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经年流水梦：北京大院里的童年

文｜纽约桃花

编辑｜薛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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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底的一个冬日，我再次回到东四七条61号大院。天气虽然寒冷，但格外透亮。北京的雾霾随着城市周边工厂的停工而消失得毫无踪迹，在灰蓝色天空的背景下，胡同两边的树木光秃秃的树杈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示着鲜明的轮廓，在狭小的街道上投射出优美的阴影。

东四七条61号。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北京冬日，同样深远的蓝天，同样的街道与树木。经过七条胡同里某一扇让我记忆重温的院门时，偶尔一抬头，我看到大门顶端残砖旧瓦上的花纹在蓝天下排列整齐地衬托着大门的朱红色一角，带着一种时光老去的痕迹，让我怦然心动。

东四七条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它伴随着我童年一起长大，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记忆中羽翼丰满。每次回想起东四七条来，我就会想起姥姥住的61号大院，以及我在那个院子里渡过的童年时光。

我六岁的时候，在对外文委工作的父母作为千千万万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一员，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进行思想和劳动改造。我最初跟着他们一起去干校，没到一年，母亲因为干校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怕在精神上给年幼的我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托人将我送回了北京的姥姥家。

不久后，留在干校的姐姐骗母亲说她要回北京等待她原本读书的灯市口中学分配工作，也回到了北京，然后报名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坐火车去了远在内蒙古的杭锦旗巴拉亥。

从此，我们四口之家就开始四分五裂，天涯海角，我跟着姥姥开始了在61号大院生活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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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期， 姥姥与母亲在七条61号前院留影

带着往事的记忆，我跨进了61号大院已经破落的大门。61号大院已经颓废成一个大杂院，曾经的辉煌和气派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东倒西歪的破房旧院，以及各家加盖出来的各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类似小厨房的屋子横陈在原来的大院中的天井里。

早年，61号大院一共有三进院子，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的左右手两边都是雕漆的回廊，下面是一溜摆列整齐的房间，中间是露天的院子，院子里有一颗很大的老槐树，到了夏天枝繁叶茂，成了“吊死鬼”的天堂。整个夏天，老槐树上的“吊死鬼”吐出一根根透明的丝，从树上将自己垂挂下来。平时，肉眼根本看不到这些丝，但走近了，就会看到每一根丝底下挂着的小小绿色肉虫子，密密麻麻织成一片，我会吓得几乎抱头鼠窜，根本不敢再从树下走过。

姥姥家住在61号大院前院左手游廊下的一个套间里。套间分里外两部分，里屋和外屋由一整排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相隔，木门上部雕刻得酷似窗子，用白色厚米纸裱糊起来。现在，前院的游廊、天井与老槐树都已经消失了。

我凭记忆来到了姥姥曾经住的屋外，努力搜寻曾经的模样。住在隔壁一个叫老卢的中年男子看到我，与我寒暄起来。他是在我14岁搬离姥姥家后，跟随他父亲一起搬过来的。从姥姥谈到我已经去世的姐姐，我才了解到，原来姥姥去世后，他受我姐姐的委托，一直帮着看管出租姥姥的旧屋。他告诉我说，姥姥的旧屋已经出租，因此我无法再进去看看了。

通往中院的大门已经斑驳陆离，原来感觉很高的石头台阶变得很矮，感觉一跨腿就进入了中院似的。老卢告诉我说，前院通往中院的地重新垫高铺过，所以感觉一切都矮了一块。我看着刚到膝盖的一对上马石，想着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和女孩子们在上马石的汉白玉般的石头台面上玩抓拐子时，台面刚刚到我们胸口，不禁诧异着它们的变化。

五十年代， 姥姥坐在第一道院子里面的上马石边上，后面是邻居张秀玉（化名）家的旁门

绕过已经看不出漆面的朱漆大门，我走到门后查看门后刻着的一对我曾经最喜欢的烫金喜字是否还在。谢天谢地，喜字尚在，只是字体随着时光的侵蚀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我不禁伸手去摸那来自清朝的喜字，仿佛重新触摸我已经变得遥远的童年和少年。

小时候，我一直听姥姥说这个大院是清朝官宦人家的院子。我小时候偷看了姥姥的《红楼梦》之后，就一直想象着我住的地方是《红楼梦》里的某一个府邸，想象着清朝的男人们披挂好之后在上马石上骑上马，去觐见皇帝。

确实，61号大院很有些历史典故。这座大院是满族镶黄旗大将海兰察的府邸。海兰察曾经是乾隆的参赞大臣，因为骁勇善战，立下大功，乾隆皇帝特赐东四七条的一座公爵府给他居住，人称海公府。据说，海兰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病逝的。

