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吾其将狂矣”：钱钟书日记精神之一端

《钱钟书日记》自印本，2022年

钱钟书（1910-1998）善于炫耀才华，这种炫耀不止于小说《围城》，不止于他皇皇的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等。他的博学和才华融为一体，即便不向外露出锋芒，在公之于众的著作中尽情展示，也难以掩盖。当皇皇的《钱钟书手稿集》公布之后，人们除了礼赞这位大师之外，实在可以想见他的天才也在于日积月累的阅读和札记。而一份更隐秘的日记，把钱钟书的自我揭示得更为彻底。金克木曾在私底下认为钱钟书“太做作，是个俗人”（扬之水《读书十年》，中华书局，2011年，95页），许多人据此以为是新见。揆诸钱钟书的日记，他完全坦然于自己的俗。他好名，好辩，并不讳言。一如李白之于功名富贵的渴求，他都要，只不过要的比普通人的分量大得多而已（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语）。

摊开1933-1934年间钱钟书的日记，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不完全在于他和杨绛（1911-2016）的私人情感。虽然，这是足资咀嚼的文坛掌故，且早已为范旭仑先生剖析得清清楚楚。使人为这份日记感到震撼的，是钱钟书在日记中无论记载什么，都锋芒毕露，充满机锋，令人不自觉地感受到文字中流淌着的“狂态”。这是钱钟书的“日记精神”。从黑格尔（1770-1831）处借鉴“时代精神（Zeitgeist）”探析钱钟书的日记，是意图在读书、生活及情感的广泛世界中，阐明钱钟书的日记及它所葆有的那个时代的理想。

早在1931年，钱钟书为谭献（1832-1901）《复堂日记续录》作序时，已高标“简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复堂日记续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且对“晚清四大日记”的优劣有精辟分析。不惟如此，钱钟书还积极写作日记。钱基博（1887-1957）尝自诩父子二人“集部之学”冠绝天下，而于史部，我想钱氏父子的贡献主要在日记写作层面。尤其是钱钟书，平生所记日记极富（范旭仑《钱钟书的〈起居注〉》，南方都市报2021年10月10日）。惜乎钱钟书日记或自焚其稿，或为杨绛烧毁，总之，目前所知消息，是存世甚尠。而1933年底至1934年这一册钱钟书日记就显得尤其可贵。这册日记原题“起居注卷十四”，始于1933年10月25日，结束于1934年2月28日，中间阙略数天。原由“尤金”整理并注释，载于豆瓣网。2022年，半亩方堂主人和鸣秋轩主人排版编印，名为《钱钟书日记》，印行30册，以飨同好。

笔者所获赠第17册

关于这册日记，范旭仑《钱钟书日记〈起居注〉中的钱杨之恋》（《南方周末》2021年3月11日）深度解析了钱钟书与杨绛儿女情痴的热恋故事；姚峥华《三十册〈钱钟书日记〉落入谁手》则介绍本册日记的印行概况。记事不足半年的《钱钟书日记》经过两篇文章的探照，早已成为研究的“贫矿”。然我读后，别有所思，以为钱钟书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青年的一类典型，而《钱钟书日记》则是那种“狂态”时代精神的写照。解读这部日记及其精神，则1930年代青年狂态的精神世界有望被提升到反思性意识层面。《钱钟书日记》是独一无二的，是充满个性化色彩的私人文本；而《钱钟书日记》的狂态精神世界，则是普遍的，是一个时代日记精神回馈于历史的证据。

一、读书的“狂”

钱钟书眼光是犀利的，倘若照射于人心，不免使人觉得刻薄，但若照射于书本，则这种挑剔每每让人惊叹，他可真是读书有间呀。他读书眼光极锐利，批判力十足，每能抉摘著者之心，烛幽索隐，却又能餍服人心。他爱袁枚（1716-1798）著作，翻看皇皇《随园三十六种》，却并不为袁枚著作等身而折服，他说：“简斋著作虽多，往往相复。同一意也，见于《文集》，见于《诗话》，见于《尺牍》，见于《随笔》。重言申明，三四不厌。统观全集，自能知之。” （1933年10月28日）这是不满于袁枚著作的重复，一意而反复申说。古今大家，在某几个意思上反复申说者并不鲜见，但袁枚这一点，钱钟书不能满意。

