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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上海十年②|从读研、看戏到进入上海
【编者按】
上海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之一,2018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近19万人。其中很多人会留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为“新上海人”。他们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他们对上海的认同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作者生于江西南昌,2008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求学,后在复旦读研,最后在媒体工作。他的十年是年轻一代“新上海人”的一个缩影。
该系列一共有三篇,本文为第二篇,作者回顾了自己在研究生期间如何成为“新上海人”。
2012年大四毕业时,我想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我放弃了国外读研和外企工作的Offer,决定给自己一个Gap Year。
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巨大的。我得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我清醒地知道,不能再留在松江了,无论有多不舍,它已经容不下我的梦想,我需要到真正的“上海”去。可上海那么大,绕树三匝,我有何枝可依呢?
栖居虹口
我决定住在虹口的赤峰路上,这里离虹口足球场只有一站地铁,路的另一头是同济大学。这里到上外的老校区骑车只要五分钟,骑到复旦也不过一刻钟。刚毕业的人,总是特别眷恋校园。
确定了区域后,我就开始找房子。我托一位家在虹口的朋友的母亲帮我联络中介,最终看中了一套30平米左右的“老公房”,房子是一居室,一梯六户。当时的房租是每月1700元。四年后我研究生毕业时找房子,同一个小区的类似房源,月租已涨到了3500元。
我的新小窝很老旧,进门就是厨房,拐角处是卫生间,里面是卧室。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装修和家具都是90年代的,电器清一色是“日立”。洗衣机是双桶的,一边负责洗,一边负责甩干,而且没有进水口,只能用脸盆人工加水。我屡次跟房东——一位六十多岁的上海阿公——交涉,希望能换一个洗衣机,他总能驳回我的请求,说对这台洗衣机很有感情,虽然老旧但性能不减当年,末了还不忘叮嘱我:年轻人要节省,要爱惜东西。
屋子很安静,也还算干净,日常所需的家具和电器也都一应俱全。于我而言,这就够了。房间是正南朝向的,清早的阳光会透过那被洗得褪色的窗帘,洒在屋里。
次日,吃过午饭,我打包好最后的一些个人物品,放在自行车的车篮和后座上,从松江一路骑到虹口,我也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和自己的大学时光彻底告别。
大学宿舍的最后一天,人去楼空的宿舍楼那一年夏天,我接了不少翻译工作,毕竟没了生活费,还得付房租。早些年,学小语种的学生,除了极少数过于冷僻的语种外,只要学得不是太差,又愿意去做翻译,一般日子过得都还不错。那时在上海,意大利语的翻译费是800元一天,如果能连续做上一周翻译,一个月的吃喝就不愁了。800元人民币一天的标准,是2000年时意大利人定下来的,后来意大利经济一蹶不振,这个价位就没变过。前些日子问学弟学妹,说现在经常是600元一天。
不出去做翻译的时候,我窝在家里读书。那时的我隐约有一个以学术为业的梦。
傍晚在楼下的小馆里吃完晚饭,我会骑上那辆从松江骑来的自行车,从赤峰路经虹口足球场,骑到鲁迅公园、山阴路、溧阳路,还有那条看着萧条、一点也不“甜爱”的甜爱路。偶尔我会沿着四川北路一直骑到外滩。有天晚上站在外滩,看着一江之隔的陆家嘴,我突然想到大学时和室友第一次来外滩,站在江边畅想未来的场景。忽觉过去方已远,前路尤茫茫,孑然一身,不免悲从中来,一时间泪如雨下。忽然听见船鸣,江风亦起,圆号宽广的呜呜声,抚慰少年胸怀。
一个夏天过去了,我终于下定决心:考复旦的研究生,读政治学。
从虹口到杨浦
2012年九月,学校开学了。复旦教务处网站上有新学期本科生课程的课表,我找出了那些和我考研专业课相关及感兴趣的课。每天一早,我就骑车朝着位于杨浦区的复旦前行。
那些日子的生活是孤独而又充实的:我根据课表按图索骥,混迹在本科生中旁听,课后找空着的教室整理笔记准备考试,一直待到晚上十点多,光华楼放起了散场音乐,物管阿姨来关门赶人,我这才骑上车回到虹口的小屋。
那时常在人人网上看到复旦学生对复旦的种种吐槽,无外乎食堂难吃、宿舍简陋,或者对培养机制不满意。但于我个人而言,对复旦只有感激。
首先,把本科生课表完整不落地公布在网上。那半年里我旁听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中文的不少课,有的是只有二三十人的小课,却从未因为是校外学生而遭到拒绝或区别对待,进出校门,也从未受过任何盘查与限制。
清晨的复旦校园其次,每个教室都装有空调,开关与否,温度多少,都由教室里的学生自己决定。最后一点说来事小,却可以以小见大:那就是每间厕所里都有洗手液和厕纸。
在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光里,是复旦给了我慰藉和温暖。
剧场里的上海
研究生三年,我居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话剧——逐渐融入上海这座城市。
