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十年｜步履不停，青年科学家与上海双向奔赴

【编者按】

十年追光，上海科创征途势如虹。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的发展定位从“四个中心”拓展为“五个中心”。参与研制“天舟”、“神舟”、“羲和”、“祝融”等一批国之重器，推动C919国产大飞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问世……十年来，上海科创累累硕果。

在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追光十年”特别策划，聚焦上海科创迈向“全球影响力”之路的十个侧面，解析上海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引擎的动力源泉。

本篇关注科创上海与青年科学家互相成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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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可以发生多大的变化？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科学家。一座城市，无限接近于国际科创中心。

在基础研究的科研道路上，十年或许也难磨一剑。但对于当下刚好三、四十岁的青年科学家来说，十年几乎是他们迄今为止的科研生涯。与科创上海同行，他们将自己磨成一把利刃，扎在国家重大需求上，扎在国际前沿技术上。

科研而言，青年人才早已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39岁以下的科技人力资源占比达到了78.39%。而在2022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项目共有2737名完成人。其中30-40岁的年轻人最多，共1154人，占比42%。

与此同时，2021年的一项全球青年科学家调查显示，在20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中，上海对于全球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居中国城市之首，而对于全球30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上海则位居20座城市之首。

十年前后

十年，上海今非昔比，青年人更是摇身一变。

十年前，1996年出生的段佳还坐在大二的课堂里；如今，她开辟了靶向GPCR药物研发的新方向，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长。

十年前，竺淑佳还在美国实验室任博士后职位，每天工作14个小时；如今，她在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带着自己的团队在《自然》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多次发表研究成果。

十年前，读博第三年的吕佰晴在上海建设“梦之线”ARPES实验站，而后借此做出了科研道路的第一项成果；如今，当年的论文引用次数已经超过2800次，他也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李政道学者”，开启新的征程。

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都在上海站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为自己的理想找到前进的方向。上海，是一处瞭望的高台。

吕佰晴 受访者供图

35岁的吕佰晴是山东人，他说自己和上海很有缘分。2012年，他进入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而彼时他所在的丁洪研究团队正在进行“梦之线”的建设，在北京上了一年课后，他便来到上海，之后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2018年博士毕业后，吕佰晴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并在2022年回国加入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再次回到张江，他感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4年，浦东张江只是偏远的地域，没有那么多企业，一切还在建设之中。十年后，他看到的张江有非常多的科学设施，汇集了很多科技相关的产业，并且用于基础研究的大科学装置也更集中、更多更好地对用户开放。“为我们的科研提供了很多便利。”吕佰晴说。

近悦远来

同样35岁，同样赴美留学，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胡笳2017年回国。在他看来，如今上海的科研环境较十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跟随到引领，率先进入无人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

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家，胡笳说“非常敬畏平台的力量”。他主攻智能网联车辆相关的研究，而上海的智能驾驶和智慧交通都属全国前列，在这个平台上“发光发热”，能获得很好的机会和助力。

胡笳 受访者供图

在上海，胡笳很快通过同济大学和上汽集团建立了合作。此后一段时间，嘉定智慧公交、洋山港智慧港口等等得以落地，至今更是已有1002条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测试里程达到2000公里。

上海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实践不乏用武之地。胡笳说，早先在美国的研究可能走得更往前，但是也相对“镜花水月”一些，在上海的研究和企业合作更多，够实用、能落地是最关键的。

回忆起来，吕佰晴说，2014年建成的“梦之线”是自己做一切科研的前提，而上海是他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成果的开端。

吕佰晴的研究方向是凝聚态物理中的新奇拓扑和关联物态。对于依赖于实验的研究来说，设备是关键，用他的话说，有锅才能做饭。“梦之线”建成之前，要做实验需要给美国或欧洲的实验室写申请书，且使用时间有限。而有了“梦之线”，就可以在自己的装置上花大量的时间，实验效率和竞争力大幅提高。

2014年设备交付，2015年借助这台设备，吕佰晴所在的丁洪研究团队就在固体材料中发现了外尔费米子。这项成果在当时的影响是轰动的，一举入选了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英国物理学会主办的《物理世界》“2015年十大突破”以及美国物理学会“2015年八大标志性进展”。

吕佰晴说：“第一个成果非常好，整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更自信、更安心。”资金、设备、载体，以这些为支撑，上海给了青年科学家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如今，从张江看到临港，从闵行“大零号湾”到徐汇模速空间，人才能够集聚成势，科研成果转化更为顺畅。

近悦远来，上海的人才队伍建设从数据看亦是亮眼。截至“十三五”时期末，在沪两院院士178人（居全国第二），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累计1617人，东方学者累计1027人，曙光学者累计1338人，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累计1157人，青年启明星计划累计3065人。在沪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为21.5万（占全国的23.7%），核发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证数量约5万份，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 

放权松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海为青年科学家提供的，是资金和设备这样的米和锅，还有成长环境、上升空间等等明厨亮灶。

吕佰晴回国后，带回的技术需要高额的经费用于购置设备。而当时的李政道研究所，为他提供了“无条件录取”，即无论是否获得“海外优青”等资助，都可以享受同等的经费支持和待遇。此后，研究所也批下一笔千万级的启动经费。这是吕佰晴的“第一桶金”，他说：“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千万级的经费大多数年轻人可能拿不到，且在高校的角度来看，风险是比较大的。”

年龄可以不是门槛，认准了人，才是最重要的。段佳的经历更是带有一丝传奇色彩，2023年，27岁的她在Nature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第三篇论文。也在这一年，这个没有做过博士后的博士毕业生，从助理研究员直接跃级成为研究员，并出任独立课题组长。

青年人才需要被看见，需要上升渠道和空间。在上海，扬帆计划、启明星计划、东方英才计划，再到近几年的U35、Y50，各类人才计划和评选，使得上海逐步构建形成了相对结构完整、梯度支持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青年科学家创造更多的可能。

据媒体报道，扬帆专项计划每年支持600位32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成为很多青年科技人才的科研“第一桶金”；针对3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的启明星项目，自1991年设立以来至2023年，3664位启明星中走出了20位两院院士、209位国家杰青、207位国家优青……

2014年以来，上海提供给青年人才的政策和制度不断更新。2015年，上海推出“科创22条”，针对创新人才实行多项举措，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优化创新人才落户、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诸多限制。

2015年和2016年，上海先后推出人才“20条”和“30条”。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最大限度激发、释放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2019年，上海再推科改“25条”，要为科研人员减负。再到2023年，上海发布《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松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再提为科技人才“松绑减负”、为新型研发机构“放权赋能”。

全身心地做科研，或许是青年科学家最大的愿望。吕佰晴也表示，过多的条条框框和评价指标必然会影响科研进度。基础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且并非线性发展，也许几年没有进展，下一年突然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只有自由的成长空间、专注的科研环境，才能让青年科学家更敢去实践自己创新的想法。

十年节点上，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酣，青年科学家步履不停。拓扑量子计算、智能网联汽车、新型药物研发……青年科学家和上海携手铺就一条条道路，如今已行至高处，更剑指未来，必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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