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袁隆平，身边人记得他书房里的那首自醒小诗：莫把百尺当尽头

袁隆平去世7个月后的2021年年底，他的工作助理、学生辛业芸特意去自己所在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档案室，在里边待了两天的时间，专门翻阅他生前的档案资料。“从早晨上班到晚上下班，我一直站在档案室的窗台前，沉浸在那些文字呈现给我的回忆或想象之中。”

吴俊（左）与袁隆平在稻田里。 受访者供图

那些已经泛黄的档案，就像金色的稻浪一样，在辛业芸噙着泪水的视线里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忙碌之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邓华凤，脑海里的影像又常常“一分为二”——

一半是金黄金黄的稻浪，“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恩师袁隆平穷其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禾下乘凉梦”；一半是金黄金黄的棋盘，袁隆平或旁观或对弈，调度、冲锋，落子无悔。

忙里偷闲，袁隆平（右）在观看邓华凤（中）下象棋。 受访者供图

邓华凤觉得，象棋没下够、只是到中盘。亦如辛业芸所说：“尽管是那样熟悉他，但袁老实在太忙了，好多事情没有时间细细了解，很多话还没有亲口问他。老人家去世了，才发现失去了就永远地失去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开局”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仁山，清晰地记得他与袁隆平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其时为1998年，他21岁，刚刚参加工作，当年春天与老师朱英国教授来到三亚师部农场。“见到传闻中的科学巨匠，我紧张得‘不敢说话’，但眼前的袁隆平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他正拿着一个小盆子打饭，没有一点架子。”

朱仁山（左）与袁隆平合影。 受访者供图

袁隆平与朱英国等人合影的时候，还特意招呼朱仁山，“来来来，照相。”

邓华凤也是21岁参加工作，加入袁隆平团队，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邓华凤第一次见到袁隆平是在1984年9月，在一块试验田里。田里出现一个新面孔，袁隆平多看了几眼，这让邓华凤“特别紧张”。“袁老当场问了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答对。当时是9月份，田里的温度也高，感觉脸特别红，浑身都是汗。”

出乎邓华凤意料，袁隆平没有任何责怪。“这小伙子不错，肯吃苦下田就行，我推荐两本书给你。”

邓华凤如释重负并如获至宝：“那两本书，都是袁老主编的杂交水稻教程，非常珍贵。”

袁隆平在不同场合说过，“我带研究生，第一条，要下田”，并打趣“下田好啊，看绿色、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1996年，马上三十而立的辛业芸在湖南省农科院办公室工作，一次和同事聊天，她说对自己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感到迷惘，后来觉得杂交水稻事业离自己最近，也最有意义。

辛业芸一下子想到了袁隆平，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她誊写了很多遍，一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一点瑕疵了，才想尽办法交到袁隆平手里。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回音，辛业芸以为“没戏”时，接到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要给袁隆平配一位专职秘书，如果愿意，明天过来见一面。

到了袁隆平的办公室，提前做足功课的辛业芸大脑一片空白，“背下来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但袁隆平开始只是拉拉家常，问她家里的情况，以及英文水平和一些涉及工作的问题。

此后，辛业芸成为袁隆平的工作助理，一干就是25年。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吴俊，是袁隆平团队成员，曾任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袁隆平院士第一次见面，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问的是：你体重多少？之所以这样问，是觉得我有点偏胖。”当时，吴俊的体重是130斤。

无论是邓华凤、辛业芸这样长期与袁隆平并肩战斗的伙伴，还是如吴俊般的“袁三代”，追忆起与袁隆平的初次相见，都是“感到紧张”，而“破局者”恰恰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刹那之间，对面的袁隆平便读懂了他们的情绪，主动营造出好朋友之间才有的对话场景，让他们非常自然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自此进入到新的人生赛道。

“兄弟兵”

“好朋友”。

问邓华凤他们与袁隆平的日常相处，回答既有“师生情”，又有“兄弟情”，还是“好朋友”。

袁隆平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摩托车，不是一般的喜欢。有一年，邓华凤想买一台二手摩托车，“袁老一听来兴趣了，‘硬’要陪着我去。”两个人到了商铺，袁隆平前后骑了好几台摩托车，过足了瘾。最后他指着其中一台说，就它了。本来邓华凤的预算是五六百元，老板要价800元。“他根本没有还价，说这么好的车，值。”

辛业芸也记得一件关于摩托车的事。袁隆平买了一台摩托车后觉得不错，就把他们几个人带到市场去买车。“他给我看好了一台红色的，我从此成了‘有车一族’。后来，我换了另外一台。有一天他突然问，你那台红的怎么变成了蓝的？”

“其实，他点点滴滴都记得。”辛业芸说，袁隆平特别注意细节。

有一年，邓华凤陪同袁隆平从长沙到北京出差，买的是卧铺。晚上袁隆平起来去洗手间，担心影响到他睡觉，也没开灯，摸索着往前走。邓华凤听到有声音，忙起身查看。“我说‘师父怎么了’，他这才把灯打开。”

