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是“战士”还是“疯子”？

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出版家、记者。在这些头衔中，最被后人认可的是第一个：废奴主义者。早在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加里森去世后不久，他的名字就已经与废奴运动合二为一了。时至今日，只要向一位对19世纪美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问起废奴运动，他脑海里跳出来的一个名字仍然还是威廉·加里森。或者，随便拿起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针对大学生的，还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其中必定会有关于威廉·加里森和废奴运动的介绍。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废奴运动的象征物和代言人的威廉·加里森，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值得我们反复地思考和研究。但是就中文学术界而言，加里森似乎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

1805年12月10日，威廉·加里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一个贫寒的白人家庭。他的父亲阿拜贾·加里森（Abijah Garrison）是一位来自英属新不伦瑞克殖民地的移民，以商船领航员为生，母亲弗朗西丝·劳埃德（Frances Lloyd）来自一个普通的船员家庭。在威廉·加里森刚刚三岁时，他的父亲就抛弃家庭，不知所终。从此，母亲独自抚养加里森和他的兄弟姐妹长大。支持着这个贫困家庭的，唯有弗朗西丝·劳埃德的勤劳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后者对威廉·加里森产生了重大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如母亲一般，是一名极为虔诚的浸信会信徒。

因为家境贫寒，加里森受到的学校教育非常有限。从幼年起，他就以售卖自制的柠檬水和糖果、搬运木材等方式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他还曾短暂地在一家制鞋作坊和家具作坊当学徒，但都因身体太过瘦弱被辞退。1818年，13岁的加里森成为《纽伯里波特信使报》（Newburyport Herald）的学徒排字工。在长达八年的学徒期内，加里森完成了自我教育。他不仅学会了熟练的书写，还掌握了排版、印刷等办报技巧。在此期间，他以雅典哲人阿里司提戴斯（Aristides）为笔名，写作了不少政论文章，开启了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

1826年，加里森从他的前雇主那里借得资金，买下了一份报纸，将其重命名为《自由出版报》（Free Press），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印刷出版生涯。两年后，因订阅量不足，经营难以为继，加里森关掉《自由出版报》。随后，他前往波士顿，担任《全国慈善家报》（National Philanthropist）的印刷工兼编辑。这三年的印刷出版生涯虽屡遭波折，但为加里森未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两个伏笔。一是加里森身兼编辑、评论家、印刷工等角色，更加熟悉出版的流程和技巧，为他此后在印刷出版行业大展拳脚做好了准备。二是加里森开始触及奴隶制问题，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结识了约翰·惠特尔（John G. Whitter）等志同道合之辈，一只脚已经踏上废奴这一终身的事业。不过，此时的加里森还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受长老会牧师约翰·兰金（John Rankin）的《奴隶制通信集》（Letters on Slavery）一书的影响，认同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的废奴理念，即通过赎买的方式，从奴隶主手中购得奴隶，再将其运送到美国境外的殖民地。这种废奴理念在19世纪上半期盛行一时，被视为是对白人和黑人都最有利的废奴方案。加里森也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美国殖民协会和殖民废奴理念的支持。

从1829年底，加里森接受贵格派牧师本杰明·兰迪（Benjamin Lundy）的邀请，前往巴尔迪摩，协助他编辑比较积极的反奴隶制报纸《普遍解放的精神》（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尽管这段经历不足一年，但彻底改变了加里森的奴隶制观念，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在巴尔的摩期间，加里森与当地的自由黑人圈子有密切的交流，其中包括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和雅各布·格林纳（Jacob Greener）。1830年，加里森短暂回到费城时，又与詹姆斯·福滕（James E. Forten）等黑人领袖往来密切。加里森后来坦承，这些黑人领袖对殖民方案的坚决反对和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坚持，激发他重新思考美国的种族和奴隶制问题，“将立即、无条件废奴的激进原则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1829年，黑人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的呼吁》（An 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呼吁迅速释放奴隶制，甚至号召黑人以无力反抗奴隶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这同样促使加里森思考如何更加彻底地废除奴隶制。

