。

改制，对于长期生存在茧房里的湖笔厂，是个迟早得跨过去的坎。“虽然很麻烦，但要是一直吃大锅饭干好干坏都一样，迟早发展不下去，有些老实肯干的员工很吃亏。”邱昌明心里很清楚改革的意义。那时各地有的国有工厂直接以低价卖给了个体户，但湖笔厂不想就这么流失了传承已久的资产。管理层们夜以继日的开会讨论，最终决定实行集体股份制，十几个人以每股1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厂房，国有资产仍占其中的30%。

国企转制，意味着工人与国家间的 “官方契约”正在被工人与企业间的“市场契约”替代。厂子里所有人都“被下岗”了，对主动离职的近200人，工厂当即为他们发放了补偿金，按照工龄一年500元算，如果干满20年就是一万元。彼时愿意留下来的大都是临近退休的年长笔工，湖笔厂实在拿不出更多钱了，便将还没发到位的补偿金留到日后和工资一起分期发放。

然而，大伙对赎买工人历史身份的做法并不买账，在许习健等老员工的理解中，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厂子变成了“领导们”的厂子，而“多劳多得”无形剥夺了自己应有的假期，原本的八小时工作制被无限延长了。制作一支湖笔需要历经120多道精细的小工序，纯手工，除了笔杆刻字可以用电脑代劳，但没法简化任何一道程序，更别提用机器批量生产了。涨幅甚微的手工费远远跟不上物价激增的速度，笔工们为了补贴家用只得自愿放弃休息时间，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做工。重复的动作、超长的时间、锐减的福利与荣光不再的国企标识，一点点消磨着笔工的耐心与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随着杭嘉湖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原本用以养羊的林地纷纷被夷为平地。养羊户的减少加上外来商人高价收购羊毛，让原材料价格一度水涨船高；加上附近江苏、安徽、江西等邻省的毛笔产业异军突起，因主打尼龙、化纤毛等硬材料制成的低价中小学生用笔，迅速占领了一波中低端市场，这使得固守原有工艺和中高端路线的善琏湖笔厂，在走量竞争中丝毫不占优势。

新时代：年轻人不高兴做湖笔，嫌工资低

“我们追求品质，发展的还算比较平稳。”对于汹涌而来的市场竞争，邱昌明总有种处之泰然的淡定，但他也承认自己担任厂长那几年是最艰难的，经常担心发不出工资。

说这话时，邱昌明大概是没意识到，往后还会有比这更艰难的时光。

在改制期间，虽然员工已从鼎盛时期的七八百人锐减到不足百人，但销售上还能靠着给文房四宝店定点供货，或是亲自跑展销会，争取高档定制的礼品订单，过得凑合。在书法圈内，比较有名的浙江王一品斋笔庄、上海周虎臣毛笔专卖店、北京荣宝斋和戴月轩笔店等，都是湖笔厂的长期合作伙伴。

到了2010年，年轻笔工的断层、书写工具的简化、海外市场的低迷、互联网电商的冲击以及政府送礼禁令的颁布，像一道道高不可攀的山岗，接二连三，横在新任厂长马志良面前。

自2010年起，直接来自政府部门的礼品笔订单急剧下降，湖笔厂供货的文房四宝店也在电商浪潮中受到不小的冲击。淘宝天猫上打着“善琏湖笔”招牌的网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以更低廉的价格、更活跃的推销与笔庄的线上门店共分一杯羹。尽管善琏湖笔厂早在1965年就注册了“双羊牌”商标，但问起马志良如何区分自家和别家的笔时，他说“别人都是‘善琏湖笔’，只有我们的笔杆上刻的是‘善琏湖笔厂’”。若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异样。

在2015年，从北京来了家“树人湖笔有限公司”落户善琏。这家公司有着“北京仁爱研究院”的另一重身份，是个国家教委批准的具有开发、发行教材资质的文具公司。靠着官方背书和地方默许，树人公司作为笔头，开出了12-13元/小时的优厚工资，高于市面上10元/小时的平均水平，一时间引得镇上笔工们趋之若鹜地为其代工。但没过多长时间，因为无故克扣工资、以技术问题刁难笔工等劳资纠纷频繁发生，树人公司被认定为扰乱市场秩序被迫退出了善琏。

这场风波持续时间不长，却已把小镇的湖笔产业搅得一地鸡毛。

明天：只要有中国文化在，湖笔就在

马志良当上厂长时，儿子马万飙还在湖州读书，在他印象里，父亲脾气极好，从未因厂子或生活上的事情发火动气，也不会把忧愁焦虑挂在脸上。“可能做湖笔的人脾气都很好。在老一辈的传承里，质量和信誉就是摆在第一位的，至于发展嘛，总是好三年坏三年的。”

好三年坏三年，在经历漫长的低谷期后，属于湖笔的春天姗姗来迟。

为了扶持这项日渐式微的传统工艺，湖州市成立了“振兴湖笔”的专门机构，注册了“善琏湖笔”的地理商标。在2015年6月，善琏“湖笔小镇”入选浙江省首批37个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小镇建设规划被提上日程。短短几年间，湖笔一条街、湖笔博物馆、湿地公园、古镇风貌区、游客集散中心相继建成，相配套的写生基地、文化园区、论坛基地、古玩交易市场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当中。

善琏湖笔厂作为典型代表，被重新规划为旅游工厂，游客们沿着指定路线便可参观到湖笔制作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还有机会亲自体验制笔的过程。大院内两栋被空出的旧厂房在重新装修后，也将被用作大师工作室、湖笔展示馆以及教学用的课室。

善琏湖笔厂旅游工厂车间

前些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部在公布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中规定，小学三至六年级每周要安排1课时用于毛笔字学习，普通高中可开设书法选修课。一系列举措助推善琏湖笔厂近三年的年均产值接近700万元。

为了缓解燃眉之急的传承问题，政府方面在工资扶持上也开足了马力。作为两年前刚来湖笔厂的新员工，庞新凤介绍说，自己与厂里签订劳动合约后，连着三年每个月都有生活补贴，第一年每个月1200元，第二年1000元，第三年800元。而带她的师傅姚新根也能因此拿到每个月200元的奖励。姚新根早年也自己开过店，他笑称自己不善推销、不懂经营，开店几年也没收回本钱，正好厂长亲自上门招人，就和妻子就一起来了湖笔厂，“光靠厂里的工资怎么过得下去，不过考虑到这里毕竟有五险一金，现在国家发的退休金也有五千多，也算以后能有个保障。”

马志良与湖笔的缘分同样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父亲与丈人都曾担任过湖笔厂厂长，如今儿子也即将接班。他说“老一辈人做事情很严谨，做出来的笔如果不够好宁愿丢掉”，在他看来质量就是湖笔厂的生命线，他也相信只要传承工艺，借力“互联网＋”和特色小镇建设，湖笔的未来不会太黯淡，“中国人的文化脉络是连贯的，只要有中国文化在，就有湖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