袁枚的《随园诗话》，闻名后世，钱钟书却看出它的流行：“非徒标榜声气，亦以答客难而解嘲，先发制人，令评者无隙可乘。回护防范，极为周密。”（1933年10月28日日记）这是窥探到袁枚的著者之心，觉察了《随园诗话》与一般文人互相标榜的诗话的区别。《随园诗话》的妙处，钱钟书以为与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相当，是“‘多警策动人，清言隽辨，间涉诙谐嘲笑，江湖游客藉为谈锋’云云，以之移评《随园诗话》，亦恰合也”。（1933年11月27日）

由于心仪袁枚，故袁枚周遭及身后的评价，钱钟书也特别留意。于是他注意到章学诚“切齿随园，言之不足，故申言之。”（1933年11月27日）又不止于为着知识兴趣而阅读，钱钟书读袁枚诗，还注重关联阅读，从中知悉彼时文人圈的生态。1933年11月4日日记云：“翻看《瓯北诗集》，于随园不能无妬心！《复堂日记续录》亦谓蒋心余《评四六法》颇隐刺简斋。文人相忌，自古而然。随园之于二子诗，亦屡致不足，俨然以先进自居也。”在日记与诗文集的比照阅读中，钱钟书看到文人相轻，而这些心得最终也写进了《谈艺录》。

钱钟书日记多有关于袁枚著述的评语

在1933-1934年这几个月的日记中，钱钟书最关注的古人著作，除袁枚外，当属谭献。内里共同的原因，大概在于袁枚和谭献都是文士气极浓，又好评骘人物。他说：“复堂皮里阳秋，正复不浅。其评骘文字者不论，摘论人数事：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戴子高窃余前年所得陈硕父传校《管子》走苏州，咄咄怪事。’”（1933年11月5日）皮里阳秋，可不就是钱钟书衡文论人事的一贯作派。况且，谭献的日记与手札，都曾贮藏于钱基博家。《复堂日记》出版时，钱钟书还作过一篇序。这一时期，他重又翻阅了一遍谭献日记。于1933年11月5日日记云：

阅《复堂日记补录》、《续录》一过。《补录》卷一乃同治时避地闽中所作，少年气盛，好为大言（如云：“符雪樵比黄仲则”，“韩愈创叫嚣之文”，“秀水朱氏之考证、海宁查氏之诗，吾可折棰使之”，“朱子毕世未尝通经”等等）。多所击排而漫无根据，徒持门户。卷二则已入光绪时，虚锋略尽，往往与少年时未定之见不相侔矣。……《补录 ‧ 二》四月廿一日：“阅《汉学商兑》，亦所谓‘针砭不中腧穴’者也”；《续录》三月廿九日则云：“《汉学商兑》巨刃摩天，尚非徐夫人匕首。”《补录 ‧ 一》八月十三日：“爽秋诗文，稗贩与罔诬皆有之，然精处不可没”；《续录》正月廿日则云：“爽秋诗以玄为体，以质为用，近《箧中》、《极玄》二集。中唐、北宋间可参位置。”先后持论抵牾，正可觇复堂进步。

“少年气盛，好为大言”，这是钱钟书冠于谭献的帽子，移诸自身，无疑也恰如其分。因为少年气盛，读书不免多下批语，时地转移，胸次变化，于是观点不能不有变化。从前的见解，以后看来，不免荒唐，难免要有所更易。此类故事，人所多有，而证据却并不易寻。犹记得陈曾寿（1878-1949）1923年2月18日日记所载倒可与此相印证：“夜为检一事，翻《渔阳精华录》，此书为初印本，不可多得，惜曩岁不知爱惜，妄录覃溪批语其上，又加以圈点涂抹，如美玉之有瑕，不忍复见。覃溪本不甚知诗，率多妄论，惟间有考据校勘可取，少年不解事，以为善本而重录之，致污佳书，悔不可追。人当少日，大半不知妄作，凡事不可不谨慎也。”陈曾寿的悔其少作，乃在于过录不佳以致于污染了好书。而钱钟书以旁观者挑出谭献议论抵牾之处，却是以读者之心考究了谭献读书的进步。

