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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别维度

闫力元

2024-05-27 16:57

来源：澎湃新闻

4月22日，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性别维度”为题的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讲座的与谈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辛晓娟副教授、郭文仪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朱雯副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龚宗杰副研究员，主持人为复旦大学赵惠俊副教授。以下是讲座内容的摘要整理，经各位发言嘉宾审定。

讲座现场（由赵惠俊提供）

赵惠俊：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各位老师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请老师聊聊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别维度”？为何要选择这一维度？

辛晓娟：我同郭文仪在人大开设“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世界”课程，常被问及为何要特别从女性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我通常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首先，女性的创作是中国灿烂古代文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诗歌和文学上，女性创造了辉煌的篇章，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女性长期处于被压制和忽视的处境下。这也导致传统文学史叙述中，优秀的女性作家如鱼玄机、李冶、薛涛等，都长期被忽视或处于边缘的角落。关注女性写作，有助于补充现有文学史的框架。

最后，由于女性创作长期被边缘化和压制，她们的作品中常有反叛的声音。比如朱淑真《自责》诗里有一句“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这带一点自嘲又有一些讽刺。女性创作本身以及她们的作品中天生带有反叛现有制度的意识。关注这些边缘的女性作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考察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新角度。

当然，我们期望有一天文学研究不必强调性别维度。我有一次参加青年作家创作大会，发现女性作家的名字后面不再标注“女”，这让我感到既惊讶又欣慰。这意味着女性作家的数量已经多到不再需要特别标注性别。我也期待有一天，文学创作和文学参与能够完全超越性别的限制，到那时，我们可以真正地将“女性文学”这一区分放下，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

赵惠俊：谢谢辛老师，除了定义之外，用性别的维度去讨论古代文学研究，现有的、可以参考的书籍有哪些？有哪些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呢？

郭文仪：我们为自己的课程准备了一份书单，分享给大家。（见文末）这份书单也部分体现出了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现状。首先，这份书单一半的书籍来自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海外汉学还是走在前面；其次，这份书单中的大部分著作并非纯文学领域，而是历史学方面或文史的交叉学科研究，专力于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类似《跨越闺门》和《美人与书》，是相对而言偏文学研究的著作；第三，从这份书单也可以看出，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比如孟悦老师和戴锦华老师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课堂上很多同学会选择阅读这部著作，有一些男生读完这部书后感受到价值观被冲击的一点震撼，但他们也在作业中体现出尝试去理解消化的努力。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孟悦、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此外，明清时期或宋代以后的研究成果较多，唐及唐以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部分是因为研究材料的限制和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海外学者因材料获取的难度，更少涉及唐代以前的研究。我和朱雯老师的研究偏重明清，而辛晓娟老师的研究则在唐前，因此首先请辛老师介绍一些较早时段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

辛晓娟：我首先想提的是刘淑丽老师的《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研究广义上的妇女观，也包括男性视角下的妇女观及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

钱志熙老师有一篇长论文，《士大夫文化视角中的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发展史》，里边提到了古代女性诗歌创作在歌谣传统与文人诗传统中的不同处境。研究女性文学，我们必须关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歌谣传统。在文人诗尚未成熟的时代，女性文学创作极为活跃。例如，《诗经》《汉乐府》中许多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它们以女性口吻创作，体现了女性的声音。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分水岭。曹植等建安诗人大力创作五言诗，文人诗传统逐渐成熟，女性诗人开始模仿男性文人的风格，诸如像谢道韫这样的诗人，就在摹仿身边的男性文人。我们说过，歌谣传统中的女性创作一直活跃。但文人诗传统则并非如此。女性在文人诗创作中长期处于模仿的阶段，直到唐代以后，才逐渐追上男性文人。我们应该分别梳理文人诗传统和歌谣传统中的女性创作，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女性文学的面貌。

