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江南︱天一阁：固守与流变

【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1924年，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陈训慈返回故里，寻访天一阁。在他心中，作为四库七阁所模仿的对象，天一阁“应是一进精美雄伟池亭环绕的高阁”。他穿过民居，绕过曲径，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进向南的并不高大的破旧的楼屋”，看了匾额才知道那是他“憧憬已久的天一阁”。陈训慈抚今追昔，不禁有“不堪回首”之感。

然而，正是这么一座看似破败的藏书楼，却引得数百年来的天下学子心向往之。天一阁究竟有着何种魅力，让它穿越数百年的历史，扎根甬上，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今天的我们，又该为后人留下怎样的天一阁？

私家藏书楼：范氏的天一阁

明嘉靖十一年，范钦（1506-1585）高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其宦迹遍及湖广、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他在外任官时细心收集书籍，并将藏书处命名为“东明草堂”，明沈一贯称“司马公于书无所不蓄” 。辞官回乡后，范钦建造书楼专门藏书，称为“天一阁”，有学者考证其建造时间应在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间（1561-1566），藏书七万余卷。 藏书的来源，主要有范钦在各地任官时的搜集、收购丰坊万卷楼等甬上藏书楼所散出的书籍、与王世贞等藏书同道互相交换抄书以及友人赠书。

在古代中国，收藏书籍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承受的普通爱好。黄宗羲是最早得以进入天一阁一观的外姓人之一，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评价道：“藏书非好之与有能力者不能。” 有志向藏书并最终将之付诸实践的藏书家，他们不仅需要拥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且必须具备大量购买书籍的资金，以及足够存放书籍的空间。而藏书至形成藏书楼，更不仅仅是一户、一家之原因，与该地域的整体文化水平密不可分，藏书楼可谓为一地的文化结晶。

若从区域文化史而言，宁波地区当以宋朝为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其中又以南宋为高点。自北宋起，宁波地区先后出现了四明庆历五先生、四明学派淳熙四先生等文化群体，他们教导乡里、提倡学风，推动形成了宁波地区的文化场域。与此相依，宁波的士人在科举中的表现亦相当突出。宋元时期，流传有俚语谓“满朝紫衣贵，皆是四明人”，即可见一斑。 这般文化盛景持续到了明清时期。明末清初，宁波地区涌现了黄宗羲、范钦、万斯同、全祖望、屠隆、李邺嗣等颇负盛名的文化人物。据卜正民统计，终明一朝，鄞县有293人考中进士头衔，远超全国比率。 较长时段的科举成功又反过来加速了士绅家族的聚合与承续。在宁波城区和近郊地区，聚集了重要的地方士族，如城西范氏、江北屠氏、月湖陆氏、茶湖张氏、定远万氏等。他们大都以文化出众而知名，各家族之间通过友谊、联姻、组建文化社团、共同的政治见解等形式而形成密切联系。如此活跃而深厚的文化土壤，使得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出现成为可能。

将目光放远，宁波亦属泛义的江南，宁波的藏书风气正盛之时，江南其他地区亦如是。地理环境的优渥，经济条件的富足，文化土壤的深厚，江南的文人纷纷得以藏书为志，建立属于自己的藏书室或藏书楼。江南地区由此而成为私家藏书楼的重镇。文人们会以藏书和藏书楼为媒介而增进交往。天一阁主范钦曾与苏州府王世贞交流藏书，黄宗羲亦到过钱谦益的绛云楼一览。藏书的流转与继承也往往在江南范围内。明山阴祁彪佳与其父建藏书楼澹生堂，所藏书数十万卷，然明清易代，祁彪佳以身殉国，澹生堂所存书籍自此四散，后由慈溪郑氏二老阁（始建于1721年）收藏了其部分书籍。二老阁还收藏了黄宗羲所藏书籍（二老阁乃郑性所建，其父郑梁为黄宗羲弟子）以及徐乾学传是楼的部分书籍。以上数例，宁波而至江南地区之悠久浓厚的藏书文化，可见一斑。