以这样的读书方式烛照过去，则古人的读书进路固无所隐遁。在钱钟书自己，因为见得明白，也不免自信起来。这种读书自信所带来的文化自信，使他不免作一些大判断。他说：“千古文人，未有如随园之不讳好色，佻㒓自喜者。”（1933年10月28日日记）这是放言，未免夸张，却正是钱钟书文人狂气的泄露。人们震慑于钱钟书的学者面相，有时容易忘了他的文家面目，虽然《围城》的影响确乎大极了。倘若评第袁枚的话还只是读书自负的初试牛刀，钱钟书读其他人著作，有时竟至于目空千古。他读彭兆荪（1769-1821）的《忏摩录》，以为 “见理之透，体物之精。老师宿儒穷老尽气，只如苍蝇钻故纸，终隔数尘，何尝有此切身经济，豁达空明，一破翳障！”（1933年12月18日日记）为义理之学辩护的彭兆荪，得到钱钟书的青睐，以为圣贤大道尽在于此。如获至宝的钱钟书，不免又对老师宿儒大加挞伐。平心而论，老师宿儒钻故纸堆即便未尝有得，也断不该受此辱骂。而钱钟书却是不管不顾，他读书既多，文化自信日益膨胀，况在年少，于是，前人倘若学问不精，在钱钟书日记中就不啻牛马，要打便打，要骂便骂。如1933年11月30日日记云：“阅《岭南遗书》中凌扬藻誉钊《蠡勺编》，徒事抄撮，绝无论断，闻见亦不广也。”一句话把这部书批了个底朝天。

不仅目空古人、于老师宿儒嘲讽起来，钱钟书对当时的名公巨卿，也往往不假辞色。1933年12月8日日记云：“偶翻《饮冰室文集附集》。任公之文，通体雅正者极尟。即小品题跋，亦时时有报馆主笔语。所作白话文尤笨重，如《苦痛中的小顽意儿》一篇，正言厉色，滥词恶调。结语云：‘我在伤心时节寻些消遣，我想无论何人也该和我表点同情。’读之而不肌肤起栗者几希。”对梁启超的文章，钱钟书本来觉得不合雅正，至于向受人推崇的“报章体”，在钱钟书处简直一无是处。尤其梁启超在苦痛里做的“集句”小玩意儿，以及末尾类似“杨朔体”的矫情，十足地把钱钟书恶心了一把，令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无怪乎他要把“滥词恶调”赠予“笔端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了。

在读书领域，钱钟书谁也不宽恕。通观1933-1934年间钱钟书日记读书事项的记载，不难发现，在读书领域，钱钟书仿佛国王，是读书世界的中心。他经眼的书籍及其作者，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到他的审视，有的受了礼赞，有的则遭遇无情的嘲讽。这方面而言，钱钟书无愧于第一流的书籍批评家。

二、谁堪与钱钟书“对等玩”

“读书狂”钱钟书似乎也将书籍世界主人的姿态移植到日常生活中，于是，生活世界也成为钱钟书使气骂座的靶场了。书上的古人不会说话，而生活里的人，有时难免发些牢骚。于是，这份尽管并不希望被人看见的日记，就真实地描绘了钱钟书交游世界里的狂态。

钱钟书的狂，在于自己非常骄傲。骄傲的他，并不一律照单全收他人的恭维，倘若那恭维不入彀中，反倒惹来钱钟书的讥刺。譬如，1933年12月12日日记云：“蒙文通称余文格在北宋大家以上，其意可感，其说则谬。予上下九千年，胸中绝无秦、汉、唐、宋之畛域，既非下棋之以先着逞强，亦异积薪之以后来居上。能廓海天之观，自无町畦之执。虽周情孔思，一以贯之可也，更何有于北宋！蒙君为井揅老人高疋弟子，力主蜀学，本以门户坛坫安身立命。说经谈艺，比物此志，宜其虐今雄古，高论不根，虽能识曲，未为真。余故曰：好之者不如知之者也。”这段日记未载钱钟书从何处知悉蒙文通的推许，或书信，或口头，今已不能考，然钱钟书这段话大体是可信的。蒙文通（1894-1968）精于天水一朝学术，称颂钱钟书的文章气格在北宋诸家之上，评价不可谓不高。一般人对此，是免不了要自谦一番的，即便在日记中，恐怕也会大为受用。若杨树达日记中，就专记他人对自己学术成就的揶扬，以为得其实（尧育飞《自我的边界：杨树达日记的“耀斑”与“暗痕”》）。在钱钟书却只是肯定蒙文通的好意，至于蒙氏的评语，则以为错谬。毕竟，蒙氏将其文章范围在北宋一朝，在钱钟书是不能满意的，他说自己上下九千年都囊括胸中，一以贯之。进一步地，钱钟书甚至点出蒙文通不过是以蜀学的门户立场而跻身学界，并说他“高论不根”。这几句诛心之论，倘起蒙文通于九泉，怕是老肺也要气炸。

