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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冰下的鱼》导演张力:想要拍摄一部献给父亲的电影
冰天雪地的严寒里,一个八旬老太太关于“洗澡”的执念,勾连出一个当代家庭经历的历史和当下,以及一个中年男人层层处境下的危机。
由张力担任编剧、导演、制片人的文艺剧情片《冰下的鱼》已于5月23日全国上映。《冰下的鱼》聚焦冬捕开始前的七天里,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城市中一个平凡家庭的故事。
在丈夫去世几年后,82岁的赵丽华(高放饰)患上了轻微抑郁症。她打算去职工浴池洗澡,却多次被拒之门外而且遭到羞辱。儿子朱红兵(周波饰)为了找到两个陪护母亲洗澡的女人而费尽周折。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生活需求,摆在这对母子面前却显得异常艰难。对于赵丽华而言,“泡澡”是洗礼一般的自我清洁,有尊严地“安乐”地离开,是她最后的选择。
《冰下的鱼》海报
看似围绕着老母亲展开的情节,更多的矛盾交织在中年儿子身上。周波饰演的朱红兵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在为母亲解决洗澡问题中,事业的瓶颈、后浪的危机、婆媳的矛盾、婚姻的告急、生理机能的尴尬变化、掏空老本给儿子北京买房的现实压力……桩桩件件都撕扯着一个男人尊严的底线。
导演张力用“冰下的鱼”这一意象代表了一种困顿的生命状态。而为了拍好一个鱼跃冰窟窿的长镜头,剧组买了76条“鱼演员”,为此整整一个星期,顿顿伙食都吃鱼。
《冰下的鱼》饱含着导演张力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的思考。影片的起点,是他在父亲去世后,想要拍摄一部献给父亲的电影。
张力从小在东北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长大,因为父亲是文化宫的主任,他有机会早早地接触电影,泡在文化宫放映厅的日子让他度过了“天堂电影院”般的童年。但他直到38岁才开始追随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导演。
在入行的十多年里,他拍过许多类型片,成本不高,成色也不好。《冰下的鱼》是他第一部“面向自己”的电影。
老年困境和中年危机,交织在生命的脆弱时刻。“降生伊始,我们就被无数人教导着怎样长大,却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怎样变老。”张力讲了一个独特的关于生命最后一程的故事。
《冰下的鱼》曾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并提名了最佳编剧和最佳美术等多项大奖。影片上映期间,导演张力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家庭、与电影之间的往事。
《冰下的鱼》导演张力
【以下是导演张力的自述】
38岁拥抱电影
2016年,我父亲去世了,大年初二走的。
那天晚上我把家人都送走了,我自己陪着他在太平间度过了一夜。那是一个非常新的医院,地下二层只有我一个活人,我坐在那儿跟父亲聊了一晚上,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东北的父子都是平常距离感很强的,父亲非常威严,我们之间都是很沉默的。
我的父亲是文化宫主任。从小他带着我上班,我得以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父亲上班的地方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环境。我上学的地方离他工作单位很近。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文化宫找他。
父亲工作繁忙,常常把我放在电影院放映室里,管放映的叔叔会给我一包瓜子,让我从放映孔往外看电影,就那么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着那束光投射出的大千世界,我度过了无数个午后和夜晚。叔叔有时甚至允许我进到放映室里,看他们操作放映机。我对电影的兴趣就是在那时逐渐培养起来的。
当时放映的电影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老电影,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另一类是新上映的国产电影,比如《保密局的枪声》这类谍战片。还有新潮的国外译制片、卓别林的默片也对我影响很大,原来电影的画面可以超越语言的界限。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时候有个叫“循环放映不清场”的概念。买一张票,可以一直在里面待着,一场电影放完接着放下一场,可以看很多遍。我常常一整天都待在电影院里,同一部电影,我可以孜孜不倦地看上好几遍。比如高仓健的《追捕》,熟到每一句台词都能背下来。有时电影前会加演一个科教片,讲述种子发育、工厂实习等内容,也都让我对电影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拍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工作,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世界。后来考上中文系,当过老师,在机关做过秘书,后来就下海经商,干过传媒、商贸,直到38岁了,我发现自己心里还有个电影梦没有实现,于是又去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导演。
我是半路出家,圈里人脉也不熟,也并不是学院派,对文学的素养我是自信的,对生活的认识积淀也是充足的,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这么多年我拍了很多电影,从2006年到2016年,10年间我拍了大概10部影视剧,但都是小类型片,有惊悚片、悬疑片,也有一些频道的主旋律、行业题材……都是非常小规模的制作,市场反响也并不好的电影。这是我的实际情况,我就是在这种摸爬滚打中练就出来的那种“职业”导演。
那天晚上我跟父亲说,你领我走进了这条路,我一定要拍一部电影献给你。
