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本文选摘自《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入江昭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就已经明显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这一时期冷战已经不再是塑造世界事务的唯一力量。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剧，美国的经济霸权也开始受到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挑战和削弱。诸如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人权问题等跨国议程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削减，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可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对这些新变化反应迟钝。为何20年后，历史学家才开始在他们的研究中讨论、应对这些时代的新变化？本章认为，历史学界对时代变化的迟滞反应，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因素影响。

在我们开始讨论近二十多年的全球史和跨国史方面的著作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曾经有过严重脱节。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跨国事务这股浪潮日趋明显，然而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未能摆脱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这一事实，即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新力量。虽说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打破了这种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并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阶段，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投资、交通和信息网络的共享，却日益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使我们的世界比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更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威在世界各地开始萎缩，各式各样非国家行为体和群众运动更是进一步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发起挑战，削弱其固有的权威。即便我们只把目光止于当代史：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人们无可回避的事实，然而历史学家却迟迟未能承认这些现实，更未能在研究中反映出自己对这些新变化的理解。换言之，“实际发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所认定的、已发生的历史，产生了观念上的断裂。“事实真相”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固有命题，然而历史学界居然对这些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时代变化无动于衷，这一点至今想来仍旧十分有趣。事实上，一直到90年代，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在其写作中重新发掘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严肃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简单说来，相较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史学写作滞后了二三十年。本章将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继而讨论为何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沿袭历史研究的固有套路，而却始终对这些新时代的发展动向置若罔闻。

60年代中期抗议越战的呼声和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民权运动，在欧美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和蔓延，最终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对当权者的抗议和冲击。不过当时很少有观察者认识到这些现象的本质，也并不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将日渐受到全人类和全球性议程的挑战。最初，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仍旧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认识60年代兴起的这些现象，并没有从中看到一种新的世界和人类共同体的崛起。即便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7月成功登月，成为第一个在月球留下足迹的人类，当时的人们也经常探讨关于“地球和行星”或“地球和宇宙飞船”之类的话题，然而，这些新现象并没有使人们超出民族国家的框架看待世界和当代历史。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也都阻碍了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认识到60年代更显著的发展趋势，亦即由外贸出口的扩张所致的“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的异军突起，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大范围扩张。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全世界公认的经济霸主——美国——却有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从而失去了其经济霸权的地位。此消彼长的经济状况导致美元的大规模贬值以及一段时期内各个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浮动，而以美元为基本货币的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也就此终结；而一个以商品与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网络。

阿姆斯特朗1969年在月球上

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70年代仍旧得以延续，而其他发展也接连产生，共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就是在这十年间，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都开始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这类问题都被归于国家内部事务，由世界各国动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机制加以解决。可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关注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对人权的践踏这些问题。人们也愈发达成共识，试图以国家间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跨国性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类似的工作，它们迅速在不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并茁壮地发展起来。这类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同样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6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已经给“当权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多国家，政府的权威被明显削减，“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影响力却不断上升。

8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十年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在这一时期也纳入了更多的成员国，最终在90年代组织成立了欧盟。当时世界的几个经济大国在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中，确立了货币交换无限制的新政策，保证了货币交易的自由化，也使得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愈发受到质疑。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等“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相继上台，对长期以来福利国家的标准化框架发起挑战，并开始呼吁建立“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与此同时，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更表明灾害不为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边界所阻。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不仅是苏联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悲剧，它更给周围的动物和植物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强。同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一样，摇滚乐穿梭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两端，跨越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阻隔。

这些简要的介绍已经勾勒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极格局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从经济大萧条、民主制面临集权制度的挑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整个世界见证了一系列最可怕的事件。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曾应对这些危机，然而，当战后“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成长起来，并试图以全新的方式界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之时，老一辈的影响力就逐渐开始淡去，这大概也是为何90年代与60年代的时代差异要比60年代和30年代间的时代差异更为明显。