钱钟书这样地不近人情，无非在他自家眼界太高，希望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他既连褒扬自己的人也不肯放过，那些他瞧不上的人，就更要在日记里为他任意讥刺了。如1933年12月25日日记云：“浦梁复以作文请改，此人龟形猴面，贪鄙好色，虽事余甚敬，其意盖欲余常为润色作文，以求赏于大人耳，渠在大人专籍研究班上。”蒲梁（蒲良）是钱钟书的无锡同乡，1930年考入光华大学，敬事钱钟书，只因要钱钟书作润色文字，以便得到老师钱基博的赏识。学生蒲良的这点小心思，如何瞒得过钱钟书？于是，在日记里，连带长相一起，都遭到他的鄙夷。平心而论，蒲良不过试图得到钱基博的认可，方才讨好钱钟书。这类人之常情，在钱钟书眼里，却是容不得的。也许，钱钟书希望师生关系能够更加纯粹吧。

1933年底至1934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任教。作为教师，他对学生的答卷很不满意，日记记载云：“改作文试卷，黄茅白苇，污眼塞心，发风动气。”（1933年10月29日）改试卷原本枯燥，而学生的答卷简直污了钱钟书的眼，难怪他心头不免生出一股火气。只是，虽不满意于学生的水准，钱钟书对学生并非没有关心，日记时常可见学生找他谈话。又如1933年11月24日日记云：“挺生开除一学生，学生来哭求，见之惨然，心疚者久之。”眼见同事张杰（1911-1974，字挺生）开除一学生，钱钟书不免心有歉疚。为何歉疚，因日记前后缺略，无法推测。然据此可见，钱钟书于学生未必无情。不过，他的天才，他的专注，都使他无法长期安心做一位教书先生。1933年12月25日日记云：“学生来问事，殊倦应付。”他终于肯在日记承认，对一般学生的问事，只是应付，而这种应付，也使他感到疲倦。我以为，这是钱钟书对学生的一般态度，而狂者的钱钟书并不是一个好老师。

远方传递善意的人，钱钟书拿放大镜看；身边恭敬求教的学生，他因“污眼塞心”而倦于应付。那些恭维他的、贴近他的人，倘不能实获他心，钱钟书终于是瞧不上的，因而也绝不在日记中轻饶一个。于是，钱钟书相与的人也越发少了。这或者进一步增添了他的孤独，也助长了他的狂态。

人生不能无群，此期的钱钟书未尝不渴望朋友，1933年12月1日日记云：“挺生将辞此地附中，往聂中丞公学，同居失一良伴矣。”可他对朋友的优劣得失又不能悉数包容。他喜欢在日记中对朋友大加评点，如评价他们的文章说：“挺生极好学，而不善文词，蹇吃勿达意。每作书致尊亲，惨淡经营，废纸成堆，良久脱稿，佶屈钩棘，好为翻腾跌荡，且夫然而，之乎者也，狼藉满纸，莫辨命意所在。式圭较通顺，而生硬槎枒，如露筋祠中偶象，如博物院中骸骨，亟宜精进，毋使人笑大人门下有未达之弟子也。”（1933年12月10日）这种以辞章自许，对他人文章痛加挞伐的议论，倘钱钟书在日常中也这样直直说去，那么哪怕是师兄弟，恐怕也要生出不快。中国古话说“闻过则喜”，但以我浅显的阅历看，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百中无一。于是，我读钱钟书日记，时不时要为钱钟书捏一把汗。

况且，钱钟书喜欢开玩笑，作戏谑语，有时因此和朋友闹别扭，但他并不以自己为过。这是1933年10月31日日记所载：“以戏言与式圭失欢，过而悔之。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不能峻儌厓岸于前，自不可严责备于后。然彼咎固有应得者。”虽然有所后悔，觉得不该苛责朋友，但钱钟书终于还是在日记中为自己回护一番。

钱钟书的机智使他在友谊中总是居高临下，形诸日记，则未免过于卑视他人。曹觐虞（1911-1990）是他的好友，可透过日记一看，钱钟书并不肯放过调侃曹觐虞的机会。如1934年1月16日日记云：“访觐虞谈，渠与宪良，如蛾眉之斗尹邢，以予有贺年柬致宪良，有妬意，复以车中曾请季一饭，有德色。余谓之曰：‘清华同学中，人皆知为通而实通者，鄙人也；人不知为通而真通者，足下也。此外诸君，皆汪中所云‘读书数年，可几于不通’者也。其勿妄自菲薄！张石洲云：‘驽马自应勤十驾，良朋相与志千秋。’愿与足下共勉。鄙人好名，足下好货，此又相得益彰，为骖之靳者也。’”渠乃色然喜，忻然笑，阳满于大宅。”这一段日记，把青年人交游圈中复杂的心态剖析出来。曹觐虞没有收到钱钟书的明信片，而他们共同的朋友宪良收到了，于是曹不免嫉妒，嫉妒之余，不免生怨。朋友圈内部的争风吃醋，把主角钱钟书逗乐了。于是，他效仿清朝文人汪中（1745-1794）论人“通”与“不通”之论，给曹觐虞戴上“通”的高帽，终于使曹觐虞喜笑颜开。扬州狂生汪中恃才傲物，对人少所许可，钱钟书此举可谓深得汪中遗风。只是，日记中他纯以玩笑笔墨出之，未免令人为曹觐虞感到冤枉。

