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逝世百年·专访｜任卫东：卡夫卡直面人世的苦难，在自己身上展示人类的伤口

卡夫卡逝世后的一百年，也是卡夫卡学术发展的一百年。随着更多卡夫卡原始文字资料的披露，当代学者对于卡夫卡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最早一批的卡夫卡研究者。在众多的卡夫卡传记中，莱纳·施塔赫三卷本的《卡夫卡传》广受赞誉。这部传记的写作顺序很特别，并不是按照卡夫卡的生平顺序写作的，而是在《关键岁月1910-1915》和《领悟年代1915-1924》完成后，最后才进行《早年1883-1910》的写作。《早年1883-1910》的中文译者任卫东在译后记中引用了这一卷所获得的评价：《早年》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的问题。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任卫东也坦言，“读者和卡夫卡作品的研究者，尤其是我本人，对成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提到卡夫卡，就是《判决》《变形计》《城堡》的作者，是作品中浮现出来的那个作者的图像。《早年》则从一个既宏观又细微的角度，让我们认识成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

任卫东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卡夫卡研究。任老师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卡夫卡在中国——一位现代派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她还曾参与《卡夫卡小说全集》的翻译，主编有《卡夫卡作品研究》。

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特别邀请任卫东老师来谈谈她眼中的卡夫卡，以下为访谈全文。

任卫东

澎湃新闻：您曾谈到过《卡夫卡传：早年·1883-1910》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的问题。那么早年生活对于卡夫卡的影响到底在何处？其实卡夫卡生活在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没有打过他，对他也并没有特别残暴，那么那个具有压迫性的父亲的形象是他想象和构建出来的吗？

任卫东：我是在《卡夫卡传：早年》译后记中引用了别人对《早年》的评价，说《早年》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的问题。我引这句话，是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施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传》的写作顺序非常特别，他先写了《关键岁月1910-1915》和《领悟年代1915-1924》，最后才返回来写了《早年1883-1910》。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通行的传记写法，按照传主的生平时间顺序写，而是从卡夫卡27岁时写起，写到他41岁去世，然后才回过头来写卡夫卡出生、上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开始文学创作。这种反常规的传记写法，客观原因是关于卡夫卡在1883-1910年期间的资料，尤其是文字资料非常少，卡夫卡本人的书信日记也寥寥无几。还有一个原因是，施塔赫计划开始写作卡夫卡传记时，有些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封。完成了《关键岁月》和《领悟年代》之后，施塔赫对卡夫卡本人和作品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这对他写作《早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施塔赫当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他从业已完成的《关键岁月》和《领悟年代》中已经成为作家的卡夫卡及其作品出发，更容易逆向推导和塑造出早年的卡夫卡。另一方面，读者和卡夫卡作品的研究者，尤其是我本人，对成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提到卡夫卡，就是《判决》《变形计》《城堡》的作者，是作品中浮现出来的那个作者的图像。《早年》则从一个既宏观又细微的角度，让我们认识成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早年》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历史社会做了全景图式的描绘，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看到布拉格犹太人在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小心翼翼地求生存、时刻提防着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了解到卡夫卡父母的遭遇、卡夫卡幼年时反复经历的环境变化给他造成的不安全感和陌生感、卡夫卡对上学的恐惧……早年的这些生活经历对于卡夫卡的影响，尤其是对他后来创作的影响绝对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但一定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看不见也抹不去的印记。了解卡夫卡成长过程中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卡夫卡性格中和作品中的疏离感、陌生感和恐惧感。

弗朗茨·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卡夫卡出生时，他父亲的商铺生意已经越来越兴旺，他家虽然不是富贵之家，但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卡夫卡父母对他和妹妹们的教育方式，也与当时的市民家庭没有太多不同，父亲虽然不会亲切平等地对待孩子，但也谈不上暴虐。然而，卡夫卡是一个生性过于敏感的人，父亲的一些言行在别的孩子眼中或许很平常，但是却对卡夫卡造成了永久的创伤，使他一辈子生活在对父亲的畏惧中。恰恰是这种父子关系中的感受，成为卡夫卡创作的基础。另一位卡夫卡传记作者、德语文学研究者阿尔特也认为：“卡夫卡以一种强迫症般的兴致，培养着自己对父亲的畏惧，因为这是他存在的前提。”卡夫卡把他在权力和权威下感受到的荒诞、恐惧、无力、绝望投射到父亲身上，在作品中以各种变体出现——父亲、法庭、城堡——成为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化身。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讲座中表达过一个观点：卡夫卡的生活在模仿他的艺术——“对很多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模仿，而对卡夫卡来说，他的生活则是在实践其文学作品里虚构的生活模式”。感觉您这个论断非常新颖，所以想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这个论断的具体含义，为什么说卡夫卡的生活是在实践其文学作品里虚构的生活模式？

