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目标：中美关系史研究再出发

当前中美关系风云变幻，引发国际关注。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如何理解美国和中美关系发展的走向？2018年12月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理解美国：对美国的研究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可资思考的方向。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也是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18年第17期活动。

与会者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云深、李剑鸣、金光耀、吴景平、高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以骅、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翎君、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教授魏楚雄、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教授戴超武等来自中国史、世界史、国际政治、法学、新闻学领域的30余位知名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打破了过去的学科壁垒，进行了深入的跨学科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在会议开幕式谈到，此次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复旦学报》联合主办“理解美国：对美国的研究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前，即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简称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本次会议弘扬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美关系史的学术研究传统。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汪熙教授就在《世界历史》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了比较公允的看法，引发史学界的热烈讨论，刷新学界空气。1985年11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首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同时还出版“中美关系史丛书”，积极推动当代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第三，面对当前中美两国的复杂现实关系，也引发我们对中美关系历史的思考和兴趣。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美国史与国际政治等学科，希望通过此次跨学科的交流，搭建平台，共同推进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教授在致辞中，对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达了感谢与欢迎，并肯定了青年教师是历史系主要的学术力量。《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教授对历史系发起此次会议表示由衷的赞赏，他认为要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问题，必须研究中美关系史，以史为鉴，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美国对华交政策的理解。

此次会议讨论话题涵盖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冷战，以及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重点介绍此次会议的主题发言内容。

顾云深：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顾云深教授非常动情地回顾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历程。从1978年2月进入复旦大学学习以来，顾云深教授在复旦学习和工作了40余年，亲身见证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学术队伍的发展过程。他说，在复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在他求学期间，汪熙先生、陈绛先生研究和讲授中美关系。1979年，汪熙先生发表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打破了当时中美关系研究集中于专题研究以及美国侵华史的传统观点。同时，汪先生在复旦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程是国内最早的，顾云深教授当时担任汪熙先生中美关系史的课代表。他回忆道，汪熙先生的讲授不仅为学生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因其自身经历而对中美关系研究饱含感情。1985年11月14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汪熙教授的组织下，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名家云集，参加此次会议的许多青年学者如牛大勇、徐以骅、徐国琦、王建朗、金光耀等如今都是研究中美关系的知名学者。此后，一直到2013年，汪熙先生主编了25辑《中美关系研究丛书》，这是国内第一套系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

在汪熙先生和陈绛先生的带领下，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史”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发表的相关成果享誉史学界，并培养出金光耀、吴心伯、王立诚、张济顺、鹿锡俊等知名学者。今天，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马建标副教授、皇甫秋实副教授在继承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基础之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很好地继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传统，同时体现了这一学科新的发展方向。

李剑鸣：对美国的研究与中美关系

李剑鸣教授从两个方面指出了美国研究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作用。首先，研究中美关系需要理解美国。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超乎政府的层面。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差异，因此理解外交，必须了解国内政治。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影响的案例研究和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提出的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的概念，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研究美国，理解美国对于研究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决策和实施，及其后果和影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对理解当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同样适用。美国的对华政策，首先应该将其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决策者是人，影响决策者的也是人，从而只有通过研究其历史，研究其文化、表现和经历，才能形成跨时空、跨文化的理解。

李剑鸣教授认为，在美国历史中，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主国家的运行机制是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多样性是美国社会的突出特征，诸如种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人口多样性、意见多样性、利益多样性，等等。这种多样性对美国政府的运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拓宽的领域。同时，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需要认识其民主运作的机制。跨文化理解是困难的，需要克服知识的障碍，情感的障碍，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障碍。此外，李剑鸣教授提到，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国的美国研究以及美国的中国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趋势的良好，会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发展的更为顺利。

徐以骅：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研究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百年之变局”，宗教在其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徐以骅教授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宗教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首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宗教其实保持着相当大的连续性。在经历了传教时代、中外宗教零互动时代后，目前中美间的宗教交流已经进入“后传教时代”，具体表现为传教范围和主体更加多元，发展更加广阔，交流更加平等。同时，宗教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与政府作用的大小有密切关系。第三，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宗教依然是配角和和次要因素，而不是主角和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徐以骅教授指出中美关系中有三块“石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宗教则是“垫脚石”。对于宗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既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也不能过于夸大，做泛安全化处理。在此基础上，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基调并未改变，宗教自由向来是美国用来建构朋友和形塑对手的工具，美国“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观点基本目前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宗教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也开始呈现变化。美国不仅在宗教议题上对华施压，同时，中美关系中宗教议题地位上升。第二，美国政府最高层形成对华宗教问题的“鹰派”，政府与国会形成对接，在宗教领域达成空前一致。此外，与经贸问题一样，在所谓宗教人权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强调对等互惠原则，并且精准打击我国具体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基于这些因素，徐以骅教授提出，宗教领域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主要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而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紧迫需要，因此要坚决捍卫改革开放40年的宗教领域取得的成果。