建国后，这座院子归了海关总署，成为了总署的宿舍。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上海海关总署的统计员。1949年建国之后，海关总署迁往北京，人到中年的姥姥就跟着来北京工作。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人原先都是海关总署的员工，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一辈的人去世了，新人不断住了进来，61号就慢慢演变成一个杂院。

五十年代，我父母站在通往第二道院子的台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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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住到姥姥家时，61号还不是大杂院，里面住的都是海关总署分配给员工或者直系亲属的房子。姥姥住的前院里有两家让我印象深刻的邻居，一家是进大门左手边的周爷爷和周奶奶一对老夫妻，七十多岁了，跟姥姥比较合得来。周爷爷喜欢下象棋，但苦无对手，便教会我下象棋，随时可以跟他玩几盘。

周爷爷喜欢种花草，在院子里的老槐树边上种了几颗向日葵，黄灿灿的很是好看。 他让我明白了向日葵每天都是跟着太阳转着脸盘，每天光影到了哪里，向日葵的盘子就转到哪里。当我在学校学到蜜蜂是如何传播花粉的，便搬个高凳子爬到花盘的高度，学着蜜蜂的样子把花蕊上的花粉涂抹到它的盘子上。到了秋天，周爷爷的向日葵收获的瓜子比谁家的都肥大，把我乐坏了。

姥姥的另一家邻居张秀玉（化名）一大家子住在前院右手一进院门的几间房里。张秀玉矮矮胖胖，穿着一身工人的蓝制服，成年累月戴着两只套袖。她脸颊两边各自有一块像农村大嫂一样的红润，脸庞总是显得红扑扑的。她性格外向开朗，生就一副大嗓门，像个扬声器一样经常在院子里吵吵。

张秀玉是东四七条的居委会主任，也是61号院子的核心人物，给年幼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秀玉孩子多，工厂工作的大儿子结了婚也带着老婆住在这里，显得人丁兴旺。他们不像周爷爷和周奶奶老两口深居简出，也不像姥姥一样有着海关白领职员的做派，而是像工厂工人一样每天都在院子里跑出跑进，尤其到了节假日，所有的亲戚都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给人感觉热闹非凡，让我心生羡慕。

姥姥与张秀玉一直合不来，主要是“文革”时候结下的梁子。“文革”初期，张秀玉就带着红卫兵挨家挨户搜查四旧，从上海带来不少好玩意儿的姥姥就成了她的主攻对象。姥姥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粉色西洋自鸣钟，是她在1925年结婚的陪嫁。我还记得那座种自鸣钟，粉花绿叶相间，上面镶着金线，画着展开翅膀的温馨小天使。到了时辰，自鸣钟便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音乐。姥姥带到北京来的陪嫁不是很多，这座自鸣钟是她喜欢的一件物品，放在她的梳妆台上，很是珍贵。

张秀玉知道姥姥有这么一座自鸣钟，“文革”一开始，她就冲到姥姥的屋子里跟她说，这座自鸣钟应该作为“四旧”上交。姥姥坚决不同意，跟张秀玉争执起来，张秀玉便吓唬姥姥说，她第二天就会带领红卫兵小将来收“四旧”。当天夜里，姥姥就用红漆将自鸣钟涂成红色，等到第二天张秀玉真的带着红卫兵来的时候，姥姥就指着红色的自鸣钟说，你们看，这是革命的颜色，是毛主席红卫兵的颜色，根本不是什么“四旧”！张秀玉万万料不到姥姥来了这一手，只好悻悻然走了。

从此，这座红色的自鸣钟取代了小资产阶级的粉绿色，经受住了文革的洗礼而幸存下来。我一直记得那座钟的最初淡雅的粉白和嫩绿，很不喜欢它后来的红色，因为一到晚上，那座被拙劣的油漆涂成深浅不一的红钟在暗淡的灯光里看起来非常怪异可怕，好像刻意地要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投下一个阴影似的。

七十年代，我站在院子大门口附近，后面就是张秀玉家的房子，她的花园和加盖出来的小厨房

张秀玉的小女儿、比我大几岁的平平是我们院子的孩子头，她如同得了她妈妈的真传一样，喜欢领导管理别人。有一年秋天，姥姥给我买了个小皮球，我就兴冲冲地拿出去跟院子里的孩子们玩。没想到平平很嫉妒我的新球，便跑过来把球往远处使劲一扔，就找不到了。我眼看着我的新皮球被平平丢了，气急败坏地哭嚷起来叫她赔。平平便号召院子里面的小伙伴孤立我，不再跟我玩。