曹觐虞是钱钟书此期往来很密的朋友，钱钟书对他也颇肯付出。如1934年1月22日日记云：“觐虞忽来，傍晚去，并索 Barbusse: L'Enfer。此公好敚人之爱，天下之忍心害理人也。忍痛予之。”钱钟书手头有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的小说《地狱》（L'Enfer），曹觐虞不管不顾要来借，而钱钟书终于忍痛割爱。只是，在这对亲密的友谊关系中，钱钟书始终是清醒的，他一贯的理性使他不能付出全部的友情。1934年2月5日日记云：“觐虞来，留宿。谑浪终日，复如同居时。此君胆薄见小，非患难之交，然小忠小信，谨愿而有风趣，大好家奴也。”好在这话，只是藏在日记中，不然曹觐虞当下怕要与钱钟书绝交。爱自己而永远甚于他人，故钱钟书的友谊世界难以圆满。

与钱钟书做朋友真太不容易了。假使糊涂，不免要受他的奚落和戏谑。倘或聪明，气味相投，和他打交道时难免理性的味道太浓，又减损了友情的感性风味。诚如杨绛在《我们仨》中所言：“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4页）这里说的当然是晚年钱钟书，然从日记来看，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交友大概已有这样的倾向。钱钟书的日记，不过把他的友道袒露得更为彻底，而杨绛不愧是钱钟书的“文章知己”。

三、狂态的由来及自我体认

1933-1934年的钱钟书，何以在日记中尽显狂态？

他的狂，不乏本性使然（参看范旭仑《钱钟书的性格》，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他的狂，是有意为狂；他的狂，也受情感和时代驱动。

狂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力比多也使钱钟书的日记充满了人生自是有情痴的况味。日记类似记载比比皆是，“风月清美，欲出无侣。对影孤坐，不可为怀。”（1933年11月13日）“ 翻看旧日记。人生儿女情痴，亦不过此一遭耳。”（1933年11月28日）“不得季书，意甚愤郁。”（1933年12月6日）1934年1月1日，钱钟书在写给陈衍信中说：“钟书已缔姻杨补堂先生季女，现在清华研究院治西洋文学。名士倾城之悦，参军新妇之谐。知关系念，敬以奉闻。”关于钱钟书这段情感生活，范旭仑《钱钟书日记〈起居注〉中的钱杨之恋》已有详细钩沉。这里想要隐隐建立的联系是，钱钟书的情感在此期极为充沛，这种丰沛的情感，影响到他读书的批判，影响到他情绪的波动。他的日记之呈现如此状态，与他的感情经历息息相关。

钱钟书与杨绛

沉溺于感情生活里的钱钟书，不免像晚明文人一样，带有相当的名士气。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名士气味，1934年1月16日日记云：“访季，短发齐眉，仍还旧观，痴黠不可名言。”1934年2月6日日记云：“与觐虞同车赴苏，访季话别。弦弹录别，花赠将离。梦绕梨云，泪零兰露。虽皆知言面在即，而各有忽忽作恶之怀，惘惘可怜之色。旋复哂彼此之情痴，破涕为笑也。季将于八日夜午时行。风霜勿厉，中我玉人！”不惟名士做派了，钱钟书连日记的文字也变得文绉绉起来了。这是钱钟书狂的又一感情因子。

有相当长时间内，人们以为钱钟书是置身于政治洪流之外，认为这是极端聪明和智慧的体现。自然，也有人对此深表不满，认为这是一个躲在书斋里的自了汉。揆诸日记，青年时期的钱钟书，并非没有一些政治上的同情与偏爱。如1933年12月21日日记云：“夜半挺生被市政府捕去，有人诬为共党也。不察情实，遽加缧绁。今日之事：All men are guilty until they are proven innocent。人人自危，而前头鹦鹉，祇可吞声饮恨而已。同时被捕者，本校十四人，女生一人，他校共六十余人。彻宵未睡。”次日日记又载：“全校皇皇，大人亦力营救被捕诸君。润圃来，留宿。夜眠未稳，心惊肉跳，一震之威，至于此乎？同学来探问者甚众。”此后一天又说，“同学来探问者益多，送衣被及钱予挺生。”（1933年12月23日日记）1933年12月25日日记云：“来访问挺生者愈多，应接不暇也。”光华大学国文系毕业生张杰是钱钟书同事，且为室友，因参与民主运动，遭到逮捕，后经钱基博等人营救，方才出狱。钱钟书日记对此事相当关注，至1934年1月8日载“张杰出狱”，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方在钱钟书日记中告一段落。