2019年，吴俊参加新华社新青年演讲，袁隆平欣然题词：忠于热爱，奋斗青春。吴俊一直琢磨“热爱”的深层次含义，并想到了8个字：因为热爱，所以激情。

“袁老热爱生活，也愿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把我们当成亲人、朋友和‘兄弟’。他有很多爱好，喜欢游泳、打气排球、拉小提琴……有他的场合，总不会缺少笑声。他很有幽默感，在网络上，他被年轻人称为‘梗王’；在生活中，他‘热衷’于给身边每一个人取外号。打气排球时，他对每一球的输赢都特别在乎，高度兴奋，还不忘及时点评，还经常说自己‘我是主攻手嘞’。无论做什么，他都全心投入，其他人都忘记比分了，只有他记得非常清楚。”

吴俊说，“我觉得袁老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非常真实、非常充实，不虚度光阴、不得过且过，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习。”

正是这种不同于常的亲密关系和并非刻意为之的“团建”形式，让“袁氏团队”默契而有战斗力。

邓华凤总是想起在海南的日子。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这些“南繁人”穿着拖鞋和背心，在院子里支起一张桌子，摆上皱巴巴的塑料棋盘，“杀上几局”。即便袁隆平在一旁观棋不语，其神色也是异常专注。等到他马走日、象走田，欢声笑语就来了，“他有时也‘耍赖’悔棋，像小孩子似的。”

辛业芸想起袁隆平有一次接受采访，“他讲自己下象棋，要走一半看三步。现在回头来想，很深刻。很多工作他都提前作了战略布局，我们现在是在按照他生前的部署继续进行。”

邓华凤表示，恩师袁隆平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创新精神。他不仅对年轻人鼓励有加，对自己也难得“人间清醒”。在袁隆平书房，挂着一首他自题的小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

“中盘”

父亲袁隆平去世后，袁定阳有意多节省出来时间回家陪伴母亲邓则，“一起吃吃饭，偶尔和她打打小麻将”，就怕老人寂寞。

说起大名鼎鼎的父亲，袁定阳曾在心里称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63年，袁隆平与邓则结为连理，婚后育有三子：大儿子袁定安、二儿子袁定江、小儿子袁定阳。3个名字其来有自：袁隆平当年工作的地方是湖南省黔阳县（后与洪江市合并）安江镇，那是他的事业起步之地，也是他与邓则相识相爱之所，故从县名与镇名中分别取字作为纪念。

袁隆平调至省府长沙后，邓则独自留守黔江，悉心照料3个孩子与双方老人。后因工作忙碌无法分身，只好将孩子们托付给长辈。袁定阳跟随外婆生活，直到小学三年级才与父母团聚。

父亲忙于工作，与他共度的时光，袁定阳倍感珍贵。小时候的一件事，让袁定阳感受到了深深的父爱和父亲做事的奋不顾身。“我和伙伴们在河边玩，不慎跌入深水坑。惊慌失措中，我看到岸上的父亲来不及脱衣服，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奋力将我们救上岸。”

袁定阳喜欢跟着父亲到田地里玩耍，或许对一株株沉甸甸的稻穗心生喜欢，又或许受父亲的潜移默化，他后来成为三兄弟中唯一继承父亲衣钵的那个人。

对于父子之情，子欲养而亲不待；对于学习父亲，“努力成为他那样的人”。袁定阳心痛有之，矢志更有之——父亲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孜孜以求，一直引领着他前行，即便如他所说“以前跟着前面的人向前奔跑，跑着跑着，他突然不见了”，自己一定会接棒奔跑。在杂交水稻这条道路上，“我们一直在中途，一刻不能停歇”。

袁定阳回忆，其实在2015年至2016年间，袁隆平就出现病症，爬楼梯开始显得吃力。但他仍然给自己的工作“加码”，一门心思想着攻关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大关。

2020年12月份，袁隆平召集各个地方的专家，商议制定第二年的工作方案。“当时他坐在轮椅上，几个人抬着上楼。”袁定阳说，医生给的建议是讲话不要超过5分钟，“但父亲足足讲了40分钟，对每一处细节都要叮嘱到位，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把事情安排好。”

在长沙湘雅医院，邓华凤陪伴了袁隆平的最后时光。“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他对杂交水稻念念不忘。有时他感觉到缺氧，还惦记着安排工作。”袁隆平去世前后，邓华凤的手机“被打爆了”，最后都不敢接听。

2021年伊始，辛业芸加入到央视《功勋》专题片拍摄，采访了与袁隆平有关的60位人物。这项繁重又意义非常的工作，贯穿了袁隆平去世前后，辛业芸的思绪也随之贯穿了恩师的一生。

袁隆平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辛业芸还无法相信与接受这个现实。她说自己一直没有感觉到“他变老”，甚至被疾病击倒，他一如25年前自己见到的那样，风趣幽默、充满激情；也总是一副年轻的模样，走在金黄色的田地里，脚步有力——

“我就想，这样的人根本不会老；对国家、对社会贡献如此巨大的人物，他应该一直走在路上的，怎么会走着走着，就离开了呢？”

来源：三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