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拜伦笔下的威尼斯共和国

在拜伦一生创作的八部诗剧中，《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1820）可能是最鲜为人知的一部。照文学史一般的看法，与《曼弗雷德》《该隐》等剧中孤高自傲的拜伦式英雄相比，剧作主人公——威尼斯共和国总督马里诺·法列罗——这一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悲剧冲突不够强烈，缺乏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张力。此外，更为致命的是，改编后的诗剧于1821年在伦敦上演，惨遭失败，对拜伦的文学声望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这一事件亦加剧了拜伦的“舞台恐惧症”（Stage Fright）——此后他再无诗剧公演。

诗剧的改编是好事者所为。诚如拜伦好友梅德恩（Thomas Medwin）所言：在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拜伦诗作大受欢迎，实际上他就是新的“文坛拿破仑”——拜读其诗作后，英国著名诗人司各特决定“转行”历史小说，因为发现自己在诗坛已无立足之地；被拿破仑流放的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盛赞拜伦诗才“并世无双”；歌德认为与他本人早期浪漫诗歌相较，拜伦既有继承更有发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誉之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甚至远在俄国的普希金，对拜伦诗作也爱不释手——后以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向这位《唐璜》作者致敬。

闻听改编消息后，拜伦致信其“御用”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竭力加以劝阻，理由是：这是一部“更适合阅读”（诗剧附录部分有若干关于威尼斯共和国政体演变的史料考据）的历史悲剧——以他本人对伦敦德鲁巷（Drury Lane）剧场经理（及观众）糟糕品味（sickly taste）的了解，这部五幕诗剧恐怕并不适宜改编上演。事实也果然不出其所料。

作为官方重点审查对象，拜伦每一部作品发表前都要历经磨难（ordeal）。为提高“通过率”，改编者删除了原剧中抨击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教会以及司法制度的所有诗行，讥讽贵族私生活荒淫无度的文字被定点清除——担心引起当下观众不必要的联想。拜伦置于卷首一段嘲弄新闻审查制度的题词（审查官“若有自知之明，当全程保持静音[justly mute]”）被悄然移除，而展现革命风暴波澜壮阔画卷的第五幕则被一键删除——据统计，舞台剧本内容仅占原作百分之四十四。在致昔日同游欧陆的密友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的信中，拜伦哀叹剧作之改编犹如经受削足适履（procrustean bed）之酷刑，支离破碎，血肉模糊。借用诗剧结尾一句台词——“他们谋杀了那位/救民于水火之人”，拜伦指控德鲁巷皇家剧院（Royal Theatre）“谋杀了剧本”。

据拜伦日记记载，他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威尼斯市政大厅之旅。在参观悬挂历届总督头像的画室时，拜伦注意到法列罗总督画像遭人“抹黑”——作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图谋颠覆共和国的在任总督，法列罗的身世激发了诗人强烈的好奇心。在一番研读后，拜伦一气呵成，于1820年7月完成剧作。随后，他在给默里的信中报告：“《法列罗》悲剧完工了……我们正处于演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的前夜。那不勒斯发生了革命……人们的头脑躁动异常，没人知道这将会导致什么——可能是一场暴乱。”可见，此时的拜伦目光并未停留在古代的威尼斯，而是时刻关注着他所处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1335年，新当选的威尼斯总督法列罗无意中得罪城邦权贵米歇尔·斯特诺（Michele Steno）。后者在总督宝座上书写“谤语”，讥讽法列罗之妻“失贞”。由城邦寡头组成的委员会公开审理此案，结果裁定诽谤罪成立，但鉴于其家族有大功于国，仅判处斯特诺一个月监禁，以示薄责。法列罗出离愤怒，决意发起反击。他随即加入一个秘密政治小团体，旨在推翻现行贵族寡头专制，恢复真正的共和国政体。阴谋败露后，法列罗以“叛国”罪被处决。多难的威尼斯城邦注定还要再经历若干个世纪的寡头统治，才能实现拜伦孜孜以求的独立和自由。