想要献给父亲的那部电影,是我第一次“面向自己”的创作,从2016年到2024年,经过了将近8年。这8年时间,我逐步建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电影观,也更明确自己想要拍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冰下的鱼》海报
一个深沉的东北故事
一个东北老太太非要去澡堂子洗澡,可是因为种种规定,她就是进不去,她儿子需要费尽千辛万苦帮她去实现。从故事上来说,这确实是特别拧巴的一件事,这听起来还挺黑色幽默,这个切入点可以生发出许多故事的可能性。现在这样的拍法,是被很多朋友反对过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跟几个香港和台湾的作者一起吃饭,他们听了我的故事以后,非常感兴趣,同时建议说应该把它做成一个东北喜剧。我知道把它变成喜剧是有基础的,但我想了很久这个事儿,觉得不对劲。
我在想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想来想去,还是想表达更深沉的一种东西,而不是做成一个供大众消费的娱乐性产品。于是有意地保持着警惕和距离与大家交谈。我怕别人的想法对我造成影响或者误导,包括在投资的寻找上,也都非常谨慎地去试探。许多投资方都认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想要包装上更具商业化的元素。但我相信那种包装之后,这部片子就没有了锋利和棱角,就不会再刺痛观众。
大概有那么一两年时间,我一边写剧本,一边构思,后来逐渐地封闭了自己,为了确保完全实现自己的想法,干脆就不跟外面接触了,后来我就变成了自己投资。
张力在《冰下的鱼》片场
东北题材的精神气质,体现在一种反思和寻根的层面。这里曾经是新中国的经济支柱,是所谓的“长子”,他支撑了我们国家从诞生到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体制改革和产业调整之后,它没有跟上,落在了时代后面。所以东北人的底色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要面子,长期的工业文明让这些形成的一种惯性;同时它是没落的,萧条的、无助的,所以我的电影可能更多的反映是这种人的状态。
作用到具体的人物身上,比如高放老师饰演的赵丽华,曾经是一个大企业职工学校的老师,也是曾经文艺团体的主持人,经历了企业的发展辉煌到衰落,她的人生从青春到壮年,再到晚年的落寞,跟城市的轨迹是一样的。所以她对于去那个浴池洗澡的执着,是因为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甚至爱情、友情。
从哲学上有个说法叫“有意义的他人”。人怎么证明自己存在,自己活着,自己是自由的,需要那些“有意义的他人”的存在映射着自己的存在。一旦这个地方拒绝了她,她就成了一个孤岛,成了一个绝缘的人。在东北这样的老人很多,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过着集体生活,但步入老年,大家联系越来越少,有的跟儿女南迁了,有的逐渐离世,都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人。
所以赵丽华要去洗澡,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存在的、是活着的,是可以自由去她想去的地方的,这就是她的尊严。
而儿子这一代是中年人的困境,代表了很普遍的中年的典型代表——正在被社会所淘汰,在职场不断被边缘化,年轻人在后来居上,社会对他们的认同越来越少;家庭里老母亲跟媳妇儿的矛盾不断激化;为了给儿子买房,跟媳妇儿分居,儿子这种需要他的帮衬和提携,才能在北京买房有新的生活。所以上挤下压中,也构成了中年人不变的焦虑和困境。
再次认识母亲
赵丽华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始于我的母亲。我母亲个很矮,1米5出头,她也是老师,特别爱穿裙子。即便在冬天,她也会穿着那种针织的厚毛裙子,配上呢子大衣,戴上礼帽。我对高放老师的这种外在形象的设计,都是参照我对记忆中母亲的印象来做的。
《冰下的鱼》剧照
《冰下的鱼》剧照
同时,赵丽华在片中有大量的抽烟镜头,甚至还有裸露身体的戏份,出演这样的角色需要很大的付出。要找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容易,我们在选角过程中聊过非常多的老年女性演员,有的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去寒冷的东北拍戏;有的因为里面的一些镜头而有所顾虑;还有一些非常想来又因为有戏在拍时间冲突。
高老师看到剧本以后是特别兴奋的,她说等这样的角色等了好多好多年了。这些年她演了很多角色,都是脸谱化的奶奶形象,对于这样丰富的老年女性,她特别有创作热情。来公司那天,她坐在我对面,刚好是个逆光。她作为职业演员对光同样敏感,知道逆光我看不清她,有意地侧身了一下。看到她脸上那种坚毅的轮廓、棱角,包括那头银发,我一下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赵丽华。
电影里这个老太太是个“老烟枪”。高老师之前说自己有原则,一辈子不抽烟,遇到要求抽烟的戏都拒绝。但这次她甚至主动把香烟的过滤嘴都切掉了,表现人物的烟瘾更大。
她是对烟尘过敏的体质,烟量大的话,她身上就会起红疙瘩,拍摄的时候还要克服流眼泪。在现场拍戏的时候她完全没说什么,私下里她会撩起袖子给我看她皮肤上的反应,这就是老艺术家的风范,这次我真的见识到了。
高放
高放老师还有一个原则,以前是衣服的开口都不能到锁骨以下,但这次她甚至在电影里裸露出镜。
我想没有人愿意去看苍老的身躯和松弛的皮肤,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它并不“美”。但那我们塑造的是一个母亲。我们在成年以后,其实再也没有看过母亲的身体,曾经母子连心,孩子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但十几岁之后慢慢地彼此就拉开了距离。后来我们眼中都装满了各种风姿绰约的美女形象,但我们渐渐忘记了,正在苍老的母亲也曾经那么的美丽过。一个母亲从年轻从貌美如花到日渐苍老,这种身躯的力量给观众的冲击感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让男主角跪在母亲的旁边给母亲擦背,我和演员说,你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这样的:当你看到母亲苍老的身躯的时候,就像你看到自己的母亲身体一样,当你触摸到这个温暖的既熟悉又陌生的身体的时候,你其实是找回了做孩子的感觉。所以这场戏,对于女演员是一种付出,对于男演员来说也是很难的,面对一个自己非常仰慕敬重的女性前辈,怎么去演这场戏,我和周波聊了很多。