1831年，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了《解放者》（Liberator）报，并提出了“立即废奴”（Immediatism）理念，即要求美国人民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废除奴隶制。这是加里森踏上废奴事业的开端，也是美国激进废奴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他在《解放者》的创刊号上所写的那句著名的话：“我将为立即解放奴隶人口而奋斗……我将如真理一样严酷无情，如正义一样永不妥协”，则成为废奴运动发展史最著名、最持久的声音。

加里森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重要组织者。1832年 1月6日，加里森与其他几位废奴主义者在波士顿成立了第一个废奴组织：新英格兰废奴协会（New England Anti-Slavery），致力于立即“采取一切符合法律、人性和宗教原则的手段来废除美国的奴隶制，改善自由黑人的品质和境况，鼓吹并纠正与自由黑人的境况和权利相关的公众意见，为他们争取与白人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 1832年12月，加里森参与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作为美国废奴运动在早期的精神领袖，加里森率先系统阐释了废奴运动的核心理念“立即废奴”的内涵：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彻底废除奴隶制；被解放的奴隶应立即获得自由，不能为他们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设置任何准备期；被解放的奴隶制应留在美国，成为自由劳动力，应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合理报酬；被解放的奴隶还应获得基本的自然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加里森承认，“立即废奴”并不是要在一夜之间解放所有的奴隶。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各蓄奴州在废奴问题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exclusive right），因此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推进立即废奴：在南部蓄奴州，对奴隶主进行道德劝诫，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巨大罪恶，进而立即释放奴隶。加里森还明确提出了废奴运动的行动策略：以道德劝诫（moral persuasion）的方式改变人们在奴隶制问题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让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邪恶本质，进而立即废除奴隶制。

加里森还阐述了废奴运动的两大精神支柱：基督教思想和美国自由、平等的建国原则。加里森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违背上帝律法的巨大罪恶，应该被立即消除。上帝赋予了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享有自由的权利，无论蓄奴还是奴隶贸易，都是违背了这一神圣原则的罪行；奴隶制是全国性罪恶，每一个美国人都有义务消除这种罪恶。加里森反复强调，奴隶制违背了美国革命和建国的基本原则——自由，它会毁掉这一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而的得来的伟大成果，颠覆美国的共和制度。他将废奴运动与美国革命等同起来，认为废奴是为了“完成革命者未竟的自由事业”，宣称他们自己拥有与革命者一样的“纯洁的道德、真诚的热情、坚定的信仰、诚挚的精神”。在加里森看来，与奴隶们相比，革命者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可谓是微不足道，因此废奴运动的正当性一点都不比美国革命低。而且，加里森还参与了“再造”《独立宣言》的活动，一再强调这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原则。此外，加里森还承认黑人的自然权利，认为只有打破对非议美国人的种族偏见，才能真正彻底废除奴隶制并消除其邪恶影响。此后数年中，加里森的这套观念一直是美国废奴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加里森像是猛牛闯进了瓷器店，大有将美国社会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政治和心理共识统统打碎之势。当南北的白人大多希望将奴隶制问题束之高阁时，加里森却一直宣称奴隶制是无法回避的严重罪恶；当多数人都认为南部的奴隶制应该由上帝和未来所决定时，加里森却要求人们立即采取行动废除奴隶制；当大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英国留下的不良遗产，与北美居民无关时，废奴主义者却声称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否蓄奴，都对奴隶制负有道德责任。而且，加里森不仅是口头煽动家，也是切实的行动者，他积极筹建废奴协会，传播宣传废奴思想的出版物，组织废奴集会和演讲。这种不计后果的“煽动”行为，使这位废奴运动斗士成为时人眼中的“疯子”。1835年10月21日，一批波士顿民众愤而将加里森套上绳索，像狗一样拉着他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以惩罚这位“极端的狂热分子”。他被关进监狱之后才得以脱身。

