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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江南︱柯桥轻纺城：从小商城到老外的“第二故乡”

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2018-12-30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 私家历史 >

【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1983年前后，当绍兴柯桥的第一条布街逐渐成熟，个体户们沉浸在变成“万元户”的喜悦中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能成为全国甚至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更不会有人提出将柯桥建设成“世界轻纺之都”这样雄伟的口号。

30多年后，当年狭窄的布街变成十几个数十万平方米的多功能市场；曾经石桥纵横、船行阡陌的江南水乡变成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昔日鲁迅先生笔下闰土、阿Q式的乡土社会变成了各国商人和谐共处的国际化社区……由中国轻纺城带动的柯桥发展史，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后的资源集聚、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奇迹”。

中国轻纺城俯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传统与现代：“三起三落” 的绍兴纺织业

中国轻纺城近几十年的爆发式发展，其实有着2500年的积淀。绍兴纺织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据车越乔、陈桥驿著《绍兴历史地理》，越地最早发展起来的是麻织工业，在越向吴进献的贡品中，曾有“葛布十万”的记载。汉代时，绍兴的麻织工业更为发达，成为全国四大麻织工业中心之一。不过从唐代以后，绍兴的麻织工业开始衰落，及至南宋已经完全式微。

接棒麻织工业的是丝织工业。绍兴的丝织工业出现时间不比麻织工业晚多少，但到隋唐时才显露头角。到了宋代时，“越罗”已名扬海内。元代以后，由于棉织品逐步增加，排斥了丝织品在市场上的固有地位。而绍兴彼时尚未大量植棉，致使绍兴纺织业在国内地位大为下降。不过虽然如此，绍兴在明初仍然是全国设置官营织染局的少数城市之一。

从清代开始，绍兴除了麻织品、丝织品外，也开始发展棉纱等多种纤维的纺织业。清后期，绍兴丝绸业计有大小作坊400多户，年产各种绸缎约4万余尺，形成了以华舍为中心的手工织绸业区。

绍兴的纺织业传统一直延续至建国以后，却在1950年和1956年两次行政区划变迁中被“一棍子打死”。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先生介绍，“当时绍兴最适合种棉麻的地方，东边划给上虞，西边划给萧山了。纺织原料没有了。”曾经辉煌的纺织业因原料的缺乏而陷入困境。

困境持续至1970年代，直到化纤材料的出现与普及。任桂全是绍兴县（现柯桥区）平水镇人，于1970年在平水公社参加工作，据他回忆，彼时的社办企业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地从各大城市收购化纤原料了。“绍兴的纺织业是和化纤‘跳迪斯科’跳出来的。一根化纤丝，变成一个产业，最后形成了市场。”

除原料外，现代化的纺织机和纺织技术也不可或缺。“就纺织行业来说，绍兴是接轨上海的，上海对绍兴的纺织行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任桂全回忆，解放前有很多绍兴人到上海做纺织、印染工人，在上海定居。建国后，靠着这些老乡的关系，不少上海国营厂换下来的纺织机都来到了绍兴。一些工人平时在上海上班，周末来绍兴传授纺织技术，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有些退休的老工人还选择常驻绍兴，指导本地的纺织工人。

绍兴纺织业延续2500年、曾“三起三落”，任桂全认为，正是这种传承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轻纺城。此外，绍兴人出众的经济意识和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忽视的助力因素。“我们曾经有‘四千精神’——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正因为这样，一个机会出来了，我们才能紧紧抓住它。轻纺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如今，中国轻纺城市场建筑面积365多万平方米，传统区营业房26000余间，主要包括北联市场、东升路市场、老市场、联合市场、天汇市场、东市场、北市场、西市场等。场内经营人员5万余人，经营面料3万余种，名列全国10大专业批发市场第2位，仅次于浙江义务中国小商品城。全球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面料在此成交，与全国近一半的纺织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

以轻纺城为代表的纺织业是绍兴绝对意义上的支柱产业。2017年绍兴年鉴显示，2016年绍兴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826.94亿元，市纺织行业（含纺织业、纺织服饰业、化纤制造业等）产值3673.52亿元，占总产值的37.38%。

据说，中国人穿的每三件衣服就有一件跟中国轻纺城有关。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根据《2017年绍兴市柯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柯桥区的坯布产量为19.16亿米，印染布162.25亿米，无纺布7.50万吨，针织布103.23万吨，制作服装6969万件。中国轻纺城市场成交额和钱清轻纺原料市场成交额分别为1080.7亿元和561.8亿元，轻纺城网上交易额303.7亿元，纺织品出口619.98亿元。轻纺产品总销售额占全国的1/3。

本地人与外地人：柯桥是一块“黄金地”

