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逝世百年｜在不确定的时空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清晨，街道干净而空旷，我走向火车站。我把手表与塔楼的时钟比对了一下，发现时间比想象的晚了很多，我必须抓紧了。这一惊讶的发现让我感到不安，对于这座城市我还不是很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向他跑去，气喘吁吁地问路。他微笑着说：“你想从我这里知道路怎么走吗？”“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到路”， “放弃吧，放弃吧，”他说，然后猛一转身，就像那些想要独自大笑的人一样。

《放弃吧》（Gibs auf）书封

《放弃吧》（Gibs auf）是卡夫卡写于 1922 年底的一篇寓言式短篇小说，距离他1924年6月3日离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1917年，34岁的卡夫卡确诊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卷欧洲，卡夫卡也未能幸免，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在卡夫卡的手稿中，这篇短文的标题是 “一则评论”。他自知时日无多，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旅途中，慌不择路。依旧是卡夫卡式朴素苍白的叙述，清醒而暧昧，在不确定的时空中，提问者只能自我救赎或是选择放弃。

变形

一天早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Gregor）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害虫”（Ungeziefer）。 

格里高尔是现代社会中典型的“社畜”。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完全吞噬了他。但是，家庭的重担迫使他履行自己的职业职责。他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急于出人头地，又担心出错而备受煎熬。如果不是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会立刻辞职，向专横的上司讨个说法。

起初，他认为这种角色的逆转只是暂时的，变身甲虫依然想着努力工作，之后却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最先抛弃他的是职场，虽然在过去五年间，他兢兢业业做出了很多成绩，甚至没有请过一天病假。然后是家人的疏离，因为他不能再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为令人厌弃的负担。此外，还有来自陌生人的嘲笑、轻视与羞辱。一个被工作异化的人变成了“害虫”，失去了所有的社会价值，最终孤独地死去，并被当作垃圾处理掉。

在卡夫卡逝世百年后的今天，这种迷失自我的恐惧，依然笼罩着每一个普通人。一场大病、一个意外事故、一纸裁员通知书，都有可能使现代人陷入格里高尔的困境。人们害怕失去个人价值，害怕失去社会身份。软弱是人类的普遍现象。阅读卡夫卡，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在诉说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如果你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对于我内心的痛苦，你知道什么；对于你的痛苦，我又知道什么？” （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是卡夫卡在 1912 年创作的一篇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1908至1922年，卡夫卡在位于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保险机构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界定为 “养家糊口的职业”，荒唐而轻松。此外，他还遵从家族的期望，照顾父母的奢侈品批发生意，作为合伙人在妹夫的石棉工厂承担职责。这些工作给他带来强烈的压迫感。

卡夫卡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是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人。卡夫卡最大的痛苦在于无法满足父亲的期望，成为一名商人，实现家族社会阶层的跃升。他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又无法凭借作品养活自己和家人。卡夫卡在父母家的一个空房间里写作。终其一生，他很少离开布拉格：上午办公，下午睡觉，晚上写作。

对工作的回避，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之一。在《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中，卡夫卡写道：世间尽是信使，他们奔波于各地，呼喊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信息。他们想要结束这可悲的生活，但是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

《变形记》是一个复杂的隐喻。所谓的“害虫”，是功利主义社会中的无用之人，在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在卡夫卡的语言世界中，动物是弱小的、可怜的生物，是被统治的和被忽视的。“害虫”并不必然是有害的、令人厌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害虫”。

卡夫卡的叙事冷静而客观，穷尽细节的描写，赋予荒诞一种不言自明的日常。他试图将自己从职业和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也深知，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除非人生来就不受其约束。

 “然后他又回到工作中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是我们在大量老故事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尽管它可能从未出现在任何故事中。（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审判

又是一天的早晨。银行职员约瑟夫·K（Josef K.）在自己的公寓里突然被逮捕。一定是有人诬告，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