回到家，我越想越气，决定不再做缩头乌龟，而是想办法报复一下平平。半夜三更，我跑到张秀玉的花园里，将她养的正在盛开的七八朵白菊花的脑袋全部掐断，扔到了院子大门的外面。那天夜里，我闻着满手的菊花香气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我就被张秀玉的大嗓门惊醒了，听着她用哭音向全院人进行实况广播:“哪个兔崽子把我的花掐了，还扔到了大院门口！”她叫嚷哭骂着，弄得院子里尽人皆知。姥姥进门跟我说了这件事，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冷静地摇头否认，心里面却乐开了花。

此时此刻，站在院门口想起孩童时的往事，心里面带着些许的感伤与欢愉。我的记忆回到了七岁的一个冬天的暗夜，我就是站在这个石头池子的台阶上，向远处渐行渐远的父母背影挥手，压抑不住满腹的伤心。那年，我父母借着从干校回北京看病的缘由，到姥姥家来看过我一次。我平时总觉得张秀玉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充满羡慕。此时，看到父母远道来看我，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或者把我带走。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处境是否艰难困苦根本就不在孩子的意识里面。

然而，我父母还要回干校去，无法带我一起走，也无法跟我讲清楚为什么。于是，到了晚上，我只好怀着满腹的失望到大院门口送他们走，看着我父母的背影逐渐消失在暮色中，眼泪顺着脸颊潺潺而下。在夜色的掩饰中，我擦干泪水回到姥姥家的一间半屋里，努力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然而，一看到姥姥转过身去忙活，泪水又不争气的奔涌而出，我赶紧偷偷抹去泪水。“有什么好哭的！”姥姥好像后脑勺有眼睛似的回过头来斥责说。于是，我赶紧低下头来，憋住呼吸试图止住泪水。但是，更多的泪水却不争气地成串滚落下来，打湿了我衣襟。那个伤心的夜晚给我在61号院子的生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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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1号大院的大部分时光是与姥姥以及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的“阿公”一起度过的。那时，姥姥和阿公都已经从海关退休。原本，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好，经常吵架。等我住到姥姥家后，姥姥与阿公的关系更是降到冰点，甚至都很少说话。阿公每天一大早就搬个马扎出门，每天坐在胡同西口的东四北大街看风景和行人，避免呆在家里。

回想五十年代初期，姥姥作为上海海关总署的统计员自愿从上海搬迁到北京海关总署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经人介绍，认识了阿公。姥姥与他结婚的最大动机就是阿公有一套一间半的房子，她结婚后就可以搬离海关的单身宿舍，在北平有一个自己的蜗居。

虽说姥姥看上的是阿公的房子，但自从28岁守寡、在上海拖着幼小的孩子度过了二十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姥姥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心仪的男人一起终老。可惜阿公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床上床下都很难讨得像姥姥这样在金钱和感情上都曾经沧海的女人的欢心，因此姥姥越来越看不上木讷的阿公。

姥姥一直保持着她在老上海生活多年的生活习惯，喜欢吃点心。她经常带我去东四的上海小吃店吃粢饭团，到东风市场买西式奶油饼干。姥姥买了奶油饼干回来后，喜欢放在一个瓷罐子里面，时不时拿出一块来给我吃，却从来不会给阿公吃。

有一次，我正在吃饼干，阿公坐在我对面看着。姥姥忽然就火了，冲过去一边将阿公的头扳到一边，一边气冲冲地说：“让你看，让你看！”我吓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他们两个。姥姥回过头来，看到我的惊愕，忙展开一个笑脸对我说：“你接着吃吧，喜欢吃就再吃一块”。

别看张秀玉在“文革”的时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一个人，但是“文革”后，她变得随和了，跟姥姥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阿公去世了，据说他是像往常一样带着马扎坐在胡同口的时候突然倒地死的。姥姥不知道怎么办，还是张秀玉叫居委会帮助，叫卡车把阿公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烧了。

阿公死后，姥姥四处在屋子里找钱，看看阿公是否留下了什么财产。阿公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原来是交给姥姥看管的，后来两个人不讲话了之后，阿公就不再把退休金拿回家，这让姥姥更加愤怒，不再做饭给阿公吃，也不许阿公吃她买的任何食物。阿公也不在乎，他每天像上班一样白天晃在外面，晚上就是回来睡个觉而已，他的退休金每个月都花在外面的馆子里，一天三顿吃在外面。阿公去世后，我就睡在他的单人床上，总算不再睡外屋用樟木箱子搭的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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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小学就是东四七条小学，位于七条31号，一条称为“德华里”的胡同斜对面。我们每天早上都是出了院门往东走去七条小学上学，中午回来吃午餐后再回去上课。当时的七条小学也是个大院，进了大门的第一道院子有回廊教室，后边靠左就是学校的一个大操场，每天尘土飞杨。