在上海求学的外地学子,为什么选择留在上海?一百个人可能会有一百个答案。于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上海能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具体来说,是有戏可看。
研一上学期时,我加入了学校的剧社,却不曾想到话剧竟成了研究生三年里最美好的回忆,也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眷恋。其实,我本科时就对话剧感兴趣,但松江大学城离市区实在太远,两次看完戏都赶不上末班地铁,只得打车,上百元的车费一下就让当月的生活费捉襟见肘。
剧社的日常活动之一便是看戏。三年下来,我几乎在上海所有剧场都看过戏,而每座剧场,不论内部氛围,还是沿途景致,又都如此不同。某种程度上,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是被一次次看戏和一座座剧场串联起来的。
溧阳路611号的1933微剧场隐藏在1933老场坊二楼的一个拐角里,一面是舞台,三面是观众席,只有一百多个座位,也拉近了观众和演员的距离,观剧氛围极好。许多青年剧作家的作品都会在场租低廉的1933初试啼声,这个小剧场是承载上海乃至中国不少青年话剧人梦想的第一站。
1933老场坊人民大舞台坐落在人民广场,我觉得它是整体氛围最接地气的一个剧院。美琪大戏院英文名为“Majestic Theatre”,中文定名“美琪”,乃是取“美伦美奂,琪玉无瑕”之意。平心而论,美琪也配得上这般尊贵。
美琪大戏院艺海剧院常年演出孟京辉的各种剧目,且有出售给学生的50元票。浦东世纪大道旁的东方艺术中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剧场,不同于浦西众剧院的小巧和精致,这里十分大气,尤其适合外国戏剧的演出。
而我最有感情也最喜欢的还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它坐落在安福路的西端尽头,与武康路相接,这一带是前法租界的核心区域。虽然剧场有些老旧,舞台设计却十分合理,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清晰地看见演员的一颦一笑。
对上话的亲近还源于一年一度的“上海大学生戏剧节”。我们剧社的作品也曾入围其中并斩获奖项,一群人在剧场里忙活装灯、搭台、布景、彩排等,也是研究生三年里无比幸福的回忆。
演出剧照正是在一个个看戏的夜晚,我走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它复杂、多元而又精致的面纱向我揭开,上海终于在我心中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我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依恋。
成为上海人
研究生三年一晃而过,又到了毕业的时候。我早早地做好了未来的规划、找好了工作,接着就是租房了。
我还想住回虹口赤峰路,总觉得这就意味着还没有离开校园,还能从外面的悲风苦雨中抽身,回到校园这个避风港。
上海的房价在2016年上半年经历了一波暴涨,房租也水涨船高。三年前我住的那种老式一居室,月租普遍涨到3000元以上,不得已只能找同学合租。
我们曾通过一家中介跟房东协商5000元每月的房租,结果另一家中介打来电话,将房租提高到5800元,并保证三天内一定帮房东找到下家,房东当场毁约。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一梯两户、两室一厅且卧室均朝南的房子,房租5000。元,虽然是顶楼且家电老旧,但我和室友还是立马决定租下。就在我们准备和房东签约时,在我们之前一个小时来看房的房客打电话给房东,表示愿意出价5500元,好在房东守约,斗争片刻还是跟我们签了合同。
回想起这段租房经历,我不禁感慨,在上海租房,不是人挑房子,而是房子挑人。
在赤峰路的新家研究生毕业的另一大要紧事便是落户。上海的落户系统中,有一类是应届生落户,完全以打分决定,符合哪些条件可以加多少分,都说得清清楚楚。我对照着标准,自己算了一遍,发现分数达标,便照着要求和流程准备材料。不料母亲却对此焦虑不已,隔三差五地给我打电话:“这个事情一定要找人啊,落户落不下来你以后想落麻烦就大了……我帮你联系了XX,他让你去找XX,你一定要去找他啊……。”
对母亲的这些谆谆教诲,我一律当了耳边风。一来是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在上海这样的大江大海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关系呢,所谓的“XX”,也无非是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部门小职员。二来是我真的“很傻很天真”:我的条件完全符合,为什么不给我落户呢?
最终落户的事情一切顺利,我没有一丝激动。母亲却高兴坏了,逢人便说:“上海这个地方,难怪这么多年轻人想去,我儿子什么关系都没有,凭条件就能落户,就是公平,就是好!”
八年时间,我从一个异乡人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上海人”,但更重要的是,从心底里,我对这座城市有了热爱和认同:它的包容,它的丰富,它的公平,它的烟火气……这一切都是我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我彻底告别了学生身份,开始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我依旧住在熟悉而亲切的虹口,却完全无法想象,仅仅两年以后,我就会搬到嘉定南翔,在那里开始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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