约瑟夫·K有点沮丧，但是很快发现这次逮捕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他试图找出自己被指控的原因，思考如何为自己辩护，但是徒劳无功。他在法庭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没有人能让法庭相信他是无辜的。直到故事的结尾，约瑟夫·K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起诉，不知道法庭是否真的作出了判决。最终，他接受了无形的审判。在31岁生日前的晚上，他被两个行刑者带走，在采石场被刺中心脏。“像条狗一样！”这是约瑟夫·K的最后一句话。

从1914年夏天到1915年1月，卡夫卡一直在创作长篇小说《审判》（Der Prozess）。在此期间，他的生活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与未婚妻的婚约被解除；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是卡夫卡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

《审判》书封

卡夫卡白天在保险机构做公务员，是受人尊敬的“卡夫卡博士”。意外保险机构充斥着断肢、残臂、恐惧和冷漠，当然，也有希望。在职场或战场受到伤害的人，或许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金钱补偿或是再就业的机会，但是无法得到认同。作为官僚主义机器的一部分，卡夫卡不得不对他者的人生做出判决。1915 年初，卡夫卡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审判》也因此成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自始至终，《审判》的叙述充满了冷静而严肃的事实。整个事件看似很糟糕，但是细节不失风趣和幽默。“当谎言成为世界的秩序”，无论往何处看，都是黑暗。 

在预审阶段，约瑟夫·K试图通过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来获得法官和听众的支持。演讲内容直指法庭的荒谬、逮捕的不公、体制的腐败、官僚的蛮横傲慢以及看守的残暴。一些人给他鼓掌，为的是引诱他继续讲下去。最终，约瑟夫·K迷失在冗长的自我描述中，听众的注意力也很快转移到在角落里亲热尖叫的一对男女身上。听众看似分成左派和右派，实则是同类。没有人关心事实的真相。

“对某一事物的正确理解，与对同一事物的误解并非完全对立。”（卡夫卡，《审判》）

面对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选择沉沦还是逃离，是贯穿卡夫卡创作的一个主题。作为社会化的人，我们无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评价机制中，被动地接受价值体系对个体的规范和审判。只要身处社会结构和工作关系中，就会像卡夫卡一样感到痛苦。在小说《审判》中，法官、律师、检察官、听差、办事员、宪兵、看守和行刑人都是价值体系的维护者，画家的存在是美化制度，教师教化个体，使其接受规范。

卡夫卡在作品中描述了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威胁：孤立无援、极权暴力、无名邪恶势力的摆布、无望与绝望以及毫无意义的努力。叔本华从自我的消解及其融入生命的普遍原则中看到了一种慰藉，也激发了卡夫卡对人心“坚不可摧”的反思：

“如果没有对内心的坚不可摧怀有恒久的信念，人就无法生活下去。坚不可摧和信念可以长久地处于隐藏状态，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对人格化上帝的信仰。” （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即使个体的人格随着死亡而终结，但是意志作为生命的基本原则依然存在。卡夫卡看到了那个时代刚刚发端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如今正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审判》是卡夫卡对自由意志的探索。 “逻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并不能抗拒一个想活下去的人。”（卡夫卡，《审判》）判断事物的基础应是个体的自由意志，而不是他人的意愿或社会价值。卡夫卡主张自我积极寻找身份，但是更高的权威却否认了这一点。在此，权力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权力，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引力场。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罪呢。在这里，我们都是人，彼此相似。” （卡夫卡，《审判》）

巴勒斯坦

移民巴勒斯坦，是卡夫卡未能实现的梦想。

今天的加沙，是人间的炼狱。但是，一百年前的巴勒斯坦，对于卡夫卡来说，还是遥远的东方乐园。卡夫卡先后有四个女朋友，与每一任女友交往时，都会谈到巴勒斯坦这个话题。他始终没有勇气走入婚姻，也没能去往巴勒斯坦。