尽管在废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功勋卓著，但加里森很快成为废奴阵营中的少数派。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以加里森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废奴主义者逐渐走上了更为纯粹的道德废奴之路。他们认为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是奴隶制的帮凶，以立法、选举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手段根本无法根除奴隶制；废奴的唯一途径是对全体民众来一场道德革命，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抛弃奴隶制。而且，他们还将将妇女权利、性别平等、反政府主义、反教会权利等时人眼中的狂热理念纳入道德革命的范畴，以求最大程度上清除奴隶制的罪恶。与此同时，一批相对温和的废奴主义者则认为加里森派的极端煽动只会给废奴运动招来更多的敌人，唯有参与公职竞选、议会立法等政治活动，才能确保废奴事业的稳定发展。双方的矛盾在3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1840年，女性废奴主义者阿贝·凯里（Abbey Kerry）被加里森任命为美国废奴协会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遭到了温和派的强烈反对，他们退出了美国废奴协会协会，另行成立“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该协会随后在纽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废奴主义政党——自由党（Liberty Party）。此后，即便在废奴阵营内部，加里森也是激进派的代名词。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加里森的观点愈发激进。加里森先是发展出“不抵抗”（Non-Resistance）理论，认为只有上帝的治理才是善的，奴隶制、人类的政府和暴力行为属同一个范畴，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试图将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合法统治者；投票、参与司法案件、组建政党等政治行为，其实是“以恶制恶”，都无法真正消除奴隶制的罪恶；只有进行道德说服，彻底净化公众意见，等“上帝之国降临人间”，奴隶制的罪恶才会灰飞烟灭。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宗教至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只得到少数激进废奴主义者的拥护。在40年代中期以来，加里森多次批判美国宪法是“与死亡签订的契约”，并声称奴隶制与联邦之间无法共存，只有联邦分裂，奴隶制才能真正被废除。1854年7月4日，在马萨诸塞州废奴协会的年度大会上，加里森甚至当众烧毁了一份美国宪法，这一惊天之举成为美国民众抗争史上永恒的一幕。加里森这些观念虽然拥趸甚少，但是它不断地激发美国民众思考奴隶制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之道，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

内战结束之时，加里森的废奴事业也抵达到终点。1865年5月，加里森辞去美国废奴协会主席一职，返回波士顿，并在年底将持续34年之久的《解放者》报停刊。他并未平静地安享晚年，而是为了更加普遍的平等权利而持续奋斗。他多次撰文支持黑人的公民权和女性权利，并担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主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1879年5月24日，他在纽约病逝，结束了战士般的一生。

加里森去世之后，他的声誉并没有被盖棺定论，而是不断引发争议，可谓是纷讼不休，毁誉参半。在加里森去世之初，他还被视为伟大的改革者。但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美国种族关系的演变，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内战起源，他的光辉形象则遭到质疑。新兴的修正主义学派认为，内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那批愚蠢的政治家无力应对当时的政治危机，而一直进行狂热煽动的废奴主义者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加里森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霍布斯·巴恩斯（Alert Hobbs Barnes）和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看来，加里森及其支持者是“狂热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这种反对美国的根本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反体制激进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m）反倒不利于实现废奴运动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受黑人民权运动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很多历史学家普遍赞扬加里森的道德绝对主义，批评政治废奴主义者背叛了废奴运动的原则，降低了废奴运动的革命性和道德性。亨利·迈尔（Henry Mayer）就认为，“加里森一个人就是一个政党，他像一只牛虻那样顽强生长了三十五年，给整整一代人设置了政治议程。”

加里森到底是自由事业的战士，还是不计后果的疯子？时至今日，美国学术界并未对加里森形成一致的评价。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所言，“威廉·加里森是一个被故事化的、令人不安的、挑战性的、至关重要的、矛盾性的历史人物。”这种矛盾性，恰好反映出奴隶制和内战所留下的历史遗产的复杂性。

或许，抛开意识形态和后见之明的纷扰，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才是看待加里森的最佳方式。在废奴运动的历史上，还耸立着另外一个高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位传奇的非裔美国人曾受加里森的感召加入废奴事业，后来又与加里森分道扬镳，成为其激进观念的批判者。作为“战友”和对手，他对加里森的评价似乎更为公允：

“他生来贫困，必须劳动，忍受艰难。他是自己的律师、引路人和老师。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于这个时代最博学、伟大之人的行列。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他的崛起，所依靠的不是教会和国家的权力，而是对这两股强大力量进行勇敢、顽强和挑衅式反对。此人的光荣之处在于，他孤独地站在真理一边，冷静地等待结果。众所周知，他没有任何权力和财富，只凭着自己那瘦高的身躯，对抗一个拥有无限的财富和权力的体制。他相信自己的单纯的真理和信仰。”

（本文系作者为《威廉·加里森选集》[杜华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