此外，我还想谈谈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此前我们讲历史往往关注那些王侯将相，这本书从小人物的视角，也是女性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书中的宫女王钟儿，生于南朝一个中层官僚家庭，在战争中家破人亡，被掠到平城宫中成为一个普通宫女，辅佐了好几位后妃，最后出家为尼，八十多岁寿终正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随波逐流，她的无可奈何，她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的故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宫廷生活和女性的生存状态。这本书里也写了一些北魏宫中的独特制度，诸如“子贵母死”，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上层贵族女性的生存状态。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罗新/著，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版

郭文仪：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先从宋代谈起，尽管我的研究重点可能更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这里，我不得不提及伊沛霞教授的著作《内闱》，其英文版于1993年出版，这一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在耶鲁大学举行了明清妇女文学国际研讨会，由孙康宜与魏爱莲共同筹办，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很多重要的著作都在此后出版。

宋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对女性而言同样如此。传统上，我们可能认为宋代是理学开始压迫女性的时期，这一时期程颐等提出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但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很多著作都通过研究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出嫁、再嫁、财产权、继承权等相关史料，强调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所拥有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除了《内闱》，《闺塾师》等同时期的重要著作也提供了类似的观点。这里其实也想邀请大家进一步思考：这种“自主性”多大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无论如何，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和材料运用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朱雯：我想着重介绍李惠仪老师的著作《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这本书原本是英文著作，2022年被翻译成中文，中文版有600多页，是一本深入研究明清易代时期女性与文学的著作。我在读博期间也曾研究过类似的课题，但当时没有机会拜读这本著作，其内容之丰富和深刻让我深感震撼。

《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英文原版

书中第一章讨论了明清时期男性诗人使用女性措辞来表达政治意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屈原那个时代，他在《楚辞》中通过香草美人的意象来传达政治意向。李老师指出，在帝国晚期，这种以女性视角隐喻政治信息的表达方式尤为显著。男性作家通过描绘女性——无论是颂扬还是代言——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政治诉求，这种方式在当时社会中是心照不宣的。第二章则将视角转回女性自身。在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失序导致了性别角色的变化，女性作家的涌现和女英雄诗的创作、王朝的更迭创造或增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想象空间。这些女性作家在成为女英雄后，其作品与她们回归社会角色后的创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是那个特别的时代带来的。第三章则探讨了一些真实和想象中的女性英雄案例。

在西方汉学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他们的绪论往往写得非常精彩，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然而，由于材料的限制和解读上的隔阂，这些研究在深入分析时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我们在材料获取和文化理解上可能有更多优势，但也面临着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深入研究的挑战。

郭文仪：我想特别推荐的一本书是《矢志不渝》，它探讨了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贞女现象。“贞女”并不是指丈夫去世后守节的女性，而是专指未嫁而在未婚夫去世后选择守节的女性。在当时，大多数贞女可能是出于现实压力和利益考虑而守节，但仍有少数女性是主动选择这样做的。这本书有趣之处在于，它展示了女性在守节问题上的主动性，尽管这部分女性并不多。书中使用的材料和分析都非常有趣，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当时女性生活和选择的视角。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龚宗杰：我主要研究古代文章学，在所有文体中，文章创作可能是和女性距离最远的，相比之下，古典诗词创作和女性的关系更为紧密。

今天我是作为学习者来谈谈我的感想。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参加了几场明清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女性学者在古代文学界的活跃度日益增加，二是女性文学的研究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

另外，我会比较关注文献整理，最近学界在这方面有一些进展，比如浙师大的宋清秀老师编纂的《清代女性别集叙录》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自2008年以来陆续出版的《女性文学别集丛刊》和《女性文学总集丛刊》等，也提供了研究的资料。今后的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更多利用这些文献整理的成果。

