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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核爆亲历者：不安、赎罪与无愧交织的余生

[英]史蒂芬·沃克著朱鸿飞译

2018-12-24 14:51

广岛毁灭的三天零三个小时后，1945年8月9日，星期四，中午过后整两分钟，查克·斯威尼少校率领的“博克之车”号（Bockscar）机组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胖子”。47秒后，原子弹在长崎北郊的浦上工业谷上空爆炸。爆炸当量为2.2万吨TNT，几乎是“小男孩”威力的1.5倍。它的最初目标是距长崎东北100英里的小仓，但小仓当时被厚厚的云层掩盖，无法投弹。天气拯救了小仓，决定了长崎的命运。经由奇怪的机缘巧合，战争兜了一个大圈子：“胖子”的爆心几乎在三菱兵工厂的正上方，偷袭珍珠港用的鱼雷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原子弹摧毁了兵工厂，并且夺去了大约7万人的性命。和广岛的情况一样，实际上没有空袭预警。爆炸7分钟后，空袭警报才开始响起。

原子弹“小男孩”

在东京一座地下掩体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的一次紧急会议刚刚开始。苏联已在昨晚对日宣战。恰如杜鲁门和丘吉尔担心的那样，斯大林最终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从凌晨开始，百万苏联大军潮水般越过中苏边界。在那间不通风的狭窄掩体里，会议由首相铃木贯太郎主持。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名成员围坐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前，讨论最近的危机。由苏联调停达成一项体面和约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经破灭了。美军轰炸机正投下数百万份传单，威胁要投下更多的原子弹。六人面临的选择明摆着：或者继续战争，或者接受同盟国的条件投降。当他们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助手送来了一条打断会议的消息：第二颗原子弹刚刚在长崎爆炸了。

在海军参谋长的支持下，两名陆军领导人依然决心战斗到底。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说：“整个民族如一朵美丽的鲜花般毁灭，岂不美妙？”首相铃木贯太郎不为所动，他获得了外相东乡茂德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支持。辩论越来越激烈。铃木支持接受同盟国的要求，只要允许保留天皇就行了。阿南惟几和两名同伙则想从同盟国那里争取到更多让步。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没争出任何结果。六人分成了两派，势均力敌。快到夜里11点时，首相试图打破僵局，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在闷热的掩体里，天皇静静聆听了对立双方的意见。凌晨2点，天皇最后站起身，脱下眼镜，擦去镜片上的水汽。“我们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刻到了。”他非常平静地说，“我咽下自己的眼泪，批准那项接受同盟国公告的提议。”听众里响起了悲痛的号啕，天皇离开了房间。

这个决定差点就迟了。同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当“六巨头”还在铺着绿色台布呢的桌前争论之际，第509混成大队副队长汤姆·克拉森中校从天宁岛的巨大跑道起飞，开始了飞越太平洋6000英里航行的第一程。他得到的命令是去接收第3颗原子弹。格罗夫斯一直在不停地驱赶手下。“只要没有不可预见的困难，”他在8月10日向马歇尔将军报告说，“原子弹准备于8月17日或18日后的第一个适合的天气投放。”现在的优先目标将是东京。但随着日本要投降的最初信号被传达给美国，杜鲁门决定推迟进一步的原子弹轰炸。按他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说法，总统的良心开始不安：“他说再消灭10万人的想法太可怕了。按他的说法，他不喜欢杀死‘所有那些孩子’的主意。”

杜鲁门也不需要那样做了。8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06，瑞士驻华盛顿外交代办带着日本投降书的最终文本来到国务院。此时距裕仁天皇在掩体里做出决定已经过去了5天。双方胶着的一点是天皇的确切地位。最终，正如亨利·史汀生在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前向总统力争的那样，同盟国允许裕仁保留皇位。