藏书是一件难以坚持的事情，不仅在于搜书、购书之难，其保存更是困难重重。历史上的许多书楼，不是被后代转卖散佚，就是因天灾兵灾火灾而损毁消亡。前言之绛云楼正是毁于火灾。丰坊的万卷楼本是甬上极负盛名的私家藏书楼，丰氏亦是宋时宁波地方重要士绅家族之一。然而自丰坊晚年得患心疾，“潦倒于书淫墨癖之中，丧失其家殆尽”。 他的藏书一部分被门生窃走，一部分遭受大火烧毁。好在范钦与丰坊为藏书同道，他将丰坊万卷楼存余之书购入天一阁保存了下来。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如天一阁这般历经数百年，其建筑、书籍仍保存良好的，实属不易。

天一阁的继承方式和管理制度均十分独特，这是它能够维持多年而不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藏书楼由范氏各房共同拥有，钥匙亦由各房分掌，非共同决定不得开阁。范钦曾孙范光燮设立了祀田，其收入除了用于家族祭祀活动外，还用于天一阁书楼的维修和管理。 1924年陈训慈探访天一阁时，看到阁前范氏所立“藏书公约”：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二、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三、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 该禁牌如今仍保存在天一阁。这样严厉的赏罚机制，在如今看来确实起到了鲜明的作用。同时，范氏族人自身对于祖训的坚持也十分关键，他们始终以天一阁后人为荣，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但始终未曾出现变卖藏书的举动。

在保证了天一阁的整体性之余，还需保护其不受外力损害。范钦在建造天一阁时，便对防火一事相当重视。天一阁前凿有水池，终年蓄水。阁楼四周均为空地，并建筑围墙，防止周边房屋的影响。书楼本身则是六开间，两旁建立封火墙，且在楼下中厅上的阁栅里绘制了水波纹。范钦精心设计的防火建筑制式，后来被乾隆钦点成为皇家藏书楼的筑造范式。而在建筑本身设计防火以外，范氏族人则更进一步规定“书不出阁”、“烟酒切忌登楼”、“不得堆积寄放物件”等章程。 光绪年间，缪荃孙与其内兄宁波知府夏润枝入阁参观时，亦被要求“不携星火” ，可见规则始终在被执行着。

从私家藏书楼走向公共文化机构

自清末起，范氏一族显现颓势。他们中再不见有深厚学问功底、名望甚高的精英人士。缪荃孙于光绪三十四年登阁时，范氏子孙派两位庠生一同进入，缪荃孙讶然道：“范氏子见书而不能检，余告之，乃抽出，再检再阅；范氏子挽余自抽，盖目不知书者。” 范氏一族的经济状况也令人堪忧。由于范氏族人的生活越来越局促，人的需求侵蚀了刚性的规则，天一阁原本缜密的防火规则也遭到了威胁。1931年夏天，赵万里与郑振铎从上海到宁波，在马廉（隅卿）的陪同下，造访了天一阁。他记录了当时所见场景：“阁前一泓清水，有小桥可通前后假山。青藤和不知名的羊齿类植物荫盖着全部的山石。石上小亭，摇摇欲坠。回视阁的全部，仅有五楼五底的容积。西边一间，有梯可达阁之上层；东边一间，租给闲人住着，炊烟正从窗缝里吹向阁的上空，那时住家的媳妇正在预备晚餐。” 如赵万里所见，这一时期，范氏族人竟开始将藏书楼的一间房用作起居，显然带有火灾隐患。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范氏一族已逐渐无力承担天一阁的维护。

