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动物2》：魔法世界的巴黎和真实世界的苦难

这个故事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很耐人寻味。前两部《神奇动物在哪里》都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年代，地点则是当时大西洋两岸文化最为活跃、多样化程度也最高的城市：纽约和巴黎。咆哮的二十年代，激荡的二十年代，疯狂的二十年代，多姿多彩的二十年代，也是社会矛盾激化、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这一时空中真实世界和魔法世界产生了奇妙耦合，成为了彼此的镜像。值得思考的是，在奇幻电影、娱乐大片的滤镜和当今世界的主导话语的支配下，真实世界中究竟是什么得到了彰显，又是什么隐藏到了暗处。

《神奇动物》中的魔法世界和真实世界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区别：考虑到那是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案仍在实行的时代，美国魔法部中官员种族的多样性令人吃惊；而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给了妇女选举权（美国在1920年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女性普选权，法国女性迟至1944年才获得了选举权），魔法官员中女性的数目也明显大大超出了当时麻瓜社会中女性参政者的比例。试想一个麻瓜出身的巫师小孩进入魔法世界时发现魔法部部长竟然是一个女人，一定会感到惊讶；而魔法世界的政府恐怕也不得不特意按照“老年、白人、男性”的标准选派官员和麻瓜世界打交道。

《神奇动物2》剧照。

在中文互联网普遍的语境中，这种表现方式往往会被归纳为“好莱坞的政治正确” 。但罗琳也从情节内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魔法世界中的战斗和日常劳动并不依赖肉体，而魔法主要来自天赋和练习，依靠强大的意志，因而不会体现男女的体力差异。种族问题也与之类似，既然魔法世界的劳动力可以靠魔法实现，多半没有资本原始积累时压榨人力的必要，魔法还可以替代工业革命后迅速进步的技术，麻瓜世界中靠军事和市场造成的世界格局和强弱关系也许因此并没有复制到魔法世界之中。

但与此同时，罗琳所设想的魔法世界中也不乏偏见、自我封闭、排斥异己，乃至于迫害麻瓜出身的巫师、巫师出身的无魔法人群（哑炮）以及其他缺陷者，这种对“非正常”群体的歧视和迫害，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各种歧视和迫害都可以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神奇动物在哪里》可以看作一部披着奇幻魔法皮的政治寓言：这个除了魔法血统歧视之外近乎平权乌托邦的魔法世界，在与现实社会相接的缝隙中，依然显现出根深蒂固的歧视与不平等。

强烈的国际化移民城市背景，加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信条，以及文化归化的移民融合观念，使得法国呈现出近乎“色盲”的种族观念，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迈克尔·戈贝尔在他的著作《反帝国主义的大都会》中引用了一个颇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名非裔美国士兵在一战期间来到法国，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信，说：“妈咪，这些法国人完全不管肤色界限这回事。他们对我们好得不行，我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的时候只有我照镜子的时候。”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事实上，法国的种族歧视虽然没有到美国种族隔离和私刑仇杀的程度，但并不罕见。而正如戈贝尔在书中指出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歧视并不是肤色单向维度的，而是混杂了种族、国籍、公民权、阶级等种种复杂的法律和文化范畴，因此仅以肤色一项来观察容易失去事情的全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尤其是巴黎，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同时维持着殖民宗主国压迫者和“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文化多元化的捍卫者的双重形象。

莉塔·莱斯特兰奇。《神奇动物2》剧照。

虽然在罗琳的魔法世界中无法直接看到殖民帝国的庞大体系和相应的社会结构 ，但20世纪初世界殖民格局在也从影片的几个细节中透露了出来。身处情节中心点的莉塔·莱斯特兰奇和她的异父哥哥就恰巧卷进了和法国殖民史直接相关的移民潮和社会结构里。莉塔的异父哥哥尤素福，父母都是塞内加尔的望族，来自古老的魔法世家，他的母亲却被莉塔的父亲施展了夺魂咒，来到莱斯特兰奇家生下了混血的她。塞内加尔望族，这个身份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合理化了这个身份的选择，也动摇了巫师社会种族平等的乌托邦。

尤素福是一个源自希伯来语的名字，在非洲意味着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传统，但他们一家都穿着欧式的服装，住着欧式的房子，一副殖民地望族的派头。这个平行世界的魔法社会想来不可能是前殖民主义结构，单凭社会地位的描述推测，他们很可能来自塞内加尔所谓的“原始四镇”，即塞内加尔西海岸最早的四个法国殖民地。从1916年开始，出生于原始四镇的塞内加尔人被赋予了法国公民全部的权利，包括投票权。事实上，原始四镇1848年就在法国的国民议会中拥有代表席，虽然几经废除和重新恢复，但一直到1940年第三共和国被纳粹德国灭亡为止，塞内加尔的原始四镇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中唯一在法国国民大会有代表席的地区。也就是说，尤素福一家在麻瓜法国社会也应当是社会上层，是法国的殖民地土著民中幸运的绝少数派，这个也许意在彰显魔法世界“种族多样性”的例子其实选得相当不典型。种族多样性的直接原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政治结构，消隐在了光鲜亮丽的服装和魔法背后。

