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oong”和“dragon”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年初，龙年的“龙”应当翻译成“dragon”还是“loong”被网友们热议，有人说，中国和西方的龙形象含义都不一样，不应该使用“dragon”，而“loong”不仅发音贴切，而且形象；也有人觉得，不必改译，更重要的是改变外国人对中国龙形象的理解。近年来，一些词语的翻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翻译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它隐含着，译者如何对两国文化进行解释、沟通，它展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思维、逻辑。关于“dragon”还是“loong”的译法，早在2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什曼，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了中国的龙，当时的注音用的就是“loong”，而在这百年间，龙与“dragon”的密切联系，与马礼逊编纂的我国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密不可分。

我国近代汉外字典的编纂始于16世纪末期。

1588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完成了手稿本《葡汉字典》。这部收词6000余条的双语词典采用字母排序法，葡萄牙文词目后标注了罗马读音，并提供了汉语对应词。

在英语单语词典编纂史上，虽说罗伯特·考德雷在1604年完成了《字母表》的编写工作，但被詹姆斯·默里称作“英语词典编纂的源泉”的注解词表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这样先有对照表再有词典的发展过程在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史上同样存在。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被公认为是英汉双语词典最早的编纂者，他在1815年至1823年出版的六卷本《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

《华英字典》共六册，分三部分，总页码数为4827。其中的第一部分按中文部首排序，中文书名为《字典》（Tsze teen），分三册，分别在1815年、1822年和1823年出版；第二部分按汉字西文注音的字母顺序排列，中文书名为《五车韵府》（Woo chay yun foo），分两册，分别在1819年和1820年出版；第三部分共一册，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于1822年出版。

《字典》扉页

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在来华第二年就开始编写这部字典。在1808年8月4日寄给父亲的信中，马礼逊这么写道：“我已经开始致力于编纂一部《华英字典》。字典里的内容是我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陆续积累的。”

同年年底，在给伦敦会的信中，马礼逊写道：“我所编写的中文文法书已完成，正在等待印刷。至于《华英字典》，我每天都在增加新的词条。”后来在《通用汉言之法》序言的结尾部分，马礼逊也提到今后的设想：“假如此次尝试得到不错的反响，那么本人计划陆续推出附有旨在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各类翻译的汉英对话集，以及分汉英和英汉两部分的《英华字典》。”

经过13年辛勤的编纂工作，马礼逊在1821年完成了字典第三部分的编写。

《字典》分三册，共有2759页。其中，第一册967页，第二册884页，第三册908页。第一册除了856页字典正文外，还包括两页的说明、长达16页的前言、两页的符号和略语表、8页的对话、10页的部首、1页的“读书五戒”以及长达72页的英文索引。

马礼逊在字典的说明部分提到了编纂这部巨著的艰辛：“这部作品是在一个异邦编写的，而这个国家没有提供任何能促进编写工作正常开展的条件。第一册的出版困难重重，从英国运送来的所有斜体铅字在从船上卸下之前就被洗劫一空。只要上帝赐健康于编纂者，只要不发生不可预见的障碍，这部字典的编纂工作将以谨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继续推进。”

在前言中，马礼逊不仅论述了汉字的演变历史及其书写、音调等，而且还介绍了历代出现的中文辞书以及该字典所参考的字典蓝本等内容。

就字典蓝本而言，《字典》主要以《康熙字典》（Kang-he’s Tsze-teen）为基础，总共收字4万左右，其词目的排列次序和数量均以后者为参考。

字典中的释义和例证主要摘自《康熙字典》，同时也基于“个人对字词使用的知识、罗马天主教会的手稿词典、本土学者以及刻意细读的各类作品”。

同时，马礼逊也参考了中国历代出版的各类辞书，如《六书》《说文》《玉篇》《类篇》《唐韵》《五韵集韵》《正韵》《字汇》《正字通》等。

《字典》按汉字部首排列，部首内以笔画为序，总共214个部首。字典中的部首和汉字字形均选自清朝嘉庆年间由沙木撰写的《艺文备览》。

《字典》的部首列表（部分）

根据马礼逊在前言中的介绍，这种排列方法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检索到所要查找的汉字，这是对旧体系的一大改进，尽管这与《六书》《说文》以及《玉篇》相比不太达观”。

就字典的注音系统而言，马礼逊采用四声标注的方法，即平声不标注、上声标沉音符、去声标尖音符、入声标短音符，而送气音则用“’”表示。《字典》的注音标准则以官话为基础，而非北京方言，如“一”用“Yǐh”来表示，“人”标作“Jin”，“工”用“Kung”来标注，“文”被读作“Wǎn”，等等。

《字典》中的典型词条包括汉字词目及其注音和其他字形、英文释文、例证及其注音和汉语译文。

《字典》的样条

尽管《华英字典》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受方言（即粤语）影响较深、条目和例证的设置不平衡等，但它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工具和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嚆矢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首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当时的来华人士学习中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华英字典》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在当时起到了无法比拟的作用。

一方面，马礼逊通过引用大量经典书籍中的书证，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社会习俗等内容介绍给国外汉语学习者，构建起了东学西渐的桥梁。

另一方面，马礼逊作为传教士在编写字典时总是见缝插针宣传基督教的教义。不管是在解释字还是在翻译合成词或例证的过程中，但凡涉及佛教和基督教的地方，他总是一抑一扬。

其次，词典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华英字典》虽然是由来华传教士编纂而成，但它也很好地反映了1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华英字典》同时也见证并记载了英汉两种语言最初开始接触时的具体情况，这可体现为与中国相关的英语词语、源自汉语的外来语以及由英语音译过来的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

最后，《华英字典》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种查询系统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

就像《马礼逊回忆录》中引用蒙图奇说的话那样，“与18世纪出版的所有纸质和手稿字典相比，马礼逊博士在过去这10年出版的字典，对欧洲学习者来说更为实用”。

1828年的《传教士区域指南》曾写道：“［⋯⋯］通过他的《华英字典》以及由其在12年前编写的《通用汉言之法》，马礼逊大大帮助了英语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习这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同时他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和哲学宝库的大门的开启”。

《清朝后期来华人士所编词典之研究》高永伟 著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清朝后期由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等编纂的数十部英汉、汉英词典，从普通词典、专科词典和方言词典三个维度对它们进行分类评述，既探讨这些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又分析它们存在的不足，同时还论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我国早期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简史被清楚地勾勒出来，来华人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者简介

高永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亚洲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副主编和Lexicography编委。参与了20多部双语词典的编纂、修订、翻译、审订等工作，如《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当代英语习语词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21世纪英语新词语词典》等。已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词海茫茫》《晚清期间英汉汉英词典史论》《当代英语构词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