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钱氏神话”为何不可复制？

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

                                                                               ——杨绛

钱锺书在上海居住多年。1933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就任外文系讲师。1939年夏，在西南联大度过一段不愉快的短暂时光后，他受父亲钱基博之命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离开，暂居上海，住拉斐德路609号（现复兴中路573号），杨绛的娘家则在霞飞路来德坊（现淮海中路899弄）。二人本打算休整几月就回内地，没想到碰上珍珠港事件，上海沦陷，他们就困着出不去了。此后八年，钱锺书留在上海，中途搬到蒲石路蒲园（现长乐路570弄1-9号的12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一直到建国前夕。

想起沦陷时期，杨绛心有余悸：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

钱锺书也曾作诗排解自己的苦闷情绪，诗云《古意》，内有一联：“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又有另一首《古意》，“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

钱锺书在上海暂无工作，经杨绛介绍，他做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靠给学生补课挣点家用。《家庭教师钱锺书》一文对此有过详细记载。钱锺书博闻强识，学生又没有太多考试任务，补课对他来说，不过大材小用，占不了多少时间，好不容易闲下来，钱锺书燃起写长篇小说的兴趣。1944年，在杨绛的鼓励下，钱锺书开始写长篇小说《围城》，他每天写五百字，晚上给杨绛看，修修改改，直到1946年小说写完。《围城》最开始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围城》是一部“锱铢必较”的小说，取材自钱锺书的生活，譬如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就有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方鸿渐和他的朋友们，也多剪切、拼接自钱锺书的友人，但绝不等于原型。小说对知识分子有鞭辟入里的描写，对婚姻、家庭、求学等人生问题，也有清醒的看法，刚一发表，就在上海引起一些影响，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此后30年不得重印，到1980年才重见天日，引起震动。

创作《围城》期间，钱锺书还写一些短篇，被收录进小说集《人·兽·鬼》，于1945年出版。其中，《猫》影响力最大，1944年，李健吾和郑振铎策划出版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二人找钱锺书约稿，原想连载《围城》。到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没有把《围城》交付，而是把短篇《猫》交给二人。由于疑似影射林徽因、沈从文、林语堂等作家，《猫》受到了文坛的一些非议。

《人·兽·鬼》的另外三篇小说《上帝的梦》《灵感》和《纪念》被谈论得较少。《灵感》写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荒唐的一生，是和《围城》异曲同工的作品。《纪念》一改同题小说的俗套，写小布尔乔亚的生活和婚外恋，却不聚焦于批判，而是略带苍凉的把三个主角的交集娓娓道来，留下一丝灰烬的余味。读后倒让人想起同在上海的张爱玲。《上帝的梦》则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小说中的上帝实际上是钱锺书对人类进化到极致的遐想，上帝是看似完美的人，却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他继承了人性的善恶，又因失去约束而将恶的一面发挥出来，他的自私、骄纵、虚荣，并没有因为力量的强大而改变。钱锺书在此戏仿了上帝造人的神话，用戏谑的姿态解构了神的神圣性，小说同时是对进化论的质疑，在钱锺书看来，线性上升的历史叙事并不可靠，现代人存在自以为是的性格。然而，《上帝的梦》表意过直，模仿痕迹也较重，有钱锺书自己的风格，但远未成熟。诚如夏志清所说，是“有着法郎士风格的轻浮”之作。

钱锺书的小说常常不拘于型，夹叙夹议，反讽连连，似随笔，却又有故事的要素，他的小说和散文出于同路，都是作者观察某个群体，有什么道理想说出来，于是寄托文字，以虚入实。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是某个群体的化身，譬如方鸿渐之于孤岛时期的小知识分子、建候之于归国读书人、上帝之于想主宰一切的独裁者。小说成为钱锺书的传声筒、讽刺剧。