如果说绍兴的纺织业传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松动为绍兴带来了稳定的纺织原料，让轻纺市场的发展有了可能；那么柯桥历史悠久的地缘优势让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由于水利和地形的原因，柯桥镇从汉代起即是周边三县（萧山、上虞、诸暨）八区（鉴湖、钱清、浬渚、齐贤、临浦、义盛、夏履、枫桥）的集市，曾有“金柯桥”的美誉。绍兴的轻纺产品都在此集聚，有些销售给当地居民，有些经柯桥再转运到其他城市。越来越多的布料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米、鱼等农副产品，成为柯桥集市上的主要商品。

当时的轻纺产品属于紧俏物资，供不应求，而率先因此受益的就是柯桥本地居民。1970年代，最早的纺织厂、印染厂都是社办企业，厂长即是当时的公社书记。改革开放之后，私人开的工厂、卖布料的个体户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动了运输、餐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柯桥经济的繁荣。柯桥曾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十强，并多次荣获“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称号。

这种积极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据2017年绍兴年鉴，绍兴市纺织业有1873家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以上），从业人员31.56万人。投身轻纺行业，对于柯桥以及绍兴其他区县的择业者来说，仍然是非常可靠的选择。“在绍兴，除了到轻纺城，还能做什么呢？”绍兴人齐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小时候我们五个小伙伴，除了我在做服装面料外，现在一个在做棉布，一个在做窗帘，一个在做布艺设计，还有一个在一家纺织企业做会计。”在柯桥，似乎每个人都有做布料生意的亲朋好友。

城市发展的一大表征就是外来人口的流入，这一点在柯桥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本地人涌向轻纺行业，越来越多的外地商人也来到柯桥做生意。1980年代末，辽宁、河南、四川、湖北的运布货车甚至造成临近轻纺市场104国道的拥堵。数据显示，2006年绍兴县（现柯桥区）户籍人口70.47万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30万人。十年后的2016年，柯桥区的户籍人口66万人，登记的流动人口有60余万人，其中有很大比例在从事纺织及相关行业。外来人口增长趋势明显。

温州乐清人吴镛（化名）在1985年就来到了柯桥，是最早来这里做布料生意的外地人之一。“村子里有人在这赚到了钱，说柯桥是一块‘黄金地’，我们就来了。”

吴镛回忆，他刚来的时候连简易市场都没有搭起来，布料买卖集聚在距现在中国轻纺城以北十公里的安昌古镇，交易都在乌篷船上进行，一整条水道都是卖布的。他当时经营一种叫做“华达呢”的布料，主要从安昌镇的村办、镇办染厂拿布，“那时候都是偷着卖的，只要你能拿到布，就能挣到钱。”

由于较早来到柯桥做生意，吴镛在1998年时就有了上百万积蓄。但他在一次交易中被骗，一批价值200万元的货物没有收到尾款，反而欠下95万元外债，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儿子吴荣国1996年跟着他来到柯桥打拼，从业务员做起，后独立经营麂皮绒布料，在2006年帮吴镛还清了债务。2017年，吴荣国公司的营业额为4.75亿，总销售麂皮绒布料6000多万米。客户有服装厂、制鞋厂、窗帘厂、玩具厂等，与喜来登、FENDI等大公司均有合作。

吴镛觉得轻纺城能发展至今离不开温州乐清人。“那个时候柯桥的村办企业比较多，纺织厂、印染厂很多，是我们乐清人最先发现的商机。80年代末的时候，20几个乐清人合伙搭了棚子，结束了摆地摊卖布的状态。所以当年的轻纺城算是民营企业，我当时还是一个小股东。后来才变成由政府经营。”

按照柯桥区官方网站的说法，1986年，柯桥建成占地3500平方米的棚屋式柯桥轻纺市场。1988年，绍兴轻纺市场建成开业，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米，营业用房600间。1992年，东交易区开业，交易门市部1020个。同年6月，绍兴轻纺市场正式更名为“中国轻纺城”。1993年，中、北两大交易区落成。至此，中国轻纺城建筑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拥有营业房6000多间，是为今天中国轻纺城的雏形。

轻纺城北市场内部

绍兴湖南商会会长唐秋士也是较早来柯桥经商的外地人。他原来在家乡湖南湘潭做小生意，“接触了一些纺织业的老板，看他们出手很大方，很有钱，感觉这个行业有前途。”于是从1990年开始经营布料，2001年举家搬到柯桥定居。

唐秋士第一次来柯桥是1995年，那时的轻纺城的老市场有四层楼，一楼、二楼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店面，“像菜市场一样”，三楼、四楼空着，临街的都是大排档。“当时的店面没人要，很多乡镇干部都背着指标，要把它推销掉。”

当初“没人要”的店面如今价值不菲。中国轻纺城北市场、东市场都由公司运作，店面没有产权，只能租赁，每个租期为6年，到期后持“优先租赁权”可以优先续租。“1998年的时候，一个店面的优先租赁权是几万块钱；现在，一个店面的优先租赁权要700到800万，好一点地段的要上千万。黄金地段店面的租金也要80到100万一年。”