任卫东：先举个例子说：卡夫卡的《判决》中除了第一次塑造出一个强大的父亲，还折射出困扰他一生的婚姻问题。小说主人公有个未婚妻，但就在订婚前，两人因为远在俄罗斯的朋友有了分歧，主人公产生了犹豫，后来就出了这个令人瞠目的故事：主人公被父亲判处投河淹死。小说也是献给菲丽丝·鲍尔的——卡夫卡那个著名的未婚妻。读者想当然地以为，卡夫卡在作品中以变形夸张的形式再现了他与未婚妻之间在婚姻问题上的龃龉以及父亲对他婚姻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下时间点就会发现，卡夫卡创作这篇小说的一个月前，才在好友布罗德家偶然结识了来自柏林的菲丽丝，两人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后再未见面和联系。写小说前两天，他给菲丽丝发出了第一封信，还没有收到回信。他与菲丽丝之间只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但是，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与菲丽丝两次订婚两次取消婚约。——《判决》似乎预言了他一生的婚姻两难困境。

卡夫卡第三次与另一位女子订婚时，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这也是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的起因。卡夫卡在信中写道，父亲讥讽卡夫卡说：那个女子大概穿了一件迷人的衬衫，卡夫卡就一见钟情要跟她结婚。——这与《判决》中父亲羞辱儿子说，未婚妻撩起了裙子勾引儿子，简直如出一辙。

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卡夫卡拿自己的小说当脚本上演了自己的生活。我是想说，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我认为，这句话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的生命与文学创作是一体的。反过来，他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意义也有明确的认识，那就是表现自己“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所以，他的生活和创作是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他的文学世界。我们现在谈到卡夫卡，也常常是他本人与作品交叠在一起、交相辉映。

澎湃新闻：德国作家阿尔特曾这样描述卡夫卡：“卡夫卡的情绪有着惊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惧是现代人最本质的病”，也有人说，“卡夫卡的作品涵盖了极能代表二十世纪历史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勾画出一个被西方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历史彼此交叠的炙热地带。”但卡夫卡是如何获得这些经验的呢？是他经历了？还是虚构的、猜测的或者预言出来的？如果说卡夫卡的作品绝对不是个案式的心灵倾诉，也不是一个心理病态敏感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中呓语，那么他在写作的同时就一直在反思现代人的病痛吗？

任卫东：卡夫卡书写的是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基于他的敏感。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极度敏感甚至敏感到病态的人。我觉得卡夫卡就像一只没有外壳的蜗牛，柔软而敏感，由于没有了保护壳，他比所有人都更早、同时也更强烈地感觉到疼痛。他像一个先知一样，比所有人都提早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病症和人的无能为力。他在一百年前就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感受，并且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表达出来。

《卡夫卡传 : 早年·1883-1910》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卡夫卡成为形容词这个文化现象？当我们说美国的卡夫卡、以色列的卡夫卡、中国的卡夫卡时，一般这里的“卡夫卡”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任卫东：您说的“卡夫卡成为形容词”是指“Kafkaesk”这个词吗？这个词中文一般翻译成：卡夫卡式的，这个词表达了卡夫卡作品中体现的人在世界中的陌生感、异己感、莫名的恐惧感、谜一般不确定而又无处不在的威胁、人面对晦暗不清的权力时的无助感和绝望。Kafkaesk既是卡夫卡作品的主题，也是他的写作风格，同时是他传达给读者的感受。这个词的出现充分体现出卡夫卡的独特性：已有的词汇不足以说明卡夫卡的特点，最终只有让他的名字变成形容词才能充分描述其作品的特征。

如果说有美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卡夫卡等各个国家的卡夫卡，那就正好说明，卡夫卡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语言的。Kafkaesk所表达的，是普遍意义上人的感受。

澎湃新闻：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史的，那么卡夫卡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是在不同的时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和改革深入一些的1990年代，再到目前的社会状况。中国作家是否学习到了卡夫卡文学中最核心的部分？

任卫东：我的论文是写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史。不过我的接受研究基本关注的是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状况以及这种状况背后的原因。我的研究对象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所以，说卡夫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影响的变化，这方面我没有做过系统研究，不敢下什么判断。不过我猜测，影响的变化一定是有的，就像国内学界对卡夫卡的接受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样。我们从一开始接触卡夫卡时的大吃一惊、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从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现在的多角度纯学术研究，这种发展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澎湃新闻：有些文学传统一开始会觉得卡夫卡文学是比较消极的，但我们现在可能一般不会用消极这个词来去形容卡夫卡的文学。那我们现在从这种“消极”文学当中获得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任卫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卡夫卡被正式介绍到中国。卡夫卡作为现代派经典作家，与当时我国读者的文学品味和期待视野大相径庭，对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经历了最初阶段惊喜、狂热但有些僵化单一的接受之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逐渐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样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读者也被迫改变了最初被动的阅读习惯，积极参与到阐释作品和生成作品意义过程中，扮演一个能动的角色。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折射出中国新时期文学标准、审美意识、创作美学、读者期待视野和文学研究的变化发展。

