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习仲勋在1978

1978年春节，洛阳花灯正艳，年味正浓。市中心闹花灯的人流熙熙攘攘，习仲勋也挤在人群中，心情愉快地观灯赏月。

这位65岁的老人，是建国初期“五马进京”中最年轻的一位，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经远离政坛16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偏居洛阳。打倒“四人帮”后，他致信党中央提出申诉，夫人齐心和几个子女也为他获得平反多方奔走。

申诉一年多，终于要看到转机了。

但可能习仲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年，将是如此特殊的一年。他16年的人生低谷，将在这里转折。

出山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责成由一位省委领导负责，迅速将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

习仲勋被召回京，是为了让他参加当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会议期间，叶剑英接见了习仲勋。他惊讶地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对于习仲勋的工作安排，原本有几种方案，包括到七机部、农业部、陕西省等。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向华国锋和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提议，让习仲勋到广东工作

叶剑英考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的工作实际上难以兼顾。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因此，叶剑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

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曾说：“从历史上看，叶帅和习书记共事不多，他们也不属于一个‘山头’，但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往往一致，而且在党内斗争中程度不同地都挨过整，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因此在感情上很亲近。”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习仲勋主动表态，希望保留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第二书记。

那段时间，时任广东省惠阳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肖耀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天早饭后，习仲勋来到中央党校看望20多位广东学员。肖耀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其他学员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都觉得很突然。

习仲勋要各位学员简单作一下自我介绍，不要太长时间。大家介绍完后，习仲勋说：“中央决定让我到广东任职，去把守南大门，建设南大门，但是我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很多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一定会依靠你们，依靠大家，把南大门建设好。”

肖耀堂觉得，习仲勋胸怀很大。“我们知道他落难多年，靠边站很久了，但是他没有畏惧困难，让我们很受触动。”同时，他们也感到兴奋。中央派大员来，广东将会有大动作，发生大变化了。

入粤

4月5日，北京大风，沙尘暴肆虐。

习仲勋带着长女习桥桥和秘书范民新，在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陈仲旋等人的陪同下，登上飞往广州的航班。

习仲勋一到广州，当天下午就赶到广州友谊剧院，出席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天上午，他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说。

这是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习仲勋第一次来广东，第一次跟全体委员见面，竟然不用稿，而且说的都是大白话，很朴实。习仲勋还说，自己刚到广东，对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觉得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会后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政府的日常工作放手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负责。

初到广东，习仲勋很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当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和住处只有风扇，整天大汗淋漓。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见后，主动给广东省委送来了三台空调，指名给习仲勋一台。但习仲勋坚决不接受，让秘书把空调机送回了省委接待处。

习仲勋是急性子，一次开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王全国向他提意见：“仲勋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严，以后要改正。”会后，习仲勋跟秘书琚立铭散步时说，自己哪有周总理急啊，周总理上班交代的事情，下班前就来问落实的情况。

16年没有工作的习仲勋，工作起来总带着一种紧迫感。他早上五六点起床，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凌晨两三点才睡。除了周六去珠岛宾馆11号楼看一场电影，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工作。他早上坐在马桶上看文件，晚上泡澡也在看文件，有时候还让秘书张志功在旁边读文件。他经常看中央的文件和报纸，常和胡耀邦、冯文彬（时任中办第一副主任）等在中央工作的领导联系，以及时掌握中央的意图和动向。

习仲勋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经常在位于珠岛5号餐厅的会议室主持召开常委会。

雷力行是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文组记者，在省委蹲点，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的感觉中，习仲勋来广东之后，省委开会的氛围更民主了，大家表达观点更放得开。

一次，雷力行写的内参被总社送到中央后，照例返回省委常委会上。一位省委领导指着雷力行说：“老雷，你这篇内参写得不对！你说省委一致通过，我就有意见。”习仲勋听到后说：“老雷有什么不对啊，他就是写得对！会议上是不是绝大多数通过了？你最后也没有说保留意见，总不能打个括弧说你除外吧。”那位省委领导笑一笑，没再吭声。

一次开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陈开枝安排代表座位时，依旧按照老规矩，把党内领导安排在第一排，民主党派安排在二三排。习仲勋看到后很生气，一手拿着座位表，一边大声说：“懂不懂嘛？谁安排的，怎么回事？”陈开枝赶忙重新调整。