悲剧主人公与拜伦颇多相似之处。法列罗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惜牺牲生命捍卫人格尊严，与之相似，拜伦选择自我流放很大程度上亦源于个人名誉受到侵害——照他的逻辑，如果上流社会对他的构陷为真，显然他不配生活在英国，反之则是英国配不上他。和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与伦敦名媛淑女的风流韵事并无损于他的令名（相反或许能为之增彩）；即便遭遇歇斯底里的兰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割腕自杀之情变，亦只徒增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真正毁他清誉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他与妻子的分居，一是他在上院的演讲。

拜伦的妻子出身名门，生下女儿不久，她无法忍受丈夫的漫天绯闻，选择返回娘家小住，期待双方能够平稳度过一段“冷静期”，然而由于诗人性情暴躁处理不当，加上岳父一家因颜面受损而从中作梗，导致拜伦在签署分居协议后，其婚姻实际已走上不归路。在此事件中，除了岳父一家“仗势欺人”（以苛刻的条款逼迫他签字），更令拜伦愤怒的是他在政坛和文坛的敌手乘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后者大多出于嫉妒（《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发表后，拜伦自诩“一夜成名”），前者则大多出于仇恨。

的确，拜伦在上院的慷慨陈词动人心弦，但同时也触动了上层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这亦是导致他日后“身败名裂”的主要动因。在拜伦的处女秀演讲（maiden speech）中，他对诺丁汉勒德分子（Luddite）表示同情，认为出于失业恐惧而联手捣毁机器的贫苦工人“罪不至死”，已然触犯众（统治阶级）怒；及至他再度登台，宣称支持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则更是骇人听闻——不仅招致托利党一致反对，连本党（辉格党）同志也对他弃之若敝屣。政敌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围攻他的马车，他的名伶女友登台演出时被暴徒喝倒彩，只能黯然退场。拜伦凄凄惶惶，无枝可依，唯有一走了之。在意大利游历三年（1816-1819）后，借剧中人物法列罗之口，拜伦既抨击贵族卑鄙无耻，更痛恨暴民愚昧无知（心甘情愿被人当枪使，充当奴役和打手），也算是长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公元十四世纪前后，水城威尼斯凭借海上贸易优势，一跃而成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头号强国，步入其史上全盛时期（与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类似）。号称共和国的威尼斯实际长期奉行寡头政治，自总督以下的政府行政体系向来由贵族门阀把持，腐败不堪。尽管共和国宣称它孕育了“属于全人类的美德和特权”，并由此赋予了民众力量和自豪感，然而事实上自由只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名义上的共和国只是他们的个人财产（leur propriété）。更为可恶的是，正如法列罗出场时控诉的那样，这些本应服务于共和国的贵族反以共和国的主人自居，打着国家的旗号为非作歹：“他们不拥戴我，国家法律没有强迫这一点；/他们反对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他们百般阻挠我，说这是他们身为贵族职责所在；/他们冤枉我，说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像莎翁笔下的奥赛罗，法列罗凭借军功荣任总督，但实际上不过是城邦寡头操控的傀儡，时常遭遇贵族阶层的蔑视和羞辱。对此，威尼斯的民众也感同身受。他们憎恨寡头政治家不惜牺牲民众的金钱和生命挑起战端（如连续四次对热那亚共和国战争），同时还严禁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可谓无耻之尤。与法列罗一同策划起义的平民领袖贝尔图乔（Bertuccio）在秘密会议上抗言，威尼斯每家每户都有亲人朋友无端遭受“压迫，或欺侮/而这统统来源于这些贵族”，可见贵族不仅未能担当民众反抗暴政的保护神，反而沦为害群之马——根据剧情交代，另一位义军领袖伯特伦（Bertram），对一向资助他的贵族里奥尼（Lioni）心怀感激，担心里奥尼家族会惨遭杀戮，于是在起义前派人发送密报，暗示后者危险即将到来。然而，背义的里奥尼旋即向当局告发，结果起义失败，伯特伦及其他叛军首领悉数被送上断头台。