1933年9月18日，宁波遭受台风侵袭，天一阁东侧墙垣倾颓。加上此前天一阁藏书数次遗失，亦急需重新整理书籍。范氏无足够赀财承担修缮整理工作，于是，鄞县文献委员会鉴于“保存古迹、弘扬文化”，组织重修天一阁委员会。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共25人，范氏族人占6人，并就具体工作制定了简章和办事细则。 此次修缮与整理，是社会力量首次介入天一阁事务。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制作了数本捐册向京沪等地分发，通过募捐方式获得修缮资金。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天一阁事务中，除了鄞县县政府的直接支持外，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陈布雷也代表浙江省政府给予拨款补助。于是，天一阁的重修不再局限于藏书楼本身，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开始将天一阁视为城市的、国家的，而不仅仅是范家的。

修缮事务千头万绪，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前后。1936年，天一阁藏书首次被运往杭州参加浙江文献展览会，曾任天一阁文保所所长的骆兆平认为这“是天一阁开始进入公私共管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若是环境平稳，或许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完成重整书目等事务后，便会慢慢退出。然而，世事陡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鉴于紧张的局势，委员会认为应当将书籍迁移至安全之处保存，遂分三次迁书。在书籍离开天一阁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宁波于1941年4月沦陷。6月，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经手的银钱、书帖、器具等全部移交给范氏。 而书籍，尤其是迁至龙泉部分，其管理责任则由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转移至浙江省教育厅，具体由省立图书馆负责（时任馆长陈训慈）。 书籍的转移十分及时且隐秘，1942年夏天到宁波担任伪政府负责人的沈尔乔见到的就是空荡荡的一幢藏书楼。在伪政府任事的他自然不明实情，感到失望。事实上，却是热爱书籍的人们成功地保护了珍贵古籍。

抗战结束后，1946年，天一阁藏书回到了阁中。范氏依然无法独自支撑天一阁，浙江省教育厅也不再代管。因此，1947年，由地方人士与范氏共同参与成立了天一阁管理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修缮房屋、管理书籍等事务。 不过，范氏一族似又奋起坚持将天一阁的管理视为己任，于1949年4月召开会议成立了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范鹿其任主席，开会讨论如何将族产收益用于天一阁、如何各族人继续合作管理阁事。

新中国成立，天一阁作为文献宝库和重点文保单位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早在解放军南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示要保护好宁波的天一阁。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郭沫诺等又先后视察天一阁。在这种背景下，天一阁的“公共性”进一步凸显。尽管范鹿其作为范氏一族的代表仍然参与天一阁的日常管理，但其身份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而非仅仅是范氏族人。除了管理者构成的改变，天一阁的“公共性”更多的是通过空间的扩展和内容的丰富来加以表达。

天一阁的内涵改变是从1933年重修开始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收藏品种类，都有明显的扩展。除了天一阁本身的修缮、重编数目以及寻访购买散落书籍外，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对天一阁的环境做了一定的改动，他们将原宁波府学的尊经阁以及八十余方石碑移到天一阁后院：尊经阁命名为思齐楼；在天一阁北修筑围墙、嵌入石碑，命名为明州碑林。另外，在尊经阁旁修筑小屋，收藏马廉所捐赠的古砖，名为千晋斋。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天一阁博物馆的整体环境格局，其基调是1930年代的重修所定下的。