陈开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仍处于被打压状态，习仲勋能那么做是很不容易的。

习仲勋习惯什么工作都要向中央写报告，来广东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中央汇报一次。除了自己一有机会就汇报，有时还请和中央各方面都很熟悉的老红军、省委书记李坚真去讲：“大姐，你去讲一下吧！”有些问题省委做了决定，他还不放心，要向中央汇报。

中央领导来时，他有时会抽时间亲自了解接待方案。一次，叶剑英要来广东，用车、住宿，他都一一过问，还打电话给杨尚昆征求意见。

习仲勋上任仅一个星期，4月11日，81岁高龄的叶剑英就乘专机到广东视察和休息，住在南湖宾馆。

期间，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对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订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

习仲勋到广东才一个月，就面临着一场重大的政治考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卷入。”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广东媒体于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光明日报》文章，并在全省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习仲勋还是见诸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习仲勋曾在1979年3月开学的广东省委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上说：“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

习仲勋心有余悸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加诸他身上的冤案还没有正式结论。直到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于1980年2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他才算正式获得平反。

整风

习仲勋到广东，中央交给他的两个首要任务，一是刹住偷渡风，二是解决粮食问题。

陈开枝说，广东作为南方大省，当时的困难程度超乎习仲勋的想象。1978年，广东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刚解放就是国防前线，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项目中，广东一个都没有。“文革”之后，广东原有的工业又都往内地转移，没有工业基础，财政很困难。农业上，广东人口多，土地少，粮食生产不过关，广东用粮要从湖南和江西调。所有物资都要凭票供应，光票证就有46种。

“我当时兼任首长秘书，首长抽烟的火柴也要凭票，陪首长下乡，要先研究他的烟瘾，会抽多少烟，火柴都要数着带去。”陈开枝说。

6月初，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开展省委常委的整风。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动员全省力量解决粮食问题。

根据习远平的回忆，习仲勋到任不久，了解到广东将近有1000万人缺粮，心急如焚，马上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调粮，解一时之急。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说：“致用书记帮了广东老百姓的大忙！”听说安徽正在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习仲勋马上安排妻子齐心和本来要同赴广东上任的黄静波一起去安徽学习取经。他说，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

习仲勋高度重视广州市委的整风。他指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心脏，工作的好坏，对全省乃至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一定要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

7月，习仲勋听了统战工作的汇报。对于为民族工商业者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说，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听说有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当年的查抄物，他很生气，说这是变相勒索。得知有些县认为摘掉右派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他立刻说，要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在整风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摆脱“文革”的影响，习惯于上纲上线，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

中央经过研究后，8月，叶剑英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转告他们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多久的习仲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支持。

宝安调研

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7月上旬，习仲勋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前往宝安县调研。这是习仲勋来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

宝安与香港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中英街）相连，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次，逃出了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

当时的广东处于一个新的偷渡高发期。1978年夏，外逃愈演愈烈。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习仲勋下了车，不听汇报，饭后稍作休息就到处看。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首先带习仲勋去了罗芳过境耕作口。

方苞介绍说，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宝安居民的田地在1898年被划入香港新界，因此香港有4000多亩土地属于宝安县。农民可以通过7个过境耕作口到对面种田，早上去，晚上回。位于罗湖区的罗芳耕作口是最大的耕作口，也是当时边境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习仲勋下了车，踩着砂石和泥土路走到铁丝网边，透过铁丝网看境外的土地。他问方苞，为什么丢荒了那么多土地？

方苞介绍说，现在偷渡形势严峻，怕过境耕作的农民不回来，都经过严格挑选，一个生产队挑来挑去就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符合条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完不成，就将境外的一些地也用来种粮食。本来那边种蔬菜是最赚钱的，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改种粮食后，农民没有积极性。而且中国边防规定，早上7点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点多就要入境，但挑水浇菜要在太阳当头之前和日落之后，这样就种不好菜。方苞说，其实要让边境群众富起来并不难，主要是现在政策搞得太死了。

习仲勋马上说：“这个应该改，马上办！”