在华盛顿，数十万人聚集在夏日的夕阳下庆祝胜利。拉法耶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上排成了一支庞大的康茄舞队伍。欢呼的人群涌到白宫栏杆前。这场庆祝的盛会很快达到了高潮。到第二天，成百上千万人在自由世界的各地开始了庆祝。广岛天崩地裂九天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对许多幸存者来说，苦难才刚刚开始。

被轰炸之前的广岛街头

幸存者悲歌

被老师救出后，中前妙子昏迷了几天几夜。苏醒时，她双眼绑着绷带，什么也看不见。她后来得知自己被送到了川中岛（Kawanajima）。濑户内海的这座美丽小岛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救援中心。成千上万的伤者被送到这里。大部分没有生存希望的重伤员都在妙子那一屋。

中前妙子忍着剧痛躺了5天。8月11日，父亲找到了她。他找遍了全市，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当父亲经过她所在的屋子时，中前妙子听到他的声音，开始大声叫他。父亲跑到她的身边，抑制不住发现她还活着的激动。她12岁的妹妹惠美子已经死了4天了，父亲当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妙子。

父亲也找到了惠美子。原子弹爆炸时，她正在距爆心700米的土桥拆房子。她的同学大部分当场就死了，生者被送到己斐的一所小学。惠美子虽然伤势严重，但还活着。8月7日，轰炸后的第二天，父亲来到这个学校。他没认出自己的女儿。她的脸乌黑肿胀，所有人看上去都一个样。但惠美子认出了他，她喊道，“爸爸，我在这里。”惠美子叫他带她回家。他匆匆出去为她找衣服，但当他回来时，她已经死了。余生里，他一直责怪自己没有陪在女儿身边。他不能想象自己让她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战后，妙子结了婚，有一个儿子。她用一只假眼代替失去的那只，仍住在广岛。几年前，她成为一名“亲历的讲述者”（taiken shogensha）——那些记录遭受原子弹轰炸经历的和平见证人。也许因为父亲将痛苦隐藏得太久，中前妙子选择了讲述自己经历的痛苦。

8月12日，轰炸后第6天，和田功回到了训练营。到那时，他已经在市内各地火化了数百具尸体。这些天他没有洗澡换衣，几乎没怎么睡觉。战争刚结束他就得了痢疾。他开始掉头发。他在充满放射性物质的市中心呆的时间太长了。他在生死边缘挣扎了好几个星期，和他一起火化尸体的许多士兵都死了。和田功活了下来。

战后，他结了婚，成为一名理发师。他和妻子依然生活在广岛。他的家离广岛电铁公司总部只有几米。原子弹落下后的第一夜，他抬的受伤和垂死的人就被送到那里。

肥田舜太郎医生在户坂的医院待了两个月，直到10月末。药品供应很快涌来，但经常为时已晚。他的许多病人死于放射性疾病。肥田自己活了下来。战后的几个月里，他帮助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派到广岛的调查队评估原子弹的影响。他今年88岁，已经从医生任上退休，但依然积极为两颗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奔走呼吁。

田中利明一直将妻女的遗骨放在床顶的架子上。不久后，他得知父亲也死了。原子弹爆炸时，他刚刚出门去买食物。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他妈妈也死于放射性疾病。一周之内，田中利明失去了全部亲人。那天中午一起吃炸蛋卷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田中利明在9月退伍了。和数万广岛人一样，他在帐篷里住了好几个月。在那里，田中利明遇到了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光惠（Mitsue），她也是核爆的幸存者。两人在1946年结婚，有一儿一女和六个孙子和孙女。光惠在1997年去世，田中利明依然健在。88岁的他一个人生活。他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在广岛独自经营一家小型酒类商店。他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遗骨安放在家族墓地的一个骨灰瓮里。

松重美人和妻子纯江活到了战后。他继续为《中国新闻》工作了许多年，他还到世界各地讲述亲眼目睹的事件，其中不止一次在联合国演讲。随后的几十年里，他把拍摄广岛的重生作为自己的使命，拍摄了一座从旧城市废墟上崛起的新城市。战前广岛的建筑很少留存下来，在留存下来的建筑中，其中一个就是松重自己的理发店。它还在那里，和60年前一模一样，少掉的唯一一件物品似乎就是那面镜子。“小男孩”爆炸时，纯江正打算从墙上取下它。

