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人的问题还是社区缺位，什么造成美国公屋之罪

Jason Mata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位本地居民，他家西面有几个公屋社区，在他眼中，那里常年混迹了一帮“不良人群”。“每天早上，起床出门就能看到二三十个人聚在一起，酗酒、贩毒、召妓。”

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公屋一直是这样的负面形象，越是低收入者聚集的大规模社区越容易发生暴力犯罪，比如芝加哥臭名昭著的利尼格林（Cabrini Green），或是圣路易斯的帕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

公屋一定会带来高犯罪率吗？这是公屋居民“素质低下”造成的吗？最近，德州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Marie Skuback Tillyer和华盛顿大学房地产系副教授Rebecca Walter的一项研究试图给出不同答案。

Tillyer和Walter梳理了圣安东尼奥市住房委员会的数据，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的公屋并不比其他地区更危险，相反大部分的犯罪只在某些地区高度集中。72%的暴力犯罪、87%的贩毒案和72%的偷窃案集中在全城5%的住宅区。

今年8月，他们在《犯罪与少年犯罪》期刊上发表了这份研究。“极少数的犯罪高发地败坏了整个公屋的名声。”

这项研究特别关注“5%”社区，除了低收入居民，这些犯罪率高企的公屋社区还有一些共通性。它们大多建于二战后，高层塔楼为主，是密集的居住区，人员流动性较大，缺乏最基础的物业设施。

Tillyer更愿意将犯罪率归咎于社区安保设施的缺位，犯罪高发地往往没有门卫、访客登记制，人员随意进出，缺少防盗窗，没有监控探头，也有的地方监控探头要么故障，要么形同虚设。

人们常认为公屋建设是一次性的硬体投入，忽略了建成后的日常维护。直到今天，许多新建的公屋依然延续了这一问题，中国同样如此，在回迁房或是保障房等非商业房产中，物业一直是个大问题。

Mata最近接受了CityLab的采访，他居住在一处普通小区，居民会主动向社区提出要求，比如建造更多的路灯。

但对公屋居民而言，监督物业只能是奢望。每当他们提出要求时，总有人告诉他们，“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无论是门卫，他们那些“富裕”一些的邻居，或是他们自己。

恶性循环正在于此，低收入者不被鼓励参与社区事务，耻于承认自己是公屋居民，进而对社区的恶化坐以待毙。

社会学家Eric Klinenberg最近出版了新书《人民的宫殿》（Palaces for the People），他在书中谈及一个概念“社会性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传统的基建包括消防、垃圾清运，以及前文提及的各种安保设施，但Klienberg则表示，对社区的维护不仅在于硬件，更在于居民的参与。

Klienberg称，在美国，大部分致力于降低犯罪率的政策都把落脚点放在了提高惩罚上，似乎量刑越重，对人们越有警示作用。但如果说某些公屋成了犯罪高发地，没有人关注病灶有没有真的改变。

他认为公屋缺失的社会性基建包括一系列公共空间，比如图书馆、老人中心、社区花园，这些公共空间可以让人们走出家门，在社区内组织活动，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

Michael Pyatok是奥克兰的一名建筑师，他试图通过设计的方式提高社区安全性，并鼓励社区参与。

战后兴建的那批公屋大多是二三十层的高层塔楼，当时人们认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建造更多的房屋可以弥补住房短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些高密度的塔楼却带来后来的公屋悲剧，居住者众多却没能匹配相应的公共设施和服务。

Pyatok更倾向于设计小尺度的社区，他的事务所为一系列经济适用房提供设计，最常见的是沿街的多层楼。他们没有设置重重关卡，过多的监控探头和防盗窗容易让人有被侵犯的不适感，相反，他在设计中改善了自然采光和通风性，减少视觉盲区。人们坐在家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街道，或是社区内的公共空间。

对于那些已经建成的高层公屋，Pyatok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造思路，将大尺度的密集社区“化整为零”，划分成若干个小型物业单元，有相应的小型公共空间、物业设施或是出入口。他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自下而上的社区活动，这在相对小规模的社群里更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