我很欣慰自己拍了这样一场戏。这样的经验并没有发生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我对已经去世的母亲,内心也抱有许多遗憾。所有作者性的表达都是救赎,这场戏,也许是我对自己对母亲愧疚感的一种救赎。
《冰下的鱼》剧照
除了着重刻画的这一对母子,电影里,有一些人是没有脸的。我在剧本阶段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拍法,什么样的人是不拍的,什么样的人拍侧面,什么样的人放置在后景虚焦。这样的拍摄处理,对于在北京打拼的儿子来说,因为我不想让观众记住一张脸,但是观众会因为没记住一张脸,而去琢磨一代人。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代人在中国,需要掏空六个钱包,靠父母的帮衬才能在一线城市生活下来的。还有一些没有必要参与到人物生活当中的人,他们声音的参与度,往往比形象的参与度要更有意义,所以就采用画外音的形式来处理。
开头一条鱼跳出冰洞的长镜头画面,我们拍了三个下午,在鱼市买了76条鱼。因为没钱做特效,我们只能用鱼线引导,等着“撞大运”的小概率事件发生。我们是自己雇了厨师开伙的剧组,于是为了那场戏,全剧组吃了一星期的鱼。
《冰下的鱼》剧照
“自媒体电影”
电影拍完,很快就遇到了疫情。电影行业的巨大冲击,电影院长久关闭,传统的电影发行渠道受阻,大家对电影院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让观众依然能看到我的电影。这个问题引发了我对一种新的电影发行模式的探索,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提出了一个设想:通过自媒体进行电影发行,让每一个观众都成为电影的发行人。我称它为“自媒体电影”。
具体来说,这种模式类似于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观众在自媒体平台上购买我的电影观看权,看完后可以将电影分享给朋友,朋友通过他们的链接购买电影观看权,分享者还能获得一部分提成。这种方式既可以扩大电影的传播范围,又能激励观众主动推广电影。
要实现这个想法,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我组建了一个技术团队,雇佣了许多程序员,开发一个复杂的编程系统,构建一个小程序。这个程序不仅要实现电影的观看和分享功能,还要具备防盗版、防录屏的技术。
在开发完成后,我们在朋友之间进行了试点推广,试图通过他们的反馈不断完善这个模式。朋友们对这个新颖的模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有不少人愿意尝试做我们的发行人。我们设计了一些激励机制,鼓励他们积极推广电影。
但是,随着疫情的加重,这个计划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这对于我们的小团队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尽管这次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但它让我对电影发行有了新的思考。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众习惯的改变,或许新的模式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如果可以,我当然希望观众能够在电影院里看到这部电影,它在视听上,都是严格按照电影的规格来制作的。
路演期间,奔波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电影院,与观众进行交流和互动,看到观众们的热情和真诚的反馈,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充实。
在路演过程中,我去了很多城市,包括北方的哈尔滨、沈阳,也去了南方的杭州、宁波、重庆、成都等地。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无论南方北方,观众们对这部电影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共鸣。我本以为在洗浴文化并不流行的南方,这个故事会难以被理解,但年轻观众中仍有许多观影后流下了眼泪。有观众说影片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部电影,她重新认识了父亲的内心世界,理解了他的不易。这些都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冰下的鱼》剧照
我知道文艺片的艰难,无论市场反响如何,我都坚信这部电影是一部值得被观众看到和思考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东北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更探讨了关于人性和生命的深刻主题。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引发观众对生活和人性的思考,也希望它能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好的成绩,因为市场的反馈关乎的是这样一类片子创作的未来。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作者型的电影导演,需要表达我自己的故事和思想观念,但也不会做这种纯艺术类的探索。《冰下的鱼》应该会是我构建的一个“东北三部曲”的第一部,未来还会有两部电影,都发生在东北工业城市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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