松重美人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拍摄的5张照片成了那一天的永恒形象。2005年1月17日，他在广岛去世，享年92岁。他最后一次讲述他的故事时，听众就是本书作者。

坪井直从昏迷中醒来已是40天后。和中前妙子一样，他也被送到一个设在岛上的救治中心。他到的是似岛。再次回到广岛后，他才知道玲子没活下来。10年后，他结了婚，有了3个孩子。他现在80岁，一个人鳏居在广岛。他脸上还留着原子弹爆炸的烧伤疤痕。他至今都不知道玲子是如何死的。

不是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都是日本人。1945年8月间，约有5.3万朝鲜人生活在广岛，其中一些是强迫劳工。最新研究表明，他们中至少有2.5万人丧生，几乎占到总伤亡人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国家的人数虽然少得多，但也有波及，这些人中包括一些战前从美国归来的日裔美国人。

选择广岛作为轰炸目标的人不知道的是，原子弹落下的那个早晨，有23名美国战俘被关押在广岛。他们中至少有10人丧生，一些当场死于爆炸，还有些似乎是后来被愤怒的幸存者杀掉的。8月7日，来自中地的29岁农民升正一（Shoichi Noboru）进城后看到两名美国战俘。一人被绑在城堡里的树上，奄奄一息。另一人用电线绑在桥柱上，已经死了，他身上血肉模糊，没一块完整的皮肤，脚下散落着石头和瓦片，显然是被人砸死的。残酷的命运让他死在汤姆·费雷比选作轰炸瞄准点的同一座桥上：那座在3万英尺高空能够清楚看出T字形状的相生桥。

轰炸瞄准地点

广岛核爆

罪与罚

“我想你应该看了今天的报纸。”利奥·西拉德在广岛被毁这天给一个密友的信上写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我费尽心机要阻止它，但正如今天报纸报道的那样，没有成功。”他当时还不知道，杜鲁门从未看到过他和69名科学家同行签署的请愿书。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之后，西拉德完全违逆主流意见，立即组织了一次为广岛和长崎幸存者募捐的活动。他还要求芝加哥大学的牧师为遇难者特别祈祷。12年前，西拉德在伦敦街头一个十字路口想到了原子弹这个想法，这种武器的威力让他感到恐惧。在绝望中，他重新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请愿书，说这两次轰炸 “公然违背了我们自己的道德准则”，请求停止使用原子弹。当战争结束时，请愿书还没有发出。就算发出了，它也不大可能发挥任何作用。

杜鲁门于1972年12月去世。他从未对投放原子弹的决定表示后悔。他曾声称，它“不是一个需要你担心的决定”。原子弹爆炸之后，他很快就收到了美洲基督教联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一封反对继续使用这种武器的电报。他的答复意味深长，他写道：“对于原子弹的使用，没有人比我更不安，但令我不安之至的是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无耻偷袭，是他们对战俘的蓄意残杀。他们能理解的唯一语言似乎是我们正在对他们进行的轰炸。当你不得不对付一头野兽时，你得把它当成野兽。”这个看法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当时的主流情绪。杜鲁门从未改变他的态度。1958年，他写了一封信给广岛市议会，确认如果遇到相同形势，他还会命令投下原子弹。“我们会用航空邮件把它发到广岛，”据说他这样告诉秘书，“确保贴足邮票！”