赵惠俊：在定义和介绍了一些经典著作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具体研究案例，刚好我可以分享我翻译《才女之累》这本书的一些心得。艾朗诺教授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性别这一维度，深入探讨了李清照在宋之后千年接受史中身份的演变。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李清照身份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隘。在书名的翻译上，我们经过了一番讨论。原文“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直译为“女性天赋的负担”，但艾朗诺教授建议使用“累赘”，我们觉得“累赘”这个词不太雅观。经过一番斟酌，我们决定采用“才女之累”，兼顾两种含义。艾朗诺教授试图剥离自明清以来加诸李清照身份的层层累赘，探讨她是否仅仅是一个才女，或者她的才女身份是如何被历史逐步限定和标签化的。我主要负责李清照接受史部分的翻译，这一部分就是在追溯这一标签逐步构建起来的过程。这本书发表之后，宇文所安曾经写过一篇书评，他觉得过分强调李清照的女性身份也是另一种“负担”，应该超越性别。但我认为性别维度对于理解李清照的历史背景和她的生活经历至关重要。性别不仅是她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理解她作品的一个关键视角。那么，也请各位老师谈谈自己从性别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经验。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诺/著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朱雯：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明清易代之际的女性诗歌——个人与家国命运的自我书写》的论文。当时这篇文章的写作初衷并不是要探讨易代之际的性别问题，但今天回看时我发现其中至少涉及了两个有关性别视角的问题。

一是隐性的女性。大家知道方以智，明清之际一个有名的遗民，明亡后落发为僧，天南海北流亡，是气节之士的代表。历史记载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也保留了很多诗作，但他的妻子却鲜少被人提及。1644年甲申之变，方以智准备从北京逃往南京，在一首诗中，他描述了与妻子分别的情景，哪怕妻子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也无法带着妻子一同逃亡。在当时，携家带口逃亡确实不易，这是一个伦理和时代的悲剧。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他的诗作中，还是和朋友的书信中，他都不将抛妻弃子一事视作人生污点，反而是气节的表现，他的父亲在南京见到他后甚至说：“喜汝怀忠弃妻子，家门无愧对钟山。”在士大夫的评价体系中抛妻弃子有时甚至可以与忠诚联系起来。

他的妻子叫做潘翟，在被抛弃后，也曾四处寻找丈夫，但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丈夫回家。如果搜刮零碎的材料，可以发现潘翟曾在得知丈夫去世后写过六首《哭夫子》，其中有一句是“一生大节已完全，两地伤心只问天”，此处的“大节”是什么“节”？女性诗歌中的“节”和男性士大夫的“节”有无区别？我想这里的节不是她自己的贞节，而是她丈夫的节义，她用自己的苦难的、被抛弃的一生去成全丈夫的名节，所以在丈夫去世后，她说“一生大节已完全”，她不必再为丈夫的名节去做什么了。

这个故事关于女性的隐形，但同时“一生大节已完全”也让我不由思考，有时女性的声音是否真的能代表她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在阅读女性诗歌时，需要注意诗歌背后隐形的男性，这是第二个问题。

关于女性诗歌后隐形的男性，我的论文中也提到一个案例，是祁彪佳夫妇。在清军入侵江南时，祁彪佳选择在家中自沉。他的妻子商景兰，虽然也有想要殉节的念头，但因为有幼子要抚养，只能选择孤独地活下来。商景兰在五十岁寿宴时写过一首《五十自序》，里面写道：

忍泪语两儿，汝曹非不力。行乐虽及时，避难需俭德。我家忠孝门，举动为世则。行当立清标，繁华非所识。事事法先型，处身如安宅。读书成大儒，我复何促刺。我本松柏姿，甘与岁寒敌。扬名显其亲，此寿同金石。

这里面有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有对儿女的规劝，但同时，如“行乐虽及时，避难需俭德”这样的话，又是她丈夫去世时对她的嘱托，如果翻检祁彪佳的遗书，会发现祁彪佳殉节前所挂念叮嘱的与商景兰在五十岁寿宴上向儿女交代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这些话语是她自己的想法，还是社会的期待以及她丈夫的想法？这就是我感受到的女性诗歌中隐藏的男性人物。