随着时代发展的这些变化，新的研究视角理当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并未重视这些新现象，在当代史的写作中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国际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仍旧沿用传统的冷战史和地缘政治的框架讨论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世界史。他们会先讨论冷战在50年代或60年代紧张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然后再讨论70年代以后美苏之间的缓和与禁止核扩散的条约。当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边境发生冲突之时，冷战似乎又重新成为世界的主题，于是历史学家开始讨论“缓和”（détente）的结束与“第二次冷战”（the second Cold War）的到来。的确，这种冷战对立的思维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面对1989年至1991年之间冷战的终结时，它却显得苍白无力。当时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样，完全没有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统一，却只有以“冷战的终结”匆匆为冷战叙事收尾。既然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此严峻，又为何会有冷战的“缓和”？既已有了“第二次冷战”，紧随其后的为何还是“冷战的终结”？这些历史解释根本没有逻辑，而且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学者就像新闻记者一样，他们的研究与国际事务的变化趋势紧密相连。由于缺乏民族国家以外的解释框架，他们只有不断把目光聚焦在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之上。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有一些国际史和国别史的学者已经开始朝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方向努力。从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选取一些例子，比如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的《告别演说》（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1961），该书指出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决策者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思想上的联系。（此书或可提示那些时常追溯观念流变的思想史学者，他们更加适合用跨国史的路径研究思想的跨国流动。）约翰·狄金斯的《美国与地中海世界》（John Diggins，American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1972）详细考察了美国个人、组织以及官方与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将北非和奥斯曼帝国增加到我们对国际史的理解之中。美国与东亚关系领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作品，它们关注的是美国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如何介入太平洋彼岸人们的生活与事务之中的。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柯文的《中国与基督教》（Paul 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1963）、孔华润的《中国联系》（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1978）和简·亨特的《优雅的福音》（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1984）。第一本书考察了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反传教运动；第二本书集中研究20世纪初三位美国人与中国之间的深度、多样的联系；第三本书研究20世纪初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及其怀有的理念。这些著作都大大增进了美国-东亚关系中非政府层面的研究。埃米莉·罗森堡的《传播美国梦》（Emily 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1982）是一部先锋之作，考察了美国非政府组织——比如教会、基金会和公民组织——在沟通美国与世界上所做出的贡献。几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专家，比如沃伦·屈尔（Warren Kuehl）和多萝西·琼斯（Dorothy Jones），出版了关于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对国际主义演进所作贡献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包括没有提到的很多作品，一起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正在向全球史或跨国史方向转变，而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学者也有很多。

尽管有这些优秀的先锋作品涌现出来，然而，当这些作者出版他们的作品时，很少有人接受了全球史或跨国史的概念。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国际史学者或民族国家史学者不能果断地用这些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考察历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很明显的一点是，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学者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与他们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冷战方面，即使他们关注了非政府行为体或跨国力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非地缘政治的学术路径，或者重点去关注全球化、环境和人权这类题目。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史学者还一直承受着20世纪所发生过的战争、暴行和经济危机之痛，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这个饱受苦难的时代正在被一个全新的、不那么悲剧的时代所取代。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找到一个例子。我于1983年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办的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主办国、美国以及欧洲的学者。会议旨在讨论20世纪历史中的重大主题。之所以时间选在1983年，背后有主办方的深意：他们想要考察那些驱使人类进入“1984”的发展进程，“1984”是现代邪恶政治的象征，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卑鄙的行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与会者几乎一致地对20世纪的历史持有一种阴暗、悲观的观点。题为《经历20世纪》（Experienc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1985）的会议文集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重新考察了20世纪发生过的可怕事件，这些事件看起来全部都不可避免——是技术发展、国家权力集中、乌托邦梦想家的狂热最终导向了极权统治、毁灭式战争、种族屠杀等所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人权、环保主义和非政府行为体的角色等问题并没有得到会议的关注。这些跨国现象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相反，他们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国家及国家间关系上。刚刚过去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历史时代，究其因，极权主义国家乃是残酷与杀戮的执行者。作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极权主义国家形成于早期近代欧洲（early modern Europe），逐渐积累和集中权威，动用一切技术和资源来加强权力以实现其目标，不惜发动屠杀、毁灭行动及其他灭绝人性的行为。在那种意义上，政治的发展压迫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并且若非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界定、寻求自我，它们要逃脱这种被束缚的命运就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当时并没有参会者就此主题进行发挥，这也再一次表明当时的历史学家仍然沿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模式。