新中国成立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天一阁的空间扩张进一步加大。周边的范氏故居、陈氏宗祠、秦氏支祠相继纳入天一阁，迁建了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宁波传统民居。近年来，东北、东南两处地块上的七处近代传统院落亦被纳入，占地面积从最初的2700平方米扩大到3.2万平方米。由此，古典意义上的天一阁成了宁波的“城市故宫”，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精致小巧的江南庭院了。在收藏品方面，天一阁也没有固步自封，不断引入新的资源。作为藏书楼的典范和宁波文化的精神地标，天一阁成了甬上不少私家藏书的最终归宿。自1957年以来，向天一阁赠书在万卷以上的藏书家有张氏樵斋、朱氏别宥斋、孙氏蜗寄庐、杨氏清防阁。截止上世纪末，其他各家赠书以及历年来所购之书计有六万余卷。冯孟颛先生伏跗室的藏书十一万余卷捐赠给宁波市政府后，又交由天一阁保存。民国时期，范氏天一阁存有古籍约两万一千余卷，如今，经过各方的捐赠，古籍收藏量近三十多万卷。在文物方面，秦氏支祠后人秦秉年的捐赠颇具代表性。秦秉年的高祖、曾祖、祖父均为钱庄业的翘楚，父亲秦康祥为海派篆刻大师，在印章、竹雕等方面的收藏富甲海内。秦康祥曾留有遗言，要将家中所藏留给天一阁。秦秉年遵从父亲的嘱托，将秦家五代人的收藏，八千余件文物分三次捐给天一阁。在这批文物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24件。曾有人估计，若是拍卖的话，价值可达数十亿。从某种程度上看，天一阁在近代以来的兴衰已是甬上文化人的共业。

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文化机构，天一阁自近代以来的演变暗合着时代的脉动。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公共需求，天一阁势必无法固守在田园牧歌式的古典庭院里，时代在催促着它改变。

未来的天一阁：文保或旅游？

当天一阁从私家藏书楼逐渐向公共文化机构转型，所承载的社会职能也在逐步叠加。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天一阁的核心功能就是藏书。然而，近数十年来，这一原本清晰的命题却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如前所述，民国以来，天一阁在空间上不断扩张，收藏品种类不断拓展，而这也意味着不同功能的积聚。目前，天一阁内有藏书楼、祠堂、戏台、园林、民居等建筑，作为藏书楼的核心价值在空间和内容上都被稀释了。天一阁是什么，天一阁应该是什么，成了无数关心它的人心里的问号。换言之，未来的天一阁究竟如何定位，才能让它上承四百多年之余晖，下启历久弥新之纪元？

从目前来看，对于天一阁的定位，政府与民间、学者与游客各有意愿与期待，落差颇大。事实上，这种争议伴随着天一阁的一次次转型。1994年，宁波博物馆与天一阁合并，成立天一阁博物馆。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合并的动机是为了让宁波符合在文明城市评比中的相关硬性条件。对于这次政府主导的转型，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褒贬不一。著名史学家，同时也是图书馆学家的来新夏认为天一阁定位于博物馆是准确的，其原因在于天一阁的藏书及其建筑已变成文物，并不具备图书馆的流通功能。 曾担任过浙江省文物局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毛昭晰教授则用“莫名其妙”来形容天一阁成为博物馆的转变。他认为博物馆就是博物馆、藏书楼就是藏书楼，应该是分开来的两个事物。近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宁波公开表示，天一阁由于房间小、展览空间有限。他建议在旁边建立现代化的展厅，同时要与天一阁的风格和谐统一。这一表态也反映了天一阁在执行博物馆功能时的先天劣势。

2003年，天一阁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整个空间被逐渐划分为藏书文化、陈列展览、园林休闲三大功能区。这种转变引起了外界对天一阁的固有认知与现实场景之间的反差。曾有游客抱怨，藏书楼被园林景观挤压得只能蜷居一隅，周游一圈下来，竟不知哪里才是原来的藏书之地。

“尤其是秦氏支祠的戏台，它以自己的金碧辉煌，向人们炫耀着金钱的魅力，嘲弄着读书人的寒酸”；“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殿堂里，竟矗立一个规模颇大的麻将展馆……天一阁的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读书人的斯文在这里被击得粉碎。” 作为普通游客，王重旭在参观天一阁后写下如此“激愤”之词，这显然不是天一阁管理者所期待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文保和旅游两种不同逻辑在天一阁碰撞的必然结果。