郭文仪：我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以性别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论文，但在课程和写论文过程中也穿插了一些性别的视角，可以同大家分享。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文本缝隙中呈现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不仅仅是关注女性创作的部分，也包括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例如，在古代男性如何撰写墓志，他们如何在墓志中塑造妻子或母亲的形象，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塑形和规范性的问题，是研究女性在社会中角色的重要途径。

例如，上学期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汤元宋老师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女子可以成圣吗——东亚理学家族中的女性角色》。其中可以发现一些属于广义的女性视角的话题，比如他讨论了司马光为他妻子写的传记《叙清河县君》，对其妻的品德多有夸赞，但给读者的感受是这个女性就像一个木偶，是一个不真实的偶像。王汎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提到了明清士大夫家庭，在记录这些士大夫如刘宗周等理学家的端素形象的书写里，“闺门之内，肃若朝廷”，女性就像是家庭中的臣子，甚至出现了家中虽有女眷，但宛若无人的极端记录。这些男性学者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一种被规范化的女性形象，看似褒扬，其实只是社会道德的体现，女性的主体性是没有的。又如孙康宜在《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中写过，许多女性在丈夫去世后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皇帝’，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明清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现象级的女性创作？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易代之际原有的严格的道德和家庭秩序的打破，为女性提供了发声的渠道。

从女性的视角可能能捕捉到一些特别的理解和感受。我还想分享上课时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宋金之际吴激滞留北方金朝，他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一个曾经的宗室女子，现在沦为歌妓，深受触动，写下了著名的《人月圆》。这首词在词学史上也是一首受到赞誉的经典作品：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然而，我们的女学生在读到这首词时，会非常敏锐地质疑说这样的内容看不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为这个女性在靖康之难后被掳掠到北方，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她们失去了尊严，甚至可能随时失去生命，但吴激居然关注到的是“仙肌胜雪，宫髻堆鸦”，这是非常典型的凝视文本。包括他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似乎是体现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但其实二者的命运和处境根本不对等，只有加入性别视角，才能体会到历史缝隙中的这些内涵。

辛晓娟：我也没有写过正式的女性主义研究论文，所以想先从个人的角度分享一点接地气的经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孩子肯定都对文学感兴趣，也许也有创作的兴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跨界的经验，特别鼓励大家进行创作，当你们阅读诗词或了解历史上女性文学家的传奇经历时，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想要为她们发声，或对她们的人生产生兴趣。这很正常，很多女性的经历都是在传奇故事中流传下来的。而且如果把一些女性作者的作品和她们创作时的悲伤、传奇或与众不同的故事背景结合起来，这些作品会显得格外引人入胜。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代，有段时间却对宋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业余想写一本以南宋灭亡为背景的小说。我关注到汪元量和王昭仪的故事，当时南宋灭亡，太后、嫔妃以及宫廷乐师等都被俘虏，从杭州一路北上至元大都。在这一过程中，汪元量创作了上百首湖州歌，记录了北上见闻，王昭仪也写下了词作《满江红》。虽然小说没有完成，但我发表了一篇《汪元量的歌体创作》的文章，算是意外收获。所以如果大家因为对某个女性感兴趣，产生了共情而想去研究一段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王昭仪画像，出自《中国仕女百图》，彭连熙绘

王昭仪当时写过《满江红》，最后一句是“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国家覆亡的悲痛，也有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她还怀着一点希望，能在历史洪流的碾压下，活下来。

王昭仪的这首诗流传出来后，不少士大夫都有和作，包括文天祥。文天祥的《满江红·代王夫人作》里写到“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意指国家已有缺，作为后妃应当殉国，这也是当时很多士大夫的想法。汪元量的态度就略有一些差异，他作为一个文人加宫廷琴师，社会身份上与传统男性士大夫有很大区别，更能体会个体在历史巨变中的无奈与惶恐，因此他的和作中就更多表达了同情。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固然是一个角度，但有时也是可以跨越性别的。例如，当一个男性被置于女性的位置，他对女性的同情可能会更深。这种同情并非简单的人品判断，而是与他们的处境有关。所以在研究中，性别身份和阶层身份参看，或许能获得更客观的视角。