在拜伦笔下，法列罗选择背叛本阶级利益并不仅仅由于个人名誉受辱，而是出于更为高尚的动机——他致力于捍卫遭到践踏的人民的权利，他想使古老的城邦重获自由的新生：“你会看到 / 国家的敌人将被打倒，/ 无耻的政府将被推翻，沉重的恐惧将被消除，/ 而这一切必须付出血的代价。然后，/ 我们才可能恢复真理和正义，/ 恢复自由公平的共和国。”法列罗的独白表明，拜伦本人认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诗人其时正参与意大利烧炭党人活动）。正如诗人之前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阐述的那样，他在诗剧中借助法列罗的戏剧独白重申，为公共福祉牺牲个人利益，乃是正义之举：“用什么方法呢？目的崇高，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人流出几滴血又算什么？这算不得人血，暴君流的血不是人血。暴君就像吃人的摩洛，喝我们的血，他们把多少人送进了坟墓，到头来自己也被送进坟墓。”

根据拜伦的潜心研究（当时他一边在教堂跟随神父学习亚美尼亚语，一边研读威尼斯城邦历史），威尼斯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公元七世纪），一直千方百计防范城邦政制僭主化和君主制化的倾向。期间不乏野心勃勃的总督“有意”将职位变为世袭，但由于贵族和民众上下一心，野心家大多不得善终，或像恺撒遇刺身亡，或被送入修道院，孤独以终老。然而时至1172年，随着贵族寡头势力急剧膨胀，总督选举方式及相应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总督和政府官员的选举，不再由全民参与，而是交由新成立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全权负责。民主共和此时名存实亡，凌驾于城邦之上的唯有暴政——诚如拜伦在一则读史札记中所言，从“暴政的粪堆中，除了毒蛇蛋之外，什么也不会产生”。拜伦从城邦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政体之下，人民之不幸远过于贵族或君主专制。

从1818年《威尼斯颂》（Ode on Venice）开始，拜伦常常哀叹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满目疮痍，与共和国早期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形成鲜明对比。在威尼斯这座历史名城诱人的美景和欢乐的表象之下，滋生的是政治的腐败和阴谋的污秽暴力。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中，“个人的过错源自公共的恶习”，因为“威胁到生命之泉、/人际关系以及一切美好珍贵事物的致命毒药，/就潜藏在威尼斯目前的制度中”。在随后的长诗《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 1819）中，拜伦以诗人塔索（Tasso）继承人的身份鼓舞民众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哦！我美丽的土地！这么久以来你一直保持低调，/你的子民们希望不断地落空，/现在只需轻轻一击/就能冲破枷锁，可是，可是你的复仇却停下了脚步。”——正如三十年后流亡伦敦的马克思不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在西欧全面崩溃，拜伦也反复预言，数年之内，受到自由精神感召的意大利人一定能够摆脱奥地利的残暴统治，再现昔日荣光。

那不勒斯爆发革命后，拜伦喜不自禁，他在致默里信中欢呼，威尼斯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有一位领导人来激励他们，威尼斯运河之水可能会被奥地利人的鲜血染红”。在同时期创作的诗剧《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附录中，拜伦写道：“但是，我重复一遍，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可能会因一时胜利而欢欣鼓舞……对微小骚动的镇压；但这些不过是波浪暂时被击退和破碎，而大潮仍在滚滚前进，并随着每一次破碎而不断扩大。”这一种勃发的革命豪情，在《法列罗》中也有具体反映：圣马可教堂的大钟被称为“暴风钟”（storm-bell），召唤着群情激愤、一触即发的革命浪潮。犹如从天而降的一道“铁令”（iron oracle），宛似“亚得里亚海怒涛之声”（the Adrian wave），伴随着“低沉的雷音”，使得殿宇宫墙摇摇欲坠——恰好应验了早先城中贵族狂欢之际聆听到的“丧钟”。