四十多年前，我们把卡夫卡当作颓废派作家批判地接受。今天也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寻找“丧”。但是，在卡夫卡及其作品表面的软弱、绝望下面，隐藏着巨大的勇气：卡夫卡直面人世的苦难与人的不完美，在自己身上展示人类的伤口。卡夫卡的捷克语译者和情人米伦娜曾经评论卡夫卡说：“我们每个人，整个世界和所有人，都是病态的，而他是唯一健康、唯一能够正确理解和正确感知、唯一纯洁的人。……他不是在抵抗生活……他是奋起自卫……在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又有他这样的巨大力量，对完美、纯洁和真理的绝不动摇的追求。”卡夫卡也许不是一盏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的明灯，但他是一束永不熄灭的微光。

澎湃新闻：您曾经也谈到阅读卡夫卡和将卡夫卡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同体验。那么当卡夫卡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是不是也会感受到卡夫卡作品中的那种异化？相对来说，卡夫卡作品带给普通读者的意义是不是更为重要？

任卫东：不论是阅读卡夫卡或者是别的作家，作为普通读者和作为专业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都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普通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首先获得的是一种感受或者感觉，这种感受可能是因为被打动而产生共情，也可能因厌恶而愤怒。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感受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研究者必须要在感受的基础上，与作者和作品拉开距离，让自己从某种情绪中抽离出来，针对作品提出问题，进行冷静、理智、逻辑的分析，从而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

澎湃新闻：彼得·盖伊曾说，“卡夫卡的讽刺对象比任何体制都要全面复杂得多，包括人性的各个方面。那么，他又会不会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留下无人能解的谜题？”您觉得卡夫卡是个虚无主义者吗？

任卫东：我不认为卡夫卡是个虚无主义者。这从他对文学的认识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曾说过：“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人内心坚冰的斧头。”卡夫卡的创作风格虽然是现代主义的，但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还保留着古典的传统。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只不过他不让这些意义直白地表露出来。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像谜一样。而且他把谜面设计得极为晦涩，尽量抹去过多的提示，故意让读者绞尽脑汁地去寻找谜底。但是，他是有谜底的，而且会透露出一些暗示。就像他的作品《法之门前》：法吸引着乡下人想进去一睹法之真容，但守门人阻拦他进去，同时又鼓励他闯进去，并且在乡下人临死前告诉他，这扇门就是为他而开。卡夫卡的作品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表达着更真实的真。阿多诺曾经说过，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在邀请读者去阐释，但每一个字同时也拒绝被阐释。就像卡夫卡的朋友评价他：他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却徒劳地努力搭建一座通往他人世界的桥梁。——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我们需要而且可以自己搭建起进入他的世界的桥梁。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哪里体现着“保留着古典的传统”？因为我们一谈到卡夫卡就会想到荒诞小说，超现实主义之类，但是不是“古典的传统”这个特点是将卡夫卡与荒诞或者超现实主义区分开来的方面？经过了超现实主义，我们能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古典传统”的新意义吗？

任卫东：我的表述也许不够精准，我的意思是，卡夫卡作为处在欧洲传统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折点上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的方法上有了非常多的突破和创新，但是在对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任务的理解上，他依然沿袭了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即文学要承担其对人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卡夫卡来说，文学绝对不是抽空了意义的能指游戏。文学对他来说是神圣的、绝对的、纯粹的，关涉到人的存在。

卡夫卡墓碑

澎湃新闻：卡夫卡十分擅长反思和自我分析，如果他活得更长，我们会看到他作品中的变化吗？或者说他会真正长大吗？比如说摆脱父亲的影响，真正从儿子的身份中走出来？

任卫东：卡夫卡虽然活得不长，但他的作品里也是有着丰富的变化的。然而，即便他能活得更长，他也不会“长大”的。与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回忆他时，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是“少年感”，即便是三四十岁的卡夫卡，还给人留下羞涩少年的印象。这种纯真的、长不大的状态，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他的存在和创作基础。

按照阿尔特的观点，卡夫卡从来没有摆脱过或许也不愿摆脱一个犹豫着不肯长大的儿子的角色。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知道，摆脱父亲最好的方式是结婚，所以他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地、迫不及待地努力进入婚姻生活，但是他所有的婚姻尝试都以失败甚至是灾难告终，因为这是他的两难：进入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就意味着摧毁了儿子的身份。而儿子的身份，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婚姻生活与文学创作是互斥的，但这种张力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所以阿尔特撰写的卡夫卡传的书名是“永远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