然而现实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这批学者们的预料。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这20多年间，历史学家研究、考察现代历史的核心单位——民族国家——其权威在逐步消减，而与之相应的“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的时代仿佛已经到来。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并且开始在国家社会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情况下，继续把国家视为核心的分析单位当然已经是不够的了。但是在90年代之前，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很明显地改变他们的观念，民族国家史和国际史仍旧是书写和教授历史的最普遍的路径。考虑到极权主义国家——德国、日本、苏联等——给20世纪带来了怎样的悲剧，一系列的可怕战争以及将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的军备（尤其是核武器）竞赛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无怪乎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依旧为“某国如何对待它的人民”、“某些国家如何残忍地试图摧毁其他国家”这类叙事着迷。

至于冷战中心观或20世纪历史悲观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位于更广阔的主题、不同的概念框架的，我们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如果直接说大部分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接受一个全新的替代的视角和观点的，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过草率，仿佛这些学者不过是当代事务的被动记录者，而非全球事务和跨国发展的深度观察者。经济学家似乎是第一批注意到60年代后凸显出来的经济全球化这类新的发展变化，并对此加以总结的学者。外汇的自由化，或者，由于亚洲国家参与到“离岸生产”、全球市场和消费的体系中所带来的出口贸易的增长与经济产能的提高，都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解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开始研究相关题目。经济变化和技术创新将世界各地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这点让学者们着迷不已。

然而，历史学家算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在9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研究非地缘政治主题。换言之，即使全球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实超过20年了，但历史学家仍然在犹豫要不要以全球化为主题来研究现代史，或者利用它作为解释20世纪历史的概念框架。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到，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之一的学者是霍布斯鲍姆，然而他的那部广受赞誉的关于20世纪史——《极端的年代》——所讨论的时段并没有超出1991年。不过，到了90年代早期，很明显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全球化及其相关现象感兴趣，并试图将相关主题融入他们对现当代史的研究之中。

《极端的年代》

1993年，当参加过1983年日本会议的部分学者与新一批学者一道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看出重要的变化。仅仅十年之间，此前还几乎一致地对20世纪史抱有一种悲观的传统见解的学者们，现在已经着迷于新的观点和视角。比如，在1993年会议中，大量的讨论是围绕着十年之前几乎没有触碰过的主题：全球化、人权、环境灾害。粗略浏览下两次会议论文集的索引，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别。第一本论文集《经历20世纪》没有“环保主义”这个索引项，只有1个论及“全球化”和4个论及“人权”的词，而第二本论文集则冠之以《世纪的终结：过去中的未来》（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Future in the Past，1995）这样彰显主旨的题目，其中包含13个“环保主义”、18个“全球化”和35个“人权”的索引项。即使考虑到两个索引的制作人不相同，这样的差别也是十分显著的。它表明，历史学家和研究20世纪发展的其他学者们的关注点在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将第二本论文集的副标题定为“过去中的未来”，1993年研讨会的组织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哪一个“过去”更能体现“未来”的趋势，这预示着可能会出现对20世纪历史的多种解释。与会者都赞同的一点是，与那种阴暗悲观的论调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世界看起来充满着希望，或者至少彻底地不同于20世纪常态化的那种危机四伏的年代。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全球的关联性，伴随着以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为主导的世界的远去。至少，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毫无疑问全世界各地都会有——表明，历史学家并不亚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全球发展，从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出来。

在承认非地缘政治现象和主题的重要性方面，历史学家为何行动迟缓？除了冷战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至少到90年代，他们还持有传统的历史欧洲中心论，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全球与跨国的视角很难融入进去。甚至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也不例外。在该书中，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欧洲或北美的国家，抑或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在军事和经济上发挥着主导性影响。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作者将1945年至70年代这段时期概括为“黄金年代”。二战后的西欧复兴、战后美国领导地位的确立、西方世界经济与社会机会的稳固提升，所有这些都让霍布斯鲍姆印象深刻，欢欣鼓舞。但是，如果从生活在东欧、中东、东南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的立场上出发，很难将这段时期定义为“黄金年代”。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黄金年代”在70年代以前并未到来，而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七八十年代“大衰退”（long slide）时期，却反而见证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人权革命”以及其他保护地球环境的国际和跨国行动，都发生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黄金年代”之后。换句话说，《极端的年代》一书的受欢迎程度和广泛的影响表明，一直到90年代初，历史学家仍旧完全被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观点所主导。