感情的激荡、名士的趣味以及政治活动的影响，助长了钱钟书的狂态。他的情绪是这样地充沛，他的意气是这样地高扬，终于，他的气盛要显露，要冲决。找不到资料，他要发怒。这是1934年1月3日日记所云：“为李高洁检一事不得，甚愤。”心情的苦闷，终使他在1933年11月8日日记写道：“作笔记。阅杂书。愤懑不释，吾其将狂矣！”他不是“将狂”，而是实在地“在狂中”。

在肢解钱钟书日记中的疯狂及其缘由之后，一个狂生的形象已经较为牢固地树立起来。不过与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呈现的疯狂史上的疯狂相比，钱钟书日记所呈现的狂，与病态并无关系。尽管非理性的因素曾主宰钱钟书的头颅，但更为强大的自我控制力令所有的疯狂最终都没有突破日记的空间。甚至在日记中，钱钟书仍然最大限制地压抑了感情，而将更多的狂的情绪转向读书。从这个方面而言，钱钟书无疑是清醒的狂。

清醒的狂生钱钟书之所以并未失控，乃在于他始终对自身有清晰的认识，不断反省自身。在钱钟书自己，他的笔端是这样地锋芒，这样地富于情感，却并不使人觉得狂妄自大。日记里的钱钟书，严于律人，对自己的读书境界却也没有放松管制。他说谭献读书不断长进，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如1934年2月11日日记云：“读《柳河东集》三卷，乃知畏庐《韩柳文研究法》所得之浅。明蒋之翘辑注本最佳，每篇下录前人评语，亦间出己意，集首所录《叙说》亦备。畏庐似未覩此本，《研究法》极称刘禹锡《与宗元书》为能‘道得柳州真处’，《叙说》记陈仁锡语已言之矣。”又如1933年12月8日日记云：“阅罗大经《鹤林玉露》，识见、文笔均极高妙，向来草草看过也。《四库提要》专主记诵，故于此书亦粗率了之。”寥寥数十字，叹息于自己从前受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蒙蔽，以致于粗看了《鹤林玉露》。在学问面前，钱钟书无疑是真诚且严格的。他的这份连自家也不放过的平等而客观态度，容易使人恕了他对古今读书人的苛刻。

毕竟，钱钟书的刻薄施加于书本，也施诸于人事，嘲讽所至，自家人也不曾幸免。即便亲密家人，他也不惜用一些恶语。如1934年1月14日日记云：“访槑厂姊，渠又有弄瓦之灾，大失所望，以之寄䍩人家。立谭数语而出。” 堂姐生了个女儿，钱钟书变传统“弄瓦之喜”而为“弄瓦之灾”，可见他的风趣，而日记中这等语言也令人忍俊不禁。他的狂态，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文人习气的膨胀，喜作夸张语而已。如1933年12月13日日记云：“余贪口腹，几乎日食万钱，长此以往，措大安能自了？故与挺生立约：自明日起，力事节省。不知能持久否？”1933年12月31日日记又云：“与公侠丈长谈。钟英、式圭皆外出，晚馔独享为快。呼肴皆不得，因命取生鸡、鱼肉片三盘来，火锅加炭，烫食之尽，鼓腹饱暖。”他喜欢美食，而终于打破了与挺生的约定。由此可见，我们也不必拘牵于钱钟书的话。许多时候，他的话不过是一时兴起，未必需要深究。

况且，狂则狂矣，除去人事的纷扰之外，钱钟书的狂大抵还是运用于读书。对自己才华与见识的当仁不让，钱钟书丝毫没有谦逊。1933年12月23日日记云：“应谋伯之招，快谈至晚归。余谓随园主作，实斋主述；随园originality，实斋主 origin。观《文史通义‧诗话篇》可知大同异、小同异。非余孰识之哉？”他得意于是中西比较的灵感，然而仅此而已，未必时时因此轻视他人。倘若有，也不过是见不得他人的妄。这是1933年11月22日日记所载，“作一短文，驳一妄人”。据范旭仑先生考证，这篇文章以《阙题》为名，发表在1933年11月25日《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所抨击的是包玉珂（1906-1977）所作《读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书后》。在学术上，他不含糊，虽骄傲，却也不是没有低头的时候。如1934年1月1日日记云：“得《中国评论周报》专函，聘余为特约撰述。同列诸君如张歆海、潘光旦、林玉堂、温源宁，莫非位高望重。余以惨绿少年，厕身其间，殊有珠玉在前之叹。”这并非自谦的话，足见钱钟书的狂是清醒而有节制的。