权贵阶层多行不义，这也为民众的暴动提供了合法性。革命风暴来临之际，城中贵族无不簌簌发抖。在这里，诗人拜伦似乎扮演了先知的角色——他知道人们心中奔涌的火山最终将通向何方；事实上，也只有作为“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雪莱语）的诗人，才具备呼召（calling）民众实现预言的坚定信念。正如拜伦在《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等政治诗歌中反复证明的那样，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自由永远不会臣服于暴政，而后者自诞生之日起便具备了“自我毁灭的本质”。

据肯尼斯·丘吉尔（Kenneth Churchill）在《意大利与英国文学》（Ital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764-1930）一书中考证，1820年代前后，拜伦诗剧主人公从神秘而缄默的传奇英雄转向历史政治名人（《法列罗》《福斯卡里父子》以及《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与当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大有关联。很显然，在新闻审查制度日益收紧的条件下，诗人只能借助于尘封的威尼斯古代历史讥弹时事——正是有感于“莫非暴君都非由暴君来征服不行，/而自由却没有一个卫士或儿女……”，拜伦笔下的法列罗（也是拜伦本人）才会拍案而起，起而拯之，虽粉骨碎身亦无惧无悔。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退伍军人（陆军和海员）纷纷归来，求职无门。1820年初，国王乔治三世驾崩，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政府危机。花花公子摄政王不得人心，其离婚案更沦为举国笑柄。贫困和失业率已成顽疾，政府公信力日渐下降，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事件和1820年“卡托街阴谋案” （Cato Street Conspiracy）使得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在远在意大利的拜伦看来，英国政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然而，返回故国重操旧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终其一生，拜伦所在的辉格党从未获得执政机会（即便有，以他在党内的“人望”，恐怕只能“被”赋闲）。当然，以他的心性，也绝无可能自贬身价与一帮颟顸无能的政客同流合污。当时的政坛名流如“演说家”亨利·亨特（Henry “Orator” Hunt）、报人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以及陆军少校卡特莱特（Major Cartwright）等等，在拜伦看来，皆为哗众取宠之徒：他们既不及拜伦的辉格党同志，也不如他的托利党政敌，因为此辈既非贵族（拜伦坚信战争和政治乃贵族分内之事），亦非绅士，至多只能算是暴民头领（拜伦称之为“无赖”）。1820年2月，拜伦致信默里：“看见我的友人竟然为了一群无赖而牺牲自己，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群无赖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惹人生厌——虽然你们都知道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拥护和支持改革……如果我们国家一定要在暴君的统治下的话——至少也要是个绅士吧，那样最起码他还受过教育。”

既然有国难回，拜伦于是决定投身于受压迫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这一时期的书信日记集中表现了其炽热的情怀。1821年1月11日，拜伦在日记中写道：“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多少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处境（尤其是这些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拜伦对烧炭党人脱离群众的斗争方式深感忧虑。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反思：“如果他们当真发动起义，我很怀疑：他们动员起来的总人数能不能达到一千。根本问题在于：民众没有卷入斗争。只限于中上层。……要是有农民支持他们多好！”（农民二字，拜伦当时加了着重号。）

1824年，拜伦在对抗土耳其大军的希腊前线染病身亡。他在奔赴战场前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钱、其他财产、甚至生命——我都可以付出，为了他们的解放。”像他诗剧中的英雄法列罗一样，为了追寻理想而捐躯，可谓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临终前不久，在写给默里的告别信中，拜伦念兹在兹的仍是当年在伦敦剧场无人喝彩的诗剧——“我相信，你和你的家人不会喜欢《马里诺·法列罗》。在这个时代，谈论政治对你来说太过危险，然而请记住，这不是一部政治剧——尽管看起来很像，但它是严格的历史剧：请自行阅读历史并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