几乎世界各地的专业历史学家都是透过欧洲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史，并试图把他们本国的历史融入西方历史的概念框架中去。比如，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分期就是起源于欧洲，并作为描述西方社会演进的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对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来说，区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有什么意义？或者，区分中国的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有什么意义？再或者，区分土耳其的早期近代史与近现代史又有什么意义？这样一个历史分期是典型的从欧洲中心观出发去理解人类的过去。威廉·兰格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大概是20世纪后半期使用最为广泛的世界史分期指南，它将世界史分为“史前时期”、“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近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战之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以及“当代”几个历史时期。这种历史分期会把“中世纪”强加给亚洲和非洲，而他们的历史学家可能永远不会承认。类似地，“早期近代”史的概念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个概念能够应用于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在这本《百科全书》中，“早期近代”横跨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分期都是一块儿划分出来的。当然，这就是欧洲中心立场的历史观，因为无论1500年还是1800年——抑或记录它们的基督教格里高利历法本身——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欧洲以外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是欧洲人去过和生活的地方，比如美洲大陆）。兰格历史分期的欧洲中心观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他设定1914年为“近现代”的结束点，并且将1914年至1939年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可是，研究中国、土耳其、墨西哥或者其他国家历史的学者为何要用这样一种历史分期呢？须知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为中华民国所取代的1912年要远要比1914年重要得多；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奥斯曼帝国内青年土耳其运动兴起的1908年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是如此，在经历了1911年反对迪亚兹（Diaz）独裁的革命后，墨西哥的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以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我们也可以理解，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当尊重自己独特的历史分期。但是，一旦我们将焦点从国家行为体转移到非国家的现象或议程——比如女权运动、毒品控制、疾病预防等——的时候，很明显可以看到，无论1914、1939，还是1910、1911、1912，这些年份都毫无意义。我们不仅需要一个较少欧洲中心观的历史分期，也需要一个较少国家中心观的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只有到20世纪末才开始真正关心这些事情。

尽管很多时候1914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坚持把这一年视为“现代时期”的终点。1914年不仅意味着漫长的19世纪走到了尽头，“短20世纪”拉开序幕，而且还被赋予了人类历史的重大意义，因为人们相信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现代”世界已经逐渐走向了终结。当然，用“现代”这个形容词大致描述1800年至1914年这段历史时期，蕴含着某种关于现代性本质的东西。不光是上面提到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共享着一整套关于现代历史构成的特定概念：科学和技术进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和代议制政府、中产阶级生活等。“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主题在20世纪中期风靡一时，受到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重视，它也被应用于检验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因为这些发展肇始于西欧和北美，所以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最“现代”的，由于缺少部分或者大部分“现代性”的特质，其他国家就被视为是“前现代”的。历史学家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判定如何以及何时这些非西方社会能够变成“现代”的，并搜寻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因素会阻碍或者促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概念框架下，难怪1914年普遍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的悲剧时刻，因为大部分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之前还维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却在1914年开始了一场互相间的惨烈屠杀。按照常理，现代、文明的人们不应该有那样的表现，但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持续了一百年的欧洲乐观主义，以及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西方优越感，终于走向了终结；或者说这是当时人们的感受。在此意义下，可以认为“现代”的纪元已然终结。

然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情况就要复杂得多。“现代化”是后来的概念。许多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开始现代化的改革。对这些国家而言，1914年是现代历史的开端，而非终结。同样地，对西方世界而言，1919年到1939年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但对世界其他地区就并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1939年也没有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把这20年单拿出来讨论，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叙事没什么意义。对像中国、越南这些国家，1917年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那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此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重审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反殖民革命浪潮使这些国家的历史叙事，与各个大国的标准历史年表截然不同。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少会有历史学家愿意接受这些与西方历史所冲突的叙事版本。

因而，在历史学家们开始拥抱更全球化、跨国性的研究范式以前，他们首先面临着为西方的历史叙事去中心化（decentering）、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的过程。人们必须接纳一种更包容性的历史观，理解人类经历的普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把欧美的历史经验盲目嫁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当时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已经朝着这些方向变化，然而史学编纂方面真正明显的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

当然，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和历史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兴起，历史学家也与文化人类学家、民俗音乐家、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力合作，“解密”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古文字与传统文明。比如，在奥斯曼土耳其史和中国史研究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学者做出了一流的成绩，也对土耳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地区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人类的历史，其研究框架也并未促成后者的发展。人们仍然从西方中心论的概念——如现代化和帝国主义——出发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充满异域风情，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特征。唯有全球性的、跨国性的视角才能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狭隘的概念中拯救出来。