格林德沃发表煽动性演说。《神奇动物2》剧照。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电影中，在对邓布利多的介绍里就提到了他在1945年打败了黑巫师格林德沃，结束了战争。这个时间点毫无疑问影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纳粹斗争。而和纳粹的兴起一样，巫师世界的格林德沃也在一战后短暂的和平年代里就开始招揽亲信，培植信徒。影片中格林德沃向他的信徒宣称对麻瓜的迫害和打击是合理的，举出的一个原因是，根据他对未来的预言，麻瓜世界将在不远的未来犯下弥天大罪，他以影像向信众们展现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热核武器这一全人类史上的污点事件。吊诡的是，这两幅图景并没有以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体现暴行。要知道，光法国本身，近有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巴黎公社墙，远有加勒比海的黑奴种植园，前有圣巴托洛缪宗教大屠杀，后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的种种不堪手段，如果要直观表现人类自相奴役和残杀的罪行，根本没必要动用二战中的老生常谈。片中出现的集中营、毒气室、蘑菇云等意象，作为现代“人性之恶”的象征，是战后几十年来各种话语的交锋妥协之后最常被提起也最没有争议的符号，而需要仔细解释和渲染的第三世界血泪自然而然地就此隐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轴心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本质上体现了启蒙时代以来现代化进程的黑暗面和症结。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追随“进步”、“优胜劣汰”的观念，对非西方种族的污名化和歧视构建起了至今仍有相当影响的森严种族等级，以文化定义的高贵与低贱合法化一切侵略、奴役和杀戮。优生学，另一个纳粹以准确的高效运用到极致的理念，同样自居进步和优越，将西方社会中的非“正常”、非“主流”、“低劣”、“残缺”的成员排除出正常人类的行列，加以歧视和迫害。《格林德沃之罪》中也出现了一个巫师社会和麻瓜社会完全没有区别的习俗——怪胎秀。

《神奇动物2》剧照。

虽然怪胎秀如今仍在世界各地时有出现，但这种以人类自身（或者其他动物）中畸形作为噱头的表演在20世纪后半页已经在西方世界衰落了。曾经遍及街头巷尾和各个游乐场的怪胎秀极富有时代特征，展出的是各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见到的病态和残疾。本质上，支撑着怪胎秀合法性的理念和种族歧视没有分别。十九世纪确然有各种对病态人体的猎奇式的迷恋。例如著名的“象人”，英国人约翰·梅里克，因为疾病、容貌和外形畸形，成为当时马戏团怪胎秀的展品，他的经历曾多次成为文学艺术想象的对象，包括1980年大卫·林奇导演的奥斯卡获奖片《象人》。十九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和旅行者（其中自然有不少法国人）不仅会以玩物的心态将女人的小脚小鞋作为旅行见闻给家乡人见识，也同样会把各种肿瘤，尤其是明显的面部肿瘤，包括曾经在内陆地区因为缺碘引起的司空见惯的甲状腺肿大，拍成照片制成明信片寄到欧洲去。

纳吉尼。《神奇动物2》剧照。

怪胎秀中也混杂着“霍屯都维纳斯”这样的笼子里的展品（一个南非土著的黑人女子，身材矮小，被带到欧洲，在马戏团和怪胎秀中被四处展览，美其名曰“霍屯都维纳斯”），种族歧视和对畸形的好奇心是一体两面。参观者鉴赏的是“自然的造物”，或者说，他们以科学的好奇心排除了非我族类的人类身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等级制度基础上来观察人间的苦难。《格林德沃之罪》中的一个人物，即《哈利·波特》里伏地魔的那条名为纳吉尼的蛇，同时也是他的魂器之一，就是一个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丛林中发现的有着所谓“血咒”的女巫，在某种意义上，她就是魔法世界的“霍屯都维纳斯”。她在怪胎秀中的表演方式，包括马戏团老板对她身份的夸张渲染和非人化处理，和麻瓜社会中如出一辙。和“霍屯都维纳斯”一样，她有着外形的“不正常”、殖民地土著身份和女性的三重压迫身份。

我们自然不会强求罗琳真实而全面地表现这段历史，抵抗这种至今仍存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现实目标。但挖掘《神奇动物在哪里》中同时存在于魔法世界和麻瓜社会的殖民、压迫和其他社会不公，能让我们看见当今世界主流媒体中话语的界限。《格林德沃之罪》最高潮的大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安葬在这里，《自由领导人民》中的德拉克洛瓦长眠在这里，远乡的异客如肖邦和王尔德也葬于此处，这里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百多名社员就义的地点。这里有各种各样被压迫的受苦的人，也有压迫者和压迫制度的维护者。格林德沃的蓝色邪火也许没有波及这些人的坟茔，电影对现实历史的指涉也许只能浅尝辄止地停留对纳粹的谴责上，但作为观众的我们需要知道：故事背后，有着远为复杂沉重的历史。

参考书目：

Heinrich, Larissa N.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ebel, Michael. Anti-Imperial Metropolis: Interwar Paris and the Seeds of Third-World Nat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