四、狂生与1930年代：与李长之的比较

钱钟书的嬉笑怒骂，放诸中国历史上的狂人谱系，实在并不令人觉得意外。即便在清末民初，这类狂人并不少见。鲁迅曾说：“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集外集·序言》)陈独秀、黄侃等人就是那时狂生的标准。然而从1930年代起，狂生的产地从北大转移到清华园，却很值得注意。也许，狂与学术及时代风气息息相关，甚至是它们的一面镜子。钱钟书是清华园狂生的一例，与钱钟书同时代的李长之（1910-1978）又是一例。

在1930年代各类文艺批评刊物极为活跃的李长之，此前并无确切证据证明与钱钟书有交往。然《钱钟书日记》两度提及李长之，为两位才子的交游提供了明确的证据。钱钟书1933年11月2日日记，记载得李长之信。1934年2月27日日记云：“得大千书，讲和也，然尚有悻悻之意。且大夸李蚯蚓（长之）著述之多，以刺我。李其同乡也，大有《围炉诗话》所谓‘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豆腐店王阿奶’之意，即复。”许振德（1909-？，字大千），山东人，钱钟书清华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山东同学会会长。许振德曾因钱钟书夺了他全班第一名的荣誉，“曾想揍钱钟书一顿出气”，后来始交好（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从存世日记来看，钱、许二人从清华毕业之后大概尚有意气之争，在这封来信中，许振德虽有讲和之意，却忍不住抬出两人都认识的李长之，以李长之著述多，来刺激钱钟书。钱钟书就引《围炉诗话》中的典故回击许振德。自然在这里，钱钟书也不免流露他的刻薄。他私下称李长之为“蚯蚓”，大概是因为李长之身形短小。

曾任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古典文学教授的李长之，身材瘦小，时人有“长之不长，大壮不壮”之谑语，意指李长之与乔大壮(1892-1948)两人形貌与名字不相符。

都是清华园中的才子，钱钟书和李长之有许多共同特点。钱钟书在西洋文学系，李长之在哲学系，都是以非中文系身份闯入文坛，都在清华园中享有才子称号。但两人的狂态及公众媒体的表现却差别较大，李长之的狂往往表现于公众媒体，他写《鲁迅批判》，和王云五论战等，都是针对当时名公巨卿的公开宣战；而钱钟书的狂，主要在日常、在私人之交往场合。钱钟书读书之狂，主要表达于同好之间，或形诸日记，而李长之则直白地在文章中写出来。他自己曾说：“在战前，我大约写了二百万字，在战时，也约略写了二百万字。”（李长之《我的写作生活》）钱钟书把他的读书狂及对人事的见解，隐藏得较深，而李长之则将其袒露出来。同是《清华周刊》的编辑，英文编辑钱钟书发表的文章很少，而李长之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批评版块，几于每期必刊文章。除此之外，李长之在校读书期间还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在公众媒体层面，李长之的狂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而在陈衍、叶公超及清华同学等圈子中，钱钟书的狂也有目共睹。

然则，两人狂之由来及其结局，差异较大。李长之在清华求学期间不断写作，抨击王云五（1888-1979），批判鲁迅（1881-1936），与巴金（1904-2005）等人闹别扭，有相当的原因是为急切的成名焦虑所影响。在《告青年文艺者——当心你的二十四岁》中，李长之发现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人都在24岁发表著作，“闪烁着他们第一次被人认识的天才的荣耀的”，于是，李长之认为青年人应当多写，从大处着眼，写作好作品来。“无论如何，在三十岁之前，总仿佛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交‘初试’的卷的最后期限了，不能不有种伟大的惊人的精彩的成绩出来。”（《李长之文集》第八卷，291页）年少成名的诱惑逐步形成写作的压力，最终转化为成名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下，文坛上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或者像章克标(1900-2007)《文坛登龙术》所揭示的文坛成名的终南捷径一般；或者故作狂态，以博名高。鲁迅收到李长之寄赠《鲁迅批判》后，揶揄李长之为“李天才”，大抵也有这层调侃意味在。