在轻纺城做生意的商人都会集中销售某种布料或某一类型的产品。唐秋士主要做童装家居服生意，布料发往青岛、即墨、天津等童装家居服的产业集群地带进行成衣制作。去年，他的公司卖了3000多万米布料，销售额一亿多。同时，他在绍兴袍江还有一个童装制衣厂，在湖南湘潭也有两个工厂，一个做袜子，一个做家居服。

在唐秋士看来，轻纺城准确的定位是其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轻纺城能发展起来，在于垄断了全世界的中端市场。像我们很多棉花其实是从土耳其、巴基斯坦进口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技术和机器不行，40织以上的就纺不了了，只能做低端布料。而像有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他们只做高端产品。所以中端的纺织品就都落在柯桥了。”

当然，不是所有外地人都能像吴荣国、唐秋士那样获得成功。记者在柯桥遇到不少出租车司机、保安、装卸工都在柯桥生活了20年以上，他们也曾在轻纺行业打拼过，但是目前的月收入也只能维系一家人的日常开销，没有任何富余。“做纺织要有钱的。30年前，我们农村老家有7个孩子，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哪有钱给你啊！我来柯桥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一位来自四川的司机大哥觉得现在的生活还是比在老家好多了，至少后代变成城市人了。

市场外堆放的货物

全球化与在地化：“我的whole life都在这里了”

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中国轻纺城不仅吸引本地、外地商人在此集聚，随着其影响力日渐远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也来到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为柯桥带来了全球化。

从20世纪末开始，印度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韩国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纷纷来到柯桥经商。柯桥街道上随处可见印度、阿拉伯餐厅和商店，韩国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和国际学校。

杨志曾在一家印度公司做销售。他的印度老板最初在韩国买库存布料，四美金一米，有些还有质量问题；后来通过广交会了解到中国轻纺城，差不多的布料只要一美金一米，质量还比韩国的好得多，于是就在1998年前后转战柯桥。

“他（印度老板）每个月向印度运的布料大概有将近十个柜（集装箱），一个柜几万米到十几万米不等，赚钱又快又方便。自他之后，印度人开始一批一批的来到柯桥。”据杨志介绍，早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商人把两国之间的“战火”延续到了柯桥，不少印度商人选择把办公室设在越城区，以减少和巴基斯坦商人的碰面。

他的朋友Ali是新一代印度商人。Ali的家乡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苏拉特，这里是印度纺织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他在苏拉特时就经营布料生意，2010年跟随叔叔来到中国轻纺城，从柯桥进口布料到印度加工，主要制作印度的传统服饰。

Ali之所以选择来柯桥，是因为在印度有些品种的布料生产不了；而且印度的温度高，染厂不能长时间运营；再加上印度假期非常多，“全年有130天都在放假，非常难搞。”相比之下，中国工厂速度快，“同样做5万米的布，在印度要三个月，在中国只要25天。”

办事效率也是吸引Ali的一个因素，“你们半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在印度要一两天。”此外，交通也是一个极大的优势，印度的路不好，运输速度很慢；而中国的路好得多，运输速度快，治安也好，即使算上将布料从中国海运回印度的时间，也远比在印度国内运输布料节省时间。

外国商人在为柯桥带来“全球化”的同时，他们的生活却越来越“在地化”。对于一些常年在柯桥的外国商人来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并非简单的“官方说辞”，更是他们的切身体会。

Ali所在的商会定期聚会，在印度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们还会请印度明星来中国一起庆祝。“去年11月有一个很大的party，我们请了很多印度的明星来，就在轻纺城大厦，一起跳舞喝酒。”

据Ali估计，柯桥至少有3000名印度商人，也有差不多数量的巴基斯坦人。两个国家虽有冲突，老一代商人之间也有隔阂，但是现在在柯桥的印巴商人能够和谐相处，经常一起打板球，还互相介绍生意。“像朋友一样。”

印巴两国还把对板球的狂热带到了中国。Ali参加了一只柯桥的板球队，五月中旬，来自义务、慈溪、广州等地的八支业余板球队，在绍兴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板球比赛，队员们大部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印度、巴基斯坦商人。

Ali现已定居柯桥，娶了一位同在柯桥做生意的温州姑娘，女儿在今年年初出生。他的中文和妻子的印度语都在进步，与当地人交流无碍。Ali喜欢柯桥的气候，比苏拉特凉快；也喜欢柯桥人的相处模式，“不会像印度人一样随便管别人家的事”。他现在每年只回印度待一个月，看望故乡的父母及亲朋好友。

在Ali心中，虽然苏拉特作为“motherland”的地位无法被取代，但柯桥已经是他的“Second hometown”，“earn money，get happiness and sadness，现在我的whole life都在这里了。”