我们学校的校花是戴丹和牛光两个长相秀气，瘦小机灵的小姑娘，她们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经常参加东城区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牛光住在61号大院左边的一个三进院落里，而戴丹则住在61号右手边的一个大院子里，比61号大院显得更加气派，大门口还有一颗参天的大榕树，春天结满粉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给我近乎黑白色的童年记忆涂抹上一道靓丽的光彩。

61号大院的日子总是平淡地流过，小孩子们在前院的上马石边上玩丢拐子、玩逮人，一伙孩子大大小小地彼此追逐着从前院奔跑到后院。自从中院地下开始修防空洞后，就引得我们这帮孩子老是往那土堆里钻。后来，我们嫌不过瘾，便开始跑到院子外面的胡同里面追逐打闹，或者跑到隔壁的院子里面追逐，搞得街坊邻居鸡犬不宁。

现在回想起来，在七条61号院的童年是无人管辖的自由自在以及远离父母家人的内心孤寂。我的生活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她对我最大的疼爱就是一日三餐的周到，以及从来不管我学习的放任自流。我们之间除了小时候听她讲年轻时在上海的故事，没有任何精神和思想的交流，我唯一的精神伴侣就是各式各样我可以找到的书籍，在书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内心的安慰。

我12岁那年，父母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上高中后，我就搬回了父母在东四十条的家，但是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回到七条看望姥姥。我们一路步行，顺着朝阳门北小街从七条东口进去，一直走到61号。一路上，经过七条小学，经过打酱油的大婶和抱着孩子在大门口晒太阳的老人，更躲不过在胡同里奔跑玩耍的小孩子们，以及他们推着滚圈扬起来的尘土。那些情景总是让我想到在此渡过的童年。

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姐姐拍摄于姥姥的屋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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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12月冬日的下午，我站在七条61号院门口再次审视着这个我曾经最熟悉不过的院子，大门口磨损的石头池子围起來的大门已经破烂不堪，如同被时光消磨的历史以及残存的记忆。

记得我在2012年也曾特意来看过七条61号，看看姥姥的老屋，回味我成长的往事。那时，姥姥住过的屋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间半房子被打通，原来的古色古香的隔扇门不见了。我探头往里面一看，里面好像已经成了单身宿舍，上下铺都住着外地民工一样的租客。他们看到我站在屋门口，禁不住纷纷上下打量，好奇我是谁。环顾着四周的凌乱不堪的拥挤，我也顿觉陌生，似乎我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一样，找不到一丁点的童年记忆。

我当时的心情也如同此刻，被杂乱不堪的景象塞满了内心的那点怀旧感，充满了五味陈杂的感觉。儿时孩子们相互追逐时候的欢声笑语再次在耳边响起，但是却与眼前的情景对不上号。有一瞬间，我似乎觉得恍然隔世，记忆中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走出院子，我沿着七条胡同朝东走去，寻找到我的七条小学。原来的朱漆大门和平房已经消失殆尽，一道铁栅栏后面矗立着高大的九十年代式样教学楼，高出周边胡同的所有老旧平房，显得非常突兀。我站在那里愣了很久，在寒风中似乎感觉不到往昔的熟悉。

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正在修缮，工人们用仿旧的瓦片与水泥雕花的仿古墙壁修缮着这个已经破烂的院门，让它成为新式的与时代相符的四合院。我忽然有舒了口气的感觉，毕竟还有人珍惜曾经的四合院的面貌，愿意花大钱来维修。

沿着胡同，我向东口走去。在记忆中重新走回那条两边不曾停满私家车，而是树木葱绿、充满生机的老胡同，回忆着在东西七条度过的日子，以及七条小学时代的人生。

我眼前浮现出老七条那条弯曲的胡同，臭味熏天的公共厕所，街角上灯光暗淡的小卖部，以及夏天吆喝着“红豆冰棍三分钱一根”盖着棉被的卖冰棍的小轱辘车，还有经常吆喝着“修剪子来啊锵菜刀”的磨刀师傅以及收旧货的小贩。虽然岁月流逝了这么多年，他们当初的叫卖声音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刷新着我童年时代的碎片式记忆。

偶尔，走过几个修缮过的四合院的院门，我不禁举起手机，拍摄下干净整齐的院门，在蓝天下屋脊上灰色的瓦片，以及大门上红色的新漆。镜头中，我又看到过去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似曾相识的影子。

【作者简介】纽约桃花，原名胡桃（Sonia Hu），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 诗歌、散文以及非虚构传记等作品散见美国《侨报》、《世界日报》、《新州日报》、中国台湾《传记文学》以及马来西亚《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与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以及《三重奏》中。出版过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集《上海以北 北京以南》，获得中国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胡桃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AACW）、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OCWWA）、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由北美文学家园（微信公众号：AACW2016）协助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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