戴超武：冷战时期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及其对中美关系的现实意义

戴超武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冷战时期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及其对中美关系的现实意义”，为冷战时期战略史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他指出，“大战略的研究，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的课题”。大国的大战略要追求的是两个目标——大国之间的权力均势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在美国冷战时期的大战略中均有所体现。依据目前解密的档案来看，美国在二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大战略的设计，主要是总统所指示的国务院、军方、智库以及少数学者参与了这一过程，其形成的战略设计与调查报告反映了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设计中的重要地位和冷战思想的形成。他也进一步提出，美国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确保欧亚大陆地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其次，这一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体现在一定要维护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第三则是控制“边缘地带”，这在杜鲁门时代至艾森豪威尔时代均有所体现。

戴超武教授进一步总结，美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利益表现主要为美国的政策仍为寻求以规则为基础、美国所领导的区域秩序，并以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关系来达到，同时，在这些地区推行美国所谓的民主模式。对于中国，在冷战期间哪怕是双方关系十分恶劣的时期，美国试图与中国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这对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有启发作用。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变之处在于其仍然寻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容他国建立排他性霸权，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与政策、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判断发生了改变。一旦在亚太地区遇到挑战，美国将会选择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对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对战略史的研究不可忽视。

汪朝光、金光耀二位教授

主题报告之后，进行的是第二场专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朝光教授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屈文生结合对近代以来的中外条约翻译史的研究，提出早期中美交往中的翻译问题应该引起外交、法制、贸易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也对理解美国和理解自身都有重要作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秀清报告的主题为《裨治文眼中的清朝帝制》，主要基于对《中国丛报》所载相关文章之解读，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西方人评判中国的转向趋势以及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呈现的复杂性和多边性。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杜春媚结合美国国务卿布莱恩（1860-1925）的著作《给中国官员的回信——一个西方人的东方文明观》（Letters to a Chinese Official：Being a Western View of Eastern Civilization），认为布莱恩在书中为西方文明辩护，布莱恩不仅富有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并且认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书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基督信仰的维护，体现了民主与宗教是美国文明的两块基石。同时，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应该重视宗教研究和对人的理解。西北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罗毅报告的题目是《留美学生与民国政治——北洋政坛上的“外交系”》，通过对“外交系”代表人物、存在的历史条件及活动的研究，认为“外交系”与实力派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在政治上并非完全超然的群体，这一群体反映了北洋时期外交与政治的特殊生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建标以美国与五四运动的国际关联为研究对象，指出美国在五四运动中不是被动介入的，中国国内政治高层有意识地引入美国的实力，其互动的复杂程度超乎我们想象，并呈现出了新的政治参与和文化潮流的改变。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的斗争、政治文化的转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本组评论环节，汪朝光研究员认为，不仅是跨文化翻译，“其实了解就很困难”，例如对社会车辆的翻译，机场对社会车辆停车场的翻译就是Society Parking，会引发误解。此外，中国处于单文化、单种族的环境中，也会导致理解美国的困难和误区。

会议现场

第三场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主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翎君报告的主题为《中国与美国——企业、技术与关系网的研究取向》，她指出，1990年代以后欧美历史学界兴起的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风潮，为研究十九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全球企业移动、技术跃升及其关系网络的全球大交换提供了宏观的背景。但是在研究个案中，较少提到中国的案例。吴翎君教授的报告关注跨国企业在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和工业化如何产生联结，并以“美国亚洲协会”和“中美工程师协会”展开具体论述。吴翎君教授认为，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传统的战略、政治、军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仍有很多多元议题需要关注，中美关系的研究应该放在更大的视角中。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睿恒关注美国与中国人的美国观，详细梳理了从晚清至80年代中国人眼中美国形象变化的曲折历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皇甫秋实则通过对中国战时生产局的研究，揭示中美双方在处理租借事务时的合作与矛盾。由吴翎君教授的报告展开，评议人魏楚雄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石应该是从事中美交流的“小人物”，如工程师、技术人员，他们深深卷入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并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光耀教授指出，“美国人对华传播与中国人接受与否是两个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感受产生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传播的失败”，中国人有“想象的美国”，中国人对现代化有自己的追求。

第四场报告的四位学者报告的主题涵盖从冷战时期直至当今的中美关系。魏楚雄教授认为文化是中美关系的“死穴”，也是其“活泉”所在。魏楚雄教授结合亲身经历具体讲述，认为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传媒等因素影响，文化可以成为撼动每股外交决策的基础，有助于中美关系向健康友好的方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志通过对冷战初期美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揭示出，中美两国在50年代中期缅甸形成竞争态势，同时，也正是冷战的大格局使缅甸得以推行“小国大外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翟韬分享了他对1942年至1972年美国对中美友谊的宣传政策和话语研究，认为宣传中美友谊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浩教授则是关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近期热点问题，立足于美国国内政治与政策变化展开分析，并与2016年选举相比较，此次选举也体现了特朗普之后的执政难度将会加大。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建标主持本次会议的闭幕式。汪朝光研究员总结道，应该突破理解问题时文化论和制度论。此外，对一个国家理解的提升不能直接带来对其的好感，但是文化理解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此次研讨会为期一天，与会学者就晚清直至当代的中美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深入探讨，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文化传播、经贸往来众多方面，形成了跨学科的对话，推动了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融合。与会青年学者如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春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志、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敏，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屈文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睿恒，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翟韬，西北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罗毅等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强沟通，以期实现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制度化”，把中美关系史会议办下去，形成一个知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