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萧萐父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萧萐父先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不妨先谈谈我个人与萧先生之间的“私谊”。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提请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议，其间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论文答辩是广义教学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答辩主持人，萧萐父先生也是我的业师之一。上述活动中还包含一个小插曲：萧先生当时从武汉坐江轮到上海，陈卫平兄前去迎接，因为江轮延误，卫平兄只能先就地午餐，因此染上当时流传的甲肝，这使我至今抱憾。

作为武大中国哲学的代表，萧先生与华东师大有较为切近的联系。他对年轻人一直十分扶持，并且提携有加：博士毕业几年后，我的一本著作（《善的历程》）出版，应我之请，他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虽然这篇书评是他和学生合写的，但此文却不同于一般的挂名，其中渗入了萧先生的学术观点，字里行间、遣词造句都可见萧先生的特点。我至今都还保留他亲笔写下的书评内容。从这一小事也能看出他对青年人的关切。

萧先生视野开阔，用时下的话来说是能够“与时俱进”。由于学术交流密切，他经常往来于华东师大和武汉大学之间。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说，现在武大的年轻学人读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短短一句话，让我想起了当初孔子弦歌诵读的景象：他不仅没有拒斥学术上的新知，而且有一种宽容的气象，对晚辈也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而是以长者的气度和追求新知的精神，与年轻学人共同游弋于学术之海，这也体现了萧先生的为人和个性特点。

具体而言，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萧先生学术贡献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他和李锦全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哲学史》，该书在80年代出版，后来成为教育部认定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教科书。这一著作对学界影响很深，哲学领域中几代人都受惠于此。此书以开放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从学科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以西方哲学裁剪中国哲学，也有别于拒绝现代的学术观念而“以中释中”，并且略去了此前同类著作中“左”的痕迹。尽管这只是一本教材，但是却开风气之先，在学术领域反响甚巨。

第二，萧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治学以广博融通为进路，不限于某一学派，对儒、释、道三家都有研究，在出入于各家的过程中，展现了深入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在学术上，他有着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不同于现代新儒家，以维护儒学为立场。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对象，包括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只是一种人生哲学，对认识论比较忽视。萧先生以独特的研究，一反流行之论，具体指出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辩证法领域哪些问题上作出了创造性的研究，其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他对中国哲学中气论和实在论传统也十分关注。我们知道，自当代新儒家盛行之后，学界往往注重心性之学，好像心性之学是高大上的东西，而实在论、气论则似乎粗陋落后，不值一提。与之相对，萧萐父先生对实在论、气论作了深入探析。历史地看，从张岱年先生开始，中国哲学的相关学者就关注“气”的问题，萧先生承继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加以推进。

就中国哲学的人物研究而言，萧先生对王夫之的研究，给人以深刻印象。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浏览相关著述时，已注意到萧先生关于王夫之研究的论著。尽管只是文章，但是非常深入，对王夫之的气论、认识论都有所涉及。这些论著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相对同一时期的其他论著，具有独到特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当时我孤陋寡闻，不知萧萐父先生为何人，但其研究的文著，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同时，萧先生对王夫之的诗论，包括美学、艺术理论也有非常精到的研究。在王夫之的研究过程中，他把哲学和诗学结合起来，这同时也体现了其独到的理论视野。

总体上看，他对中国哲学的宏观层面，包括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同时，在个案领域也有独到的研究。这并非泛泛而谈，在回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我们确实对萧先生的工作需要高度重视。

萧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作，体现于对晚明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思想研究。关于明清之际，萧萐父先生首先提出了晚明思想中的启蒙思想趋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的其他论文中也一再提到这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重要问题，萧萐父首先指出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一看法很多人已有所表述，但是，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为何不是西化？其中的理由何在？萧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从晚明开始，包括泰州学派、明清之际的学人群体，已经提出了不少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它表明，具有自身特点的启蒙萌芽在在中国已开始滋长，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回应外在挑战的结果。这方面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萧先生确实通过扎实的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它为何与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提供了一个有自身根据的说法，这一观念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此外，萧萐父在反思现代化过程中，对其可能出现的偏颇也有警觉和批评。大家知道，从80年代开始，批评现代化成了一种浪潮，在这一问题上，萧萐父先生的态度较为切实、理性。一方面，他指出了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内在问题，并对此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他并不像追随时尚的学者那样，在后现代主义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对现代化绝对地简单否定。从他关于明清思想的研究来看，萧萐父先生对启蒙思想非常注重。在相对程度上，他对启蒙、现代性的看法接近哈贝马斯。如所周知，哈贝马斯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有待进一步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萧先生也持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有了根基，另一方面启蒙思潮还需要继续展开。这一看法与当时主流之论显然不同：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知识界中的一些人物往往以反现代化相标榜、以所谓“再启蒙”的形式反对现代启蒙思潮立论。相对于此，萧先生则对启蒙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既肯定其可能出现的偏向，也指出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启蒙的必要性。

这里，我拟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和进路，谈一些看法，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照着说”（照着萧萐父实际所作和自觉表述所说），一方面是“接着说”（接着萧萐父的研究进路而论说）。对何谓中国哲学、如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萧先生无疑有自己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要延续他的看法，此即照着说，一方面也可以接着说，更为自觉地概括其思想并提出新的观点。以下看法可以视为“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错，其中着重提出三个论点。

首先是历史的视野和理论的思维，即史和思之间的统一。中国哲学具有生成性与历史性双重品格：它首先是哲学的理论，即一定时代哲学家的创造性思考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生成于相关时代的哲学家的思维和认识过程。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理论成果逐渐取得历史品格，成为哲学史中的研究对象。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到王弼、张载、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首先是创造性的哲学家，而后才进入哲学史，获得历史的品格。如果要深入把握历史上哲学家的观点，便既需要有理论的视域，以切入相关的哲学观念，也应具体地了解历史背景，以及它们的前后变迁。所谓史与思的统一，主要是就此而言。

其次是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说法，“学无中西”的背后是世界哲学的视野，萧先生显然继承了这种观念，对中西哲学都以开放的视域加以关注。从其个人的学术经历来看，萧先生对西方哲学的人物和理论都持批判接受的心态，这体现在其交往、学术研究等方方面面。中西哲学的互相借鉴是哲学史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化固然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同样，西方文化也是。如果我们仅仅守着某种单一的文化传统，便会带来很多限制。以中释中、回到纯粹传统或以西释中、无视中国哲学的特点，都是片面的进路，中西哲学的交往有其重要性。

第三，需要关注源和流的关系。前面提到的史和思的沟通以及中西观念的互动，主要属于思想之“流”。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始终有其社会之“源”。从早期先秦的礼法之争，到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再到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都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背景，属于源头性的内容。今天，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属于思想之源。历史演化、时代变迁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源和流都要重视。忽视思想发生之“源”，研究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漠视思想之流，则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可能流于虚无主义。进一步看，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最终指向“说明”世界和“变革”世界的统一，“说明”世界涉及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变革”世界则关乎“规范”人自身的活动，即引导和制约对世界的变革。萧萐父先生的哲学史研究兼顾以上两个方面，今天的研究需要继承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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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其在当代的新展开”——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