龚宗杰：刚刚辛老师提到要关注文学中的女性生命，这提示我们思考如何理解文学，我个人比较同意“文学即人学”的说法，古代文学研究应关注历史上鲜活的生命。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女性文学的文章，但听完几位老师的发言，想到去年发表的一篇《下流之悼：圹志与明清墓志文的日常性》，或许与今天的话题有一定联系。

“下流之悼”出自《文心雕龙》，是指对幼弱夭亡者的哀悼。论文主要关注那些墓主为幼弱或低阶层人士的墓志文，特别是悼念幼小女童的作品。较为典型的是韩愈为其小女所写的《女挐圹铭》，这篇圹志对明清时期同类型墓志文的创作影响很大。

我撰写这篇论文借鉴了新文化史的范式，有关新文化史，彼得·伯克曾指出新文化史强调的“小叙事”有七个维度，其中之一是身体史，它与性别史相联系。我对“小叙事”的理解可概括为关键词：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刚刚辛老师提到的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以小人物为视角，便是这样的例子。

此外，我还关注到明清时期女性作为书籍编者的现象，书籍史和阅读史本身就与新文化史密切相关。明清时期的女性不仅作为文学的创作者，还作为编纂者参与了作品的编辑和传播。从新文化史等这些视角进入性别研究，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从平凡的、碎片化的材料中探求女性的声音，并且更开放地将文学理解为人类生活、心灵的普遍意义的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展开更多元和更有意义的讨论。

赵惠俊：感谢各位老师的发言，尤其是各位老师剖析自己论文的部分，很多时候都让我有头皮发麻的感受，对我而言也有很多的知识更新。性别视角的加入，的确让我们看到文学和历史的许多新的层面，相信也能对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产生许多启发。不知道现场的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想同各位老师交流的？

现场同学：今天分享的许多老师都是女性，我自己在阅读作品时，常常会和作者产生很强的共情，有时会无法顾及学术的严谨性，不知道各位老师是如何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依然保持对女性作品敏锐的感知力的？

朱雯：我想感知力和共情力并不是劣势，这难道不是一个优势吗？特别是在阅读女性文学作品时，共情能力让我们敏锐感知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当然也对我们深入理解作品内容有助益，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研究对象的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明清时期的女性乱离诗就是个好例子。这些作品中对自身容貌损毁的描写，以及在逃难时被迫换装的经历，展现了女性特有的痛苦和错位感。女性研究者可能更容易捕捉到这些情感，当然也会痛苦，这很正常。我曾经读过史可法在殉节前写给家人的信件，国变时他选择殉节当然是尽忠之举，但他不仅自己要殉节，还反复写了三四封信催促他的妻子与他一起殉节。我至今记得当时读到那些信件时的难受心情。但正因为共情了，你才能捕捉到被男性遮盖的女性的存在。从情感出发进入学术研究，是一条没有问题的路径。

郭文仪：我们过去就曾有幸借助《妇女研究论丛》这一平台组织过一个将情感史和女性研究结合的工作坊：“从情感进入：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本土经验与理论反思”，因为觉得情感史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当我们共情时，有时会感到非常难受，处理起来的确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保持学术敏锐性的同时，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是女性面临的挑战，男性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

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世界”阅读书单（2024年4月更新）

1.【英】维尼吉亚·沃尔夫《自己的房间》，版本自选。

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版本自选。

3.【美】S.M.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版本自选。

4.【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译，《內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022年。

5.【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22年。

6.【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22年。

7.【美】费侠莉著，甄橙译，《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8.【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9.【美】游鉴明、胡缨、季家珍等主编，《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

10.【美】方秀洁、魏爱莲编，《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美】魏爱莲著，马勤勤译，《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