汽车继续开往沙头角，习仲勋看到有两个人被铐在路边。方苞解释说，这是边防部队抓住的偷渡者，先铐在这里，还要继续去抓其他偷渡者，晚上再安置到莲塘的临时收容站，第二天送走。习仲勋想下车问情况，方苞建议他，等回去时到临时收容点上再问。习仲勋同意了。

在沙头角，习仲勋看到，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一侧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宝安一侧杂草丛生，商品很少，几乎看不到购物的顾客。

中英街尽头，有一个来料加工的塑料花厂。沙头镇镇委书记张润添向习仲勋汇报，这个加工厂办了一季度，收入加工费11万港元。此外，镇还引进了几个“三来一补”项目，其中一个是手套厂，两个月收入加工费6万港元，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民币。他还说，近期尝试上述改革开放措施以后，镇内居民不再非法迁居英界，甚至过去迁居的还有回流之势。

回程时天已经黑了，习仲勋坚持要到莲塘临时收容点看看。他问被收容的偷渡者，为什么要偷渡？几个操着潮汕口音的人说：“吃不饱饭。”习仲勋又问：“给够粮食，还走不走？”回答：“还走，那边找工作容易，每个月就有一千几百元收入，两三年就可以寄钱回家建新房。”

临走前，习仲勋向方苞强调：“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种什么、养什么。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勋。他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感触很深，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

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所谓偷渡外逃，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群众生活过不下去，往香港跑，应该叫“外流”，不能叫“外逃”！

这番话让时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秦文俊至今印象深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直接找偷渡外逃人员谈话的，就一个习仲勋。”

雷力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偷渡被看成是叛国。像习仲勋这些话是谁都不敢说的，会被认为是同情阶级敌人。”

“习仲勋敏锐地感到，我们必须要进行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他是最早察觉到改革势在必行的领导人之一。”曾主持过多个习仲勋研究项目的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东三区之行

七八月间，生性怕热的习仲勋冒着南方的湿热，一连跑了粤东的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的21个县。习近平来广东参加暑期社会实践，也随父亲同行。

途经惠阳地区的龙川县、河源县时，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到县境迎接，再远送出县境，大家习以为常，但习仲勋很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要求制止。

习仲勋此行的第一站是梅县。当时在雁上大队驻队蹲点的梅县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其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日下午两点多，烈日正炙，两辆北京吉普车停在叶剑英故居门前，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和梅县地委书记原鲁陪习仲勋下了车。

习仲勋参观完叶剑英故居后，胡其达向他汇报了雁上大队的情况。

胡其达说，雁上大队有12个生产队，开展“一队一山头”的开山造田活动，每个生产队都划定山头开垦，种树种果种粮，还开展了多种经营，特别是养猪，增加了社员收入。养猪推广了“公私合养”的办法，生产队给养猪户一定数量的稻谷，养猪户把猪养大了再上交一定数量的猪肉，这种办法集体个人都获利，很受欢迎。

习仲勋听了，表扬胡其达工作抓得对头，抓得实在，要求把“全国人民爱戴的叶帅的故乡”认真建设好。

梅县地处山区，习仲勋戴着草帽，拿着一把蒲扇，脚蹬黑布鞋，绾着裤腿，翻山越岭。他和群众打招呼，有人见是大领导，双手和他握手，他也还以双手。他指示当地干部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群众吃饱饭又有零花钱。”

陈开枝认为，这些基层调研，使习仲勋形成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到当年年底，已从香港引进几十个项目，资金近4000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40天内就建成投产。

10月1日，习仲勋又到了顺德县的沙滘公社考察。

后来担任广东省特区办主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当时是顺德县委书记。那时顺德县委正在沙滘公社搞“大办沼气”试点，习仲勋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件事，特地来考察。

黎子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习仲勋有战略眼光，为人意志坚定，敢说敢做，认准的事情就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麦子灿的批评信

东三区之行后不久，习仲勋收到了一封批评信。信是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所写。

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他说，习仲勋多次表扬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但实际上，这个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

“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信尾写道。

麦子灿自己也没想到信会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复信麦子灿：“麦子灿同志：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