用于展示的色卡和色片

转型与竞争：“金柯桥”的辉煌能否延续？

2500年的历史积淀，30年的飞速发展，似乎让柯桥的中国轻纺城走到了巅峰。近年来，网上轻纺城、智慧仓储物流区、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时尚创意论坛等尝试，表示柯桥正在谋求转型，以适应互联网、国际化新趋势，向“国际轻纺之都”的城市定位不断迈进。然而，当你身处中国轻纺城，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其发展的瓶颈，“船大难调头”，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中国轻纺城展示中心

首先是市场的冷清，即使走进客流量最大的轻纺城北市场，也难以看到老照片中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交易场景。2016年开业的轻纺城南区市场店铺出租率不足一半，客流量更是非常有限。据记者统计，一个小时内来往经过某个店铺的，只有一名来询问是否办信用卡的银行职员和三名外卖送餐员。

轻纺城南区市场内部

其次，买卖双方的交易方式显得不符合“潮流”：服装厂的采购员带着样品，到几百个店铺里一家一家问询比对；谈妥后，店铺老板将布料打包，注明发货信息，雇市场内的板车师傅把布料拉到市场外的路边；待夜幕降临，一辆辆小型叉车快速、娴熟地把布料搬运到等在路边的货车上，运往全国各地。

在唐秋士看来，轻纺城客流量变少是因为很多供货渠道已经非常稳定，不用再来跑市场，而上述“原始”的交易模式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变。“轻纺城这三十年来一直是这样‘野蛮生长’的。虽然网购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但是制衣厂要看布料的质感、颜色，这些不能在网络上完成，只能到实地来看。”

但他也感到这几年市场变化很大，柯桥的生意不好做。“现在这个行业透明了，市场也成熟了，人力成本增加了，利润越来越薄了。以后必须要靠产品创新、客户优化来创造新的利润。”

在轻纺城做了十几年面料生意的齐佳也有同感。“每天都很烦躁的，有单子也烦，没单子也烦。”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原来面料品种单一，服装厂会对某个品种的坯布下100万米的订单；而现在的市场更加理性，产品越来越“精细化”，即使是主推款式，一次性下单也很少超过2万米。这几年他每年都要开发十几种新产品，但也不能保证收益。“有的面料做出来，客户说手感不对、颜色不对，不收货，那就只能砸在手里了。”

齐佳以前喜欢做外贸单，有大量外国客户。前几年外贸单好做，虽然利薄，但是体量很大，往往一个单子就有上百万米。即使以成本价将布料卖给老外，光凭借国家的退税也有“16个点”的利润。大学时“连英语四级都没过”的他，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几年里英语突飞猛进，不仅听得懂印度人、中东人、非洲人带口音的“地方英语”，自己还练出了“international”的地道口语。

但现在齐佳几乎不做外贸单，他觉得老外们已经被中国人“宠坏了”。这两年老外来拿货，都会找好多家供货商报价，不光看价格，还要看服务、付款方式，甚至有的外商会打国家退税的主意，要求和供货商一起分退税款。

作为外国商人，Ali不认可齐佳的说法，他们的生意也不好做。“外国人来这边做生意要到派出所去登记。我2010年刚来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是3000多人；去年（2017年）去登记，看到的数字是8000多。以前外国人不多，钱很好赚，现在做生意跟比赛一样。”柯桥的外国人数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和义乌。

另外，政府对环保的控制也让Ali觉得工厂的效率不如以往。“G20以后，政府对环保的要求更高了，很多小的印染厂都关掉了。以前一个柜（集装箱）的单子20到25天就可以了，现在35到40天也不一定能做好。”2017年，Ali向印度运输了53个柜（集装箱）的布料，约150万米，跟几年前“好时候”相比下降了很多。

杨志总结了导致生意难做的三个原因：首先，印度、土耳其等国的纺织技术提升，有些布料在本国就能生产。其次，柯桥的人工、生活成本太高，“柯桥这边基本工资普遍都是五六千，印度工人最便宜的据说只要三四百块钱。”再次，快速的城市化拆迁了大量农村的老旧建筑，农民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补偿款，做工的动力不足。

“现在很多厂里面招不到人，工人流动比较快。今天做的不开心，明天拍拍屁股就走，也不跟你说一声，反正就这么点钱，我可以拿可以不拿。一些大厂都迁到越南去了，那边污染又不要钱人工又低，品质也很好。”

行走在柯桥街头，可以看见“金柯桥”、“轻纺城”这两张最闪亮的城市名片，被骄傲地书写在柯桥的每个角落，历史上“金柯桥”的辉煌正在由中国轻纺城延续着。中国轻纺城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而是传统与现代的交互影响的结果。2500年的纺织传统赋予它灵魂，40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契机给予它生命，全球化大潮又赐予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