普遍成名的焦虑进一步助长了清华园才子们的狂，也在内部形成相当的竞争态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清华四剑客”、“清华四才子”虽当时并无其号（尧育飞《清华“三剑客”“四剑客”之说》，《文汇报》2018年3月5日），但彼此之间略具标榜意识。许振德以李长之著述之多告知钱钟书，也无非意在刺激钱钟书多写、多发表。

同辈间的互相激励进一步激发了它们的狂态，而无论是李长之还是钱钟书，他们的狂又都得到前辈相当的支持。1933年，李长之与王云五论战，老舍（1899-1966）来信支持，以为“与王老板大战，真如赵子龙，浑身是胆”（李长之《忆老舍》）。至于钱钟书，更在一种尚狂的师生关系中滋养了自己的狂态。其1933年11月2日日记云：“得公超师书，欲余主干《新月》，即作长复，文采颇佳。师来书云郑西谛、傅东华皆不通，戏名之曰‘杂脍’。余复云：“此二人一东一西，不是东西，直 kitchen middens 而已。称之曰‘杂脍’，尚见吾师忠厚也’云云。”钱钟书和老师叶公超一起，将郑振铎和傅东华贬得一文不值，这又是师生都狂的体现了。老狂带小狂，狂态就更加难以遏制了。

人不轻狂枉少年，钱钟书的狂在对自己不客气，对朋友不纵容，对古人，对今人，他都免不了要说话，要提意见。总之，他不肯放弃对任何他经眼的事物发表看法。这种批评的姿态，是博物兴趣的呈现，是对一切事物抱有好奇心的体现。这种喜欢对事物发表看法的心理，一般人未必没有，不过往往放诸闲谈。而在钱钟书，则更多地投诸于书籍和人事，不止停留于闲谈，且笔之于日记。不拘于古今中外，他过目的书籍总要接受他的指点而入于札记。不拘于尊长同辈，他接触过的人，难免要经受他的品评，且往往被他放到日记中。以钱钟书的朋辈竞争者李长之特别推崇的“批评精神”而论，钱钟书无疑是具有批评精神的。李长之在《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中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李长之文集》第三卷，155页）钱、李二人在1930年代的狂，无论在学术还是人事层面，也不过是这种批评精神的自然流露。

1933年清华园走出的一大批青年人的狂，为这种批评精神激荡的鼓舞，互相激励，且多形诸文字。李长之《鲁迅批判》的气盛，季羡林日记中里的直率，以及林庚1941年所提出的“唐诗的少年精神”实亦胚胎于此期。于是，他们的日记皆有可观。而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李长之和钱钟书的日记，可惜存世极少。李长之的日记，1937年曾应赵景深之约，抄录了两则。李长之以为“日记不容易公开”，然所抄录的两则，一则说“今日大雪，下得我很满意”，一则说，“见上周蒋方震《星期》论文，觉得这样才叫学问”（1937年3月23日，载赵景深编《现代作家日记集》，北新书局，1937年，43页）这日记是这样的地主观，以致于大自然都要为他的评语所主宰；这日记又是那样的地客观，以至于寥寥一笔，也能令我们想见他对真学问的守护。可见，倘若李长之日记依然存世，必然十分可观。可惜，李长之的日记在1960-1970年间自行烧毁了。而钱钟书的日记，读书心得已为他所提炼，融入《管锥编》《谈艺录》中。至于他对生活、对人事的狂的见解，却付之一炬了。钱钟书大批日记之被毁，是很令人伤感的。钱钟书1933-1934年间日记的片段留存，于是更加让人觉得可贵。

自然，日记所见钱钟书的狂与福柯笔下的疯狂有本质的区别，但在“给疯狂发言权”（德里达《我思与疯狂史》，《书写与差异》，56页）这一层面，钱钟书与福柯无疑有相当的共鸣。只不过，福柯将理性压制下的疯狂，写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著作，公开为其辩护；而钱钟书虽将狂放的自我摒弃在公开场合之外，但在它所囚禁的日记空间中，这疯狂的自我却鲜活地上蹿下跳，成为日记中无所不在的自在精灵。

钱钟书称自家日记为“起居注”，这是拿封建皇帝的日记来戏谑了。他曾把文人分作“先天才情派”和“后天经验派”，前者以李白为代表，后者以杜甫为代表。他说，“太白一成不变，少陵与年俱进。太白蝉蜕尘秽，摆脱世网；少陵经事长智，积理富才。太白不失赤子之初心，少陵有同黄花之晚节。”在他自己无疑是想兼而有之。只是，在1933-1934年日记中，钱钟书委实是狂的一面居多。而这一时期的日记，也因尚属“先天才情派”日记，写出了“吾其将狂矣”的时代精神，而更加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