即便是宁波本地人，在面对天一阁的相关问题时，亦显得有些茫然不知。据笔者的随机走访，大多数受访者都会将天一阁作为旅游景点和宁波的文化名片推荐给外地游客。但是，在回答天一阁究竟是什么时，受访者的答案可谓是五花八门，藏书楼有之，图书馆有之，档案馆有之，博物馆亦有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提起天一阁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那里有个麻将博物馆。当地人对天一阁的印象或者定位呈现出多样乃至错乱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天一阁角色宣传的一种日积月累的反映。

另一方面，天一阁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不容乐观，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大多数受访者去过天一阁的次数都在两次以内，三次以上的寥寥无几。在年轻人中，从未去过天一阁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到访动机又以学校和单位组织参观，或陪同外地客人游览居多。换言之，天一阁促使当地人主动走入的吸引力仍有所欠缺。当然，吸引民众反复走入天一阁，需要在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这对天一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乐观的角度看，天一阁作为著名古迹深入人心，至少不会被人所遗忘；若从悲观的角度看，当天一阁只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成为人们走马观花的地方，这不知是喜是忧。

在天一阁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龚烈沸看来，无论天一阁怎么变，作为核心价值的藏书功能不能变，而天一阁在这方面也作了充足的准备。数十年来，天一阁除了保存、修复古籍外，也在积极丰富藏书内容，不失为一座“活着的”藏书楼。在新增藏书中，两个主要的增长点是地方志和家谱。在范钦藏书中，地方志原就是一个重要的类别。天一阁在此方向继续着力，积数十载之力，广泛搜罗各类现当代地方志。在全国范围内，天一阁所收集的地方志版本可以说是最多的。对家谱的收藏则可追溯至民国时期。民国鄞县通志馆搜集的宁波地方家谱即转存于天一阁。“文革”时期，天一阁在阴差阳错中又接收了一大批家谱。时至今日，家谱收集成了天一阁丰富藏书的主要方向之一。天一阁所藏的家谱甚至为宁波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过贡献。据事件亲历者邬相栋描述，1984年包玉刚先生返乡，在天一阁翻阅家谱时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包夫人原已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家谱上却写得清清楚楚。包玉刚在高兴之余，当即决定捐建宁波大学。

天一阁积极扩大藏书量的作法固然令人欣喜，但现存古籍文献的学术价值亦不应忘记。著名学者赵万里曾言，研究明代历史的人不到天一阁成不了专家。共和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更是称天一阁为“江南敦煌”。在学者眼中，天一阁所藏文献已然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例如，已知海内外现存明代《登科录》为58种，天一阁独藏41种。在价值上，天一阁所藏《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 再如，天一阁所藏明代政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明抄本和明刻本，许多在当世已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政书所辑大多是原始的官方文书，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然而，从现实层面看，“南国书城”所蕴藏的学术资源仍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开发。对于敦煌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敦煌学”这一独立的学科，而对于天一阁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天一阁学”。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缺乏一支独立而又稳定的研究力量以形成学术共同体。尽管天一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但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呈现馆藏文献的学术价值。这就要求天一阁以“胸怀天下”的心态拥抱世界，与世人共享学术宝库。可喜的是，天一阁正在持续进行着开放的工作，古籍的数字化、查阅的便捷化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藏书、文保、展览、景观、文创、学术研究甚至商业开发，天一阁在满足不同公共需求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陷入多种功能相互冲突的困境。在天一阁的定位问题上，做“加法”还是“减法”，如何达到不同功能之间的相对平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现实难题。近年来，天一阁逐步在精准保护、优化展陈、错位扩展和活化藏品四个方向着力推进，开展“人书结缘与活化文物的新一轮探索”。 据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张亮介绍，目前天一阁有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天一阁作为东亚纸文化发展史上的见证和孤例，在整个东亚地区具有其文化辐射力。如何在东亚背景乃至世界背景下，讲好天一阁的“故事”亦是申遗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当然，上述动议都只是展现了天一阁未来之路的种种可能性，其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的检验。面对天一阁的下一个五百年，我们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感谢邬相栋、龚烈沸、张亮、徐建成四位老师为本文提供了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