和杜鲁门不同，对于自己帮助创造的武器，亨利·史汀生的态度一直很矛盾。他在战后写道，使用原子弹是“我们最没有争议的决定”。和史汀生的上司杜鲁门相比，它的争议也许更多地压在了这个脆弱、敏感、犹豫不决的陆军部长身上。广岛毁灭两天后，长崎毁灭的前一天，史汀生心脏病发作。虽然恢复，但他身处政府中心的日子行将结束。一个月后，他在78岁生日这天离职。作为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最后举动之一是写了一份备忘录，敦促总统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他意识到了与苏联军备竞赛的危险。史汀生认为，如果不加控制，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将会摧毁全人类。他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际社会的设想也许过于天真，但即便如此，他的天真里也许有某种胆识，体现了当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可怕的新世界时，这个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老人最后的渴望。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在新的冷战背景下，这个怪物太珍贵了，没有人愿意放弃它。

格罗夫斯将军不出意外地一直公开支持原子弹。“对它的使用，我没有道歉，无需理由，”他在日本投降两周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没有发动战争。”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星光开始黯淡。一路走来，他树敌太多，现在他们开始反击了。1948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陆军，作为研究主任加入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Rand Corporation）。新工作薪水丰厚，但它不是“曼哈顿计划”。虽然影响范围日益变窄，但格罗夫斯勇往直前实现目标的能力从未消失。为了给陆军将士遗孀盖养老院，晚年的格罗夫斯奔走呼吁，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活动家。他与自己的体重搏斗了一生，直到最后。虽然偶尔节节食，但他从没瘦下来过，对巧克力的嗜好也从未消退。在妻子的陪伴下，格罗夫斯于1970年去世。作为全世界最大武器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骄傲、强势、可怕、难以相处但永远不同寻常的人的成就无疑改变了世界——虽然好坏另当别论。

他的搭档奥本海默也失去了在战争末期赢得的尊重。1945年，他登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他的平顶卷边圆帽举世闻名。但和格罗夫斯一样，他的辉煌也是昙花一现。他也有许多敌人，而且他对原子弹的怀疑也开始啃噬他。他在“三位一体”测试最初几秒体会到的恐惧从未消失。1945年10月，他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一职。随后的几年里，他坚决反对研发氢弹。这种武器在1952年进行了首次测试，威力比“小男孩”或“胖子”还要大上千倍。“这玩意，”奥本海默说，“是一场底比斯的瘟疫。”奥本海默的反对毁了他。在麦卡锡时代，他成为了一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他在战前与共产党的联系被公开。1954年，他的国家保密许可证被撤销。这个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现在实际上被视为可能的间谍。奥本海默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随后的数年里，他变得越来越消瘦憔悴。一天抽5包烟的习惯最终要了他的命。1967年2月，奥本海默在绝望中死于喉癌。在那些日子里，对他创造出的原子弹，奥本海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怀疑。他最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也许出自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那天的讲话。“如果原子弹加入这个好战世界的武器库，”他说，“那么终有一天，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两个名字。”

正义之举还是巨大悲剧？

两颗原子弹无疑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如果不是它们，日本人还要坚持多久将成为一个永远争不完的话题。战斗必然会夺去其他人的生命，只不过与两座日本城市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孰多孰少，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回答。更可以肯定的是，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背后，来自苏联的可能威胁是一个重要考量。这些理由已经被说滥了，但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的一份文件极好地揭示了当时的情绪。1945年9月15日，格罗夫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随后发给陆航战略航空兵参谋长劳里斯·诺斯塔德准将。附在备忘录里的是一篇3页的绝密报告，名为《对摧毁苏联战略区域所需原子弹的估计》（Estimated Bomb Requirements for Destruction of Russian Strategic Areas）。文件包含3栏。第一栏是66座苏联大城市的名单，从莫斯科开始，到乌赫塔（Ukhta）结束。第二栏列出了每座城市的面积。第三栏详细写明了摧毁它们需要的原子弹数目。莫斯科需要6颗，摧毁名单上的全部城市一共需要204颗原子弹。