钱锺书深受新古典主义影响，他的小说里有英国通俗文学的影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文学盛产以毫无畏惧的年轻人为主角的小说，语言幽默、讽刺，折射世相百态，钱锺书在牛津期间读了大量这样的小说。另外，留洋经历让他能够掌握世界文学的新潮流，当一批民国作家还在为白话与文言之争绞尽脑汁，钱锺书已经在探索现代主义的技法。他在小说中影射了当时欧美文坛当红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围城》里，苏文纨后来的丈夫曹先生就是研究艾略特的学者，小说还讽刺了一把艾略特，从译名就可看出。钱锺书把艾略特译成“爱利恶德”，就是爱好利益，厌恶道德。这其实代表了当时新古典主义对现代派诗人的偏见。

不过，《围城》延续的还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讽刺和比喻性的语言是它的精髓。有人统计《围城》有600多个比喻，这些比喻或是尖酸，或是幽默，个个不重样，让读者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世相的多样面貌。钱锺书利用比喻写出一部讽刺大戏，伪造学历的方鸿渐、饱读诗书的苏文执、轻声抱怨的孙柔嘉、婀娜多姿的鲍小姐，还有在她身后嘴馋的海归读书人等，都被纳入到这部讽刺大戏中，映射出抗战时期孤岛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

也是在沦陷时期，耳听刺刀划过墙壁的呲呲声，每日活在警报响起的纷扰中，钱锺书耐心完成了《谈艺录》的创作。这是一本谈论中国诗文的论艺专著，也是钱锺书第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还从事散文创作。他并不是一个专职散文写作者，写散文是“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得益于多年学术生活，钱锺书的散文引经据典，富于辩证，充满书袋气。学者范培松统计过，《写在人生边上》不到3万字的篇幅，钱锺书引经据典多达60余个。这些文章写在抗战时期，涉及战争的篇幅却少之又少，文坛上时兴的阶级、主义、革命、小资等，都不是钱锺书的主题。他既不依附潮流，也不刻意反对潮流，而是专注于他学者似的消遣，谈谈知识分子的家常。后人喜欢把《写在人生边上》称为小品文，钱锺书“名之曰家常体（familiar style)”，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迥乎不同”。

钱锺书曾把上海和这里的人写进文字里，早在1934年，他有一篇散文就叫“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文中写道：

“正如‘北京人’（化石）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准还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

彼时的钱锺书推崇上海人，30年代上海人“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的气质给他好感，到40年代，在上海待久了，钱锺书对上海人的认识更加具体，《围城》里很多人物都有上海人的影子，比如女主角之一的孙柔嘉、点金银行的行长，唐晓芙的父母等，上海人的精明与克制、市民与物质的一面，都在里面了。

此外，钱锺书还借上海与北京的对比讽刺了一把京派文人的自我优越感。在小说《猫》中，他写道：

“那时候你只要在北京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像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耀，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

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钱锺书受聘担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不必再为收入发愁。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他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教授），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跑。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回忆道：“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

到此，四十年代走入尾声。可以说，四十年代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中大半时光都在上海，上海是摩登与传统结合的巨型城市，乱世中的一叶孤岛，给予了钱锺书纷飞无穷的灵感。《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等作品的完成，标志着他的小说、散文创作走向成熟。

钱锺书在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后四十年。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是留在内地迎接新政权的工作，还是随一批学者远赴香港或海外，钱锺书和杨绛都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已经名扬学界，要出去并非难事。钱之俊回忆道：

“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邀请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

但钱锺书都拒绝了。他爱好中国古典文化，不愿离开父母之邦，遭受漂泊之苦，为此，他甘愿枯坐板凳，收敛锋芒。

余论

钱锺书在建国后就不写小说，《围城》重印时，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

“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版《围城》，钱锺书对此不是很积极，他觉得好作品自然会被时间保留，不需要作者费力呦呵，出版社编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重版。钱锺书的身上有一种二重性，他重视名节，但不追求虚名，《围城》再版之前，他的姿态都很低调，不急着出书，不卷入潮流，依然像古老士人一样手抄笔记，密密麻麻几百页纸，写完就放进柜中，很少人看。