当然，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范畴已然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史如日中天的年代里，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也没有消失。这类写作中最有名的要数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出版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汤因比与当时不少带有目的论撰写历史的学者（例如19世纪社会学家斯宾塞）不同，他迫切地试图撰写一部关于全人类的历史。他可能是第一位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只关注西方世界，也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他将历史视为一个文明逐渐替代另一个文明的演进过程，其整体分析框架并不局限于物质和经济方面，而是兼顾宗教、精神、哲学等其他方面。他研究各个文明所应对的“挑战”与它们做出的“回应”，并认为只有面对挑战能做出相应回应的文明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则只有衰落。不过，虽然这部作品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因为该书卷帙浩繁，汤因比本人的历史写作个人化色彩又太过浓厚，《历史研究》对职业历史编纂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当然，当时的历史学家尚未对全球史的研究做好准备，也是这部作品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学界仍旧深陷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框架之中，而6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向”的细密化讨论自然也很少会兼顾汤因比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宏大叙事。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可以说是90年代以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成功讨论世界历史的作品。麦克尼尔曾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与汤因比一起，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合作编辑《国际事务年鉴》（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此后，麦克尼尔又进一步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以全球史和跨国史为主题的作品——尽管他本人以及当时的评论者并不会以全球史和跨国史来描述这些作品的题材。例如，麦克尼尔对威尼斯的研究就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地中海世界互动关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而他对疾病、舞蹈等其他题目的研究同样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麦克尼尔明显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减少民族国家史的分量。然而，《西方的兴起》作为麦克尼尔解释世界史的首次努力，仍给人一种西方中心观念的历史图景，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赞赏，尽管该书并非真的如此。他竭力强调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他同样讨论了公元5世纪以前的“中东霸权时代”，以及公元5世纪一直到15世纪的“欧亚文化均势”。由此，麦克尼尔将西方霸权时代的讨论嵌入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之中，将它与其他未来可能兴起的文明并举。此书的许多评论者也都似乎忽略了麦克尼尔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尝试。他们为这部八百页的作品只留了不到一百页的篇幅讨论1850年以后的世界局势感到困惑，甚至抱怨不休。然而这正是麦克尼尔的深意所在。他试图揭示现代历史是如何嵌入人类社会、政治、文化漫长的演绎之中的，然而他所传递的这一信息却并未对史学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继这部大书之后，紧接着问世了两类教辅读物，包括《世界史》这部更短小精简、适合作教科书的概览读物，以及数册翻译成英文的原始文献。可惜的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旧以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框架开展研究。

William McNeill

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欢迎世界历史的研究。职业历史学家开始将世界历史视为一种用来诠释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可行的，甚至是理想的解释框架。他们开始将世界历史嵌入这种研究概念中，并使之更有效适应各自的研究日程。世界史学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于1982年在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成立，该组织已经成为这股历史反思浪潮（而非只是个别学者的声音）之重要代表。该学会将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史的语境之中。同麦克尼尔的研究在90年代影响力的回潮一样，很快就有其他作品接连诞生以回应这股浪潮。到布鲁斯·马兹利什在1993年与他人合编出版《将全球史概念化》一书时，许多其他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介入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视为新的（或修正的）全球史研究，而非世界历史，只要心怀整个人类世界，类似的研究和尝试事实上都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即自90年代初以来，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对过去世界做出新的解释，那么从观念、地缘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就已然成为工作的理想和愿景。

当然，人们自然会问，为何历史学家需要花那么长时间，才开始解构西方中心论。毕竟20世纪60年代末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已然使从前欧洲的殖民地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影响，而自70年代以来，一些亚洲国家更是逐渐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愈发核心的角色。也是在70年代，人权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愈发受到广泛关注。即便如此，历史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首先要就跨国性的人口流动、观念变化和文化传播进行严肃的讨论。换句话说，在真正从概念层面解构西方中心论以前，我们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无论如何，自90年代以来，那些致力于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阵地。当他们探讨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时，人们对这类言论的接纳已经要比以往友好得多。他们所面对的听众，不是已经成为全球史的信徒，就是早已准备好应对这些新视角所带来的挑战了，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编纂所经历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