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著论中国崛起后的亚洲新秩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于世。他一直关切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及其外部影响，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和亚洲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不讨论亚洲这数十年来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本身的变化；同样，不理解中国这些年的变迁也很难理解亚洲秩序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亚洲秩序的变化更离不开中国因素。”今天探讨中国崛起之后的亚洲秩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郑永年的新著《亚洲新秩序》正是探讨这一论题，这是一部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

郑永年放眼世界，反思21世纪的民主危机：“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民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表现为不同形式。郑永年认为其中过程并非简单：“且不说在西方内部，民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变革，民主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扩张的过程更是充满戏剧性，不乏期待和欢乐，也不乏暴力和血腥。”

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郑永年发现：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民主的主要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有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那是指早期精英民主时代。在当代的大众民主中，人们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很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和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都把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最渴望和追求自由并且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的阶层。但现在的情况与这些学者的期望刚好相反，中产阶级似乎不再渴望和追求自由了。而郑永年进一步发现：“在非西方社会，民主的情况更为糟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要不已经失去了其进步的动力，要不已经沦落为政客们操纵的民粹主义。”郑永年通过多个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一个观察值得注意：“从社会层面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说，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主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郑永年坦陈今天的民主产生了很大的危机，但追求民主的努力不会停止。“民主制度仍然具有很多优势。从根本上说，较之其他政治体制，民主或许更符合人性。在其《历史的终结》中，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正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论述民主的。再者，民主也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的一部分。不管民主已经产生了多大的问题或者正在产生多大的问题，对没有民主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民主仍然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理想体制。不过，人们也不能排除追求和现存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建立一种既能符合人性，又能避免现存民主很多缺陷的体制。”民主的未来在哪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郑永年强调：“中国模式不是反民主模式，而应当是一个民主改善模式。”当今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重要的是多元政体的共存，而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任何一个政体都需要自己的竞争者，否则不仅很难进步，而且会急剧衰退。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在竞争中就会出现较好的政治体制。”

在讨论全球化和亚洲国家秩序转型这个题目时，郑永年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的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于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没。”对于中国的前路，郑永年认为：“中国不仅要学其他国家全球化成功的经验，更要总结其他国家失败的教训。”

在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时，郑永年注意到“经济伦理”的问题：“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不过，我自己觉得，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同一民族、同一语言、同一肤色等等。”为了加深自己的观点，郑永年结合了亲身考察：“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于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佣当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在当地的名声会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外资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由此，郑永年认为：“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这一观察，也许需要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

环顾亚洲的发展，郑永年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郑永年提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论断：“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而“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都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弱政府等等问题。因此，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郑永年很早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相信，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这对任何体制来说都是一样的。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有过几十年，这个体制就行不通了。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着如何继续改革和不断完善这个体制。”这一番论述，可能会让外人理解郑永年近年来在“中国模式”所做研究的因缘。

在本书中，郑永年用了较多的篇幅探讨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他回顾历史：“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西方，“自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问世之后，西方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政体是世界和平秩序的制度保障。在经验层面，人们似乎也找到了历史证据，那就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也就是国际政治文献中的‘民主和平论’。”而郑永年发现：“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软文化”的输出，但是，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仅仅处于应用性层面，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为西方国家。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郑永年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进行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让他人能够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而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民族主义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达的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世性的结合。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同享有的共享价值。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在探索中国的和平外交历程中，郑永年不无忧虑：“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他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甚至‘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那么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了国家利益。”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郑永年说：“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那么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大外交的前提条件。”以此观之，郑永年专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思想，正是亚洲新秩序和平发展的温补药。

《亚洲新秩序》，郑永年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