战争结束三周后，保罗·蒂贝茨、“荷兰人”范·柯克和汤姆·费雷比坐一架C-54运输机来到长崎。他们本来要在广岛降落，但那里的机场跑道受损太严重了。他们是陪着日本和美国观察员来的，美国占领军尚未入城，所以长崎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惊叹于一颗炸弹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损失。和观察员们留下的其他印象相比，这种惊叹是压倒性的。“它会把你吓得魂飞魄散。”范·柯克60年后说。他们没看到死于原子弹的7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一具尸体也看不到。他们住在一家竹子搭的旅馆里（蒂贝茨说它“像个夏令营”），吃的是精美的食物。他们甚至还购买了纪念品。蒂贝茨买了几只手工雕刻的饭碗和碟子，把它们带回了美国。“我们成了典型的美国游客。”他后来告诉一个采访者。

在执飞广岛或长崎任务的机组人员中，很少有人表达过对所作所为的愧疚。在这方面，一些人的态度比其他人更直率，其中又以他们的机长为最。“我没有一丝愧疚。”蒂贝茨在广岛任务20年后说，“我奉命行事。如果我今天接到这样一个命令，我还会毫不迟疑地执行，因为我已经在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学会了服从。”他的想法从未改变过。现已90岁高龄的蒂贝茨依然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认为原子弹是正当的，因为它挽救了生命，这个信念从没动摇过。他也因此被有的人看作英雄，被有的人看作恶魔。1976年10月，他引来了一场国际声讨。那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航展上，他驾驶一架修复的B-29轰炸机模拟了一次原子弹轰炸。地面上的工程师在4万观众面前制造了一场蘑菇云形状的爆炸。广岛市长谴责此举很“荒唐”。日本外相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蒂贝茨认为这纯属大惊小怪。他觉得对广岛的轰炸不是一件应该道歉的事。“我从没因为指挥了那次轰炸而少睡一夜好觉。”他在那次航展后说。“我现在的灰白头发来自业务压力。”这是他多年来重复过不止一次的意见。

蒂贝茨是“埃诺拉·盖伊”号依然在世的最后三名机组成员之一。引航员“荷兰人”范·柯克和妻子生活在旧金山。84岁的范·柯克也不后悔他的举动。他说原子弹没影响到他的生活。“我不会为此道歉，”他说，“因为我确实相信它挽救了许多生命。”协助迪克·帕森斯给原子弹装引爆装置的莫里斯·杰普森秉持类似的信条。但在1960年，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也许可以先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原子弹的威力，“而无须摧毁一座城市”。在最近与本书作者通信时，杰普森写到他对广岛的“巨大悲剧”感到“遗憾”。已经去世的其他成员也曾偶尔提到过他们的遗憾——但不是愧疚。“你不会吹嘘自己一次就消灭了六七万人。”助理机师罗伯特·舒马德承认。写下任务日志的副机长鲍勃·刘易斯认为原子弹提前结束了战争。但最初几分钟从舷窗看到的景象似乎萦绕在他心头许多年。“我无法忘怀爆炸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说。同机组的一些战友依然心存疑虑，尤其是当刘易斯在1971年将他的日志以3.7万美元出售的时候。

有一名机组成员曾经明确表达过愧疚——于1995年去世的“埃诺拉·盖伊”号尾炮手鲍勃·卡伦。他曾描述过看到受害者尤其是烧伤儿童的照片和电影时的感受。“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产生过些许愧疚感的时刻。”他说，“我希望自己没看到过那些影像。”战后，鲍勃·卡伦成为一名航空设计师。除了轰炸广岛时带在炮塔里的那张照片上的女婴外，他还有三个孩子。随着年龄的渐增，核屠杀的幽灵让他越来越担心。“当我想到今天的裂变和聚变核弹时，”他曾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侵犯上帝的领地。”

今天，在新广岛的市中心，缩景园成为一个美丽的和平绿洲。战后，它经历了不遗余力的恢复重建，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与以前一模一样：木头茶屋和湖，曲径、假山和小岛、乌龟和鲜花。空气中再次飘荡着新鲜的松树气息和阵阵蝉鸣。60年前，坪井直在星光下握着玲子的手，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今天，站在玄武石拱桥上，有那么一刻，你也许会相信什么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