身份认同是卡夫卡的困境。在他出生时，布拉格还是奥匈帝国治下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多民族混居，工业发达，文化繁荣，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潮交织共存。世纪之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彼此间的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多。在给捷克女友米莱娜（Milena Jesenská）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写道：“我从未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德语是我的母语，因此对我来说很自然，但是捷克语更温暖。” （卡夫卡，《致米莱娜的情书》）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与民族国家自我认知相关的内容。确切地说，卡夫卡既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他是布拉格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卡夫卡都是在布拉格度过的。十九岁时，他这样描述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布拉格不会放手。这个小母亲有爪子”（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1918年一战结束，布拉格成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布拉格民众的反德和反犹情绪愈演愈烈。犹太人被贴上“害虫 ”的标签，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

卡夫卡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思考具体的移民计划。他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他的三个妹妹后来均死于纳粹大屠杀。

奥匈帝国是近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1896年，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出版《犹太国》一书，指出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呼吁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布拉格作家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是卡夫卡的挚友，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1939年德国军队占领布拉格，布罗德逃往巴勒斯坦，最后定居在特拉维夫。

对于犹太文化，卡夫卡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出身于被同化的犹太中产家庭，一方面觉得自己与犹太教有联系，对东方犹太文化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受到现代世俗化的影响，无法纵身投入一种信仰：

“我的生活，并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受到已经下沉的基督教义的引导，也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想要抓住飞走的犹太祈祷披肩的最后一角。”（卡夫卡，《第四本八开本笔记》，1918年2月25日） 

解读卡夫卡，来自犹太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许多学者强调，卡夫卡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但是，“犹太”一词从未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卡夫卡的传记作家莱纳·斯塔赫（Reiner Stach）指出，卡夫卡的审美理想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哪些部分是个人的，哪些部分是犹太人的，哪些部分是“人类的”（Reiner Stach, Kafka - The Years of Insi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85）。对于任何明显带有犹太色彩的内容，作家卡夫卡都讳莫如深。

为了移民巴勒斯坦，卡夫卡一度深入学习希伯来语，直到 1923 年健康状况恶化。寓言式小说《放弃吧》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想法：对他而言，巴勒斯坦已遥不可及。 

“不一定要飞到太阳的中央，而是爬到地球上一个纯净的地方，那里有时会有阳光照耀，你可以让自己暖和一点。”（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卡夫卡应该被归入犹太文学史还是德语文学史？确切地说，卡夫卡的作品超越了宗教，超越了民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可以如此深刻地抵达每一个心灵。

重生

无论是面对写作、婚姻，还是在摆脱父权、移民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卡夫卡常常陷于踌躇，缺乏行动力。他几次订婚，之后又解除婚约；包括《审判》在内的多部小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卡夫卡对这种失败感感到懊恼。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他看来，不是由于惰性、恶意或笨拙，而是缺乏立足之地、空气和信念。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彷徨。”（卡夫卡，《关于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

《判决》书封

在小说《判决》（Das Urteil）中，主人公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决绝。1912年9月22日晚至23日凌晨，卡夫卡用八个小时创作了这篇小说。他这样描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故事从我的身体里诞生，就像一次真正的生产，沾满了污秽和粘液。”（卡夫卡，《日记》，1913年2月11日）

格奥尔格（Georg）是商人的儿子，事业成功，已经订婚并即将结婚。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两人发生了争执。格奥尔格的婚姻计划和事业成功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父亲指责格奥尔格篡夺了经营管理权，选择了一个庸俗的未婚妻，判处他溺水而死。格奥尔格快步跑到河边，悬空吊在桥栏杆上，低声喊道：“但是亲爱的父母，我一直爱着你们。”说完，就让自己落下水去。

与父亲之间充满冲突的关系也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之一。他想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想要解放自己，想要自由。小说的结尾蕴含着致命的失败，也隐含了对父权审判的逃避。父亲的粗暴判决，让人联想到《审判》中无名力量的操控，梦魇般的情境，令人困惑，充满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跳河意味着重生，对于游泳健将卡夫卡而言，尤为如此。是终结，也是开端。

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被埋葬在布拉格的犹太公墓，与父母共享一块细长的墓碑。至死，他也没有摆脱父亲。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刀斧，能够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卡夫卡，《书信——致奥斯卡·波拉克》）

卡夫卡为我们举起了一面镜子。你在其中是否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