随着小说《围城》重版、剧版《围城》热播，海内外掀起一股“钱锺书热”，打破了钱杨夫妇宁静的家庭生活，成麻袋的信寄往他们住处，各种活动邀请钱锺书，令他无法专心学问，以至于他说“浮名害我”。不过，钱杨夫妇还是客气地给读者回信，学者周绚隆说：

“钱先生和杨先生属于老辈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讲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给别人回，有些读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们家去敲门，想跟他们交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他们也很开心。”

“钱锺书热”成为世纪末的奇观，也让研究钱锺书成为一时显学，钱锺书在他生命中作品寥寥的最后二十年，反而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这是历史的玩笑，也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放在传统士人的逻辑里理解，钱锺书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尤其是在那个新旧之交的剧变时代，仍然有一些老先生和钱锺书一样，在学术上考据严谨、笔记繁复，在生活里不媚权威、待人平和，坚持自己的风骨。然而，为什么是“钱锺书”热，而不是其他与他性格相似的学者？为什么钱锺书能够成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其热度能跳出文学或学术圈子的束缚？究其原因，除了《围城》的长销不衰，围绕钱锺书构建的“记忆神话”“美好爱情”等也是关键所在。经由多方友人的回忆、著书，摆在大众面前的是一个看书过目不忘、读遍全校图书馆书籍、拥有“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钱锺书，它满足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兼济天下、经世救民，而是在智慧和人格上的高贵，书籍、媒体等共同构建的钱锺书“人设”，是这么一个高贵的化身。尽管他和真实的钱锺书有所出入。

钱锺书的存在必须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去理解，新千年后的时代产生不了钱锺书，或者说，即便出现语言功力和记忆力堪比钱锺书的学者，他也断断不可能复制“钱锺书神话”，如文化偶像一般被万千读者景仰，煜煜生辉又如在雾中。钱锺书和鲁迅一样成为转型中国的稀有动物，只有在新旧变革的时代才能酝酿那样的现象，在古士人之风遗存、欧美先进知识传来的交汇之中，在知识分子占据言论中心、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历史缝隙中，钱锺书凭借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满足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但这种想象正随着大数据而被动摇，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对钱锺书的推崇已经分化为拥趸与质疑者的对立，依然会有许多人敬仰钱锺书，但这种知识神话已经愈发失去效力。与此同时，钱锺书在建国后的缄默也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批评者身处风口浪尖未必比他更勇敢。

放在如今，若有一人孜孜不倦地抄录古文，放在朋友圈，他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甚至会背负“卖弄才学”“装X”的名号。钱锺书再能背书，背不过人工智能，有再多的笔记，在互联网面前也如沧海一粟。大数据让记忆神话不再耀眼，草根群体的崛起、市民口味的变化和互联网对权威的消解，也让学者、知识分子不复往日地位，从社会发言的顶层位置滑落至边缘，钱锺书式学者失落的同时，掌握算法规律、精通草根心理的作者成为时代宠儿，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技术神话和市民趣味的结合，反权威、反精英，崇尚技术和消费的力量，用取悦消费文化和技术垄断者的姿态走入市场。于是，在此刻的潮流中回望钱锺书，仿佛民国时读书人对晚清遗老的纪念，多少有点欣赏珍奇古物的玩味。

参考资料：

钱锺书：《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杨绛：《我们仨》《记钱锺书与<围城>》

范培松：《论四十年代梁实秋、钱锺书和王了一的学者散文》

周绚隆、陆建德：《钱锺书写作<围城>之前，被称作“杨绛的丈夫”》

钱之俊：《家庭教师钱锺书》《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编辑钱锺书》

端木异：《钱锺书是怎样炼成的：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术》

宋丙秀：《<围城>的版本变迁及修改》

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