不久，习仲勋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讨论。

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

抓冤假错案平反

习仲勋初到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重点之一。他的秘书贾延岩回忆：“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习仲勋亲自抓的“反彭湃事件”“李一哲事件”等大案，雷力行因报道任务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平均下来几乎每个案子都要蹲点三个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受“两个凡是”思想影响，广东平反冤假错案存在很大阻力，而且越到基层，反对意见越强烈。习仲勋要打开局面，就要从大案突破。

7月的一天早上，时任华南农业大学干部陈平接到通知，去一下珠岛宾馆，有人要找她谈话。她觉得很突然，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到珠岛宾馆后，她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等候。没过多久，习仲勋走了进来。

这是陈平第一次见到习仲勋。那时，她还不了解习仲勋，只在习仲勋刚来广东主政时听身边消息灵通人士说过：“这个老同志来了就好了，他对老干部的家属感受是不同的，彭家的冤案有希望了。”

陈平是烈士彭湃的三子彭洪的妻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革’时，我们一家受难，冤案等了十年，直到习仲勋来了广东主政。他对老同志有同情心，因为都是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

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被押到海丰去批斗。十几天后，传来了他“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消息。陈平一家始终不相信彭洪是自杀的。彭伊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曾对她和哥哥彭丹说：“如果有人说爸爸自杀了，你们一定不要信。爸爸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

案发后不久，陈平就开始给中央和广东省委写申诉信，只有7岁的彭伊娜从小就看到妈妈在写信，长大一点，她就帮着妈妈一起刻钢板，印申诉信。但信一直石沉大海。

习仲勋手上的申诉信是陈平几个月前再次寄出的。他告诉陈平：“彭家的案件是全国有名的。您的信我收到了，您放心，中央和广东省一定会彻查。”

习仲勋手上还拿着周恩来亲批的字条。1973年，周恩来亲自批示叶剑英，要求彻查彭案。1974年，叶剑英派人去广东调查处理，遭到多方抵制。习仲勋到广东赴任之前，叶剑英把周恩来的批条当面给了他。

在习仲勋的督促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同广州军区党委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

虽然有广东省委的支持，但调查组的工作并不顺利。雷力行说，调查组进驻后，当时的地委和县委制造了很大阻力，讨论时会找各种理由搪塞，如把彭洪之死说成“自杀”。

陈平听当年和彭洪一起关在海丰监狱的老干部们说起，彭洪当时在监狱单独关押。1968年9月1日晚，他被押走。旁边的公安局大楼内，呵斥声、毒打声、惨叫声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个老干部从窗口窥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的彭洪，把他扔回牢房。第二天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他的尸体。

11月初，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开棺验尸。

那是一个天气阴蒙蒙的上午，陈平和彭伊娜看着棺材被起开。彭洪的尸体已经全部腐烂，头骨偏向一侧仰着天，大张着嘴。彭伊娜觉得，那是父亲在喊冤。她记得，开棺后法医验尸，发现断了三根肋骨，这成为调查组最后将彭洪之死定为“被迫害致死”的直接证据之一。

有人称“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要上告党中央。习仲勋拍了桌子：“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为彭家平反昭雪。

案件平反后，在习仲勋的安排下，作为最后一批知青下乡的彭伊娜调到暨南大学图书馆工作。习仲勋派广东省委办公厅主任杨应彬到陈平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家中看望，发现一家三口挤在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就派人帮他们搭起了一个小阁楼。彭伊娜在这栋阁楼里复习了三个月，考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

“李一哲”案是习仲勋主持平反的另一个大案。

1978年八九月间开始，广东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中央，最后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从1979年1月24日开始，一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和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一哲”是他们的集体笔名）等人谈话十次，有时甚至谈到凌晨3点，光是整理出来的谈话内容就有30多万字。

陈一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习仲勋人很好，说话很实在，解决问题照顾到方方面面，很不容易，他自己又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我很敬佩他。我个人也很感激他，除了平反的事，他后来又问起我们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很喜欢图书馆，他就吩咐有关人员，安排我到了社科院的图书馆。”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陈开枝说：“复查反地方主义与习仲勋的眼光和魄力是分不开的。”

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平反搞成。”

在几次省委常委会议上，这一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一天清晨，习仲勋在珠江边散步时碰到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庄田问习仲勋，为地方主义平反进展情况如何，习仲勋说，阻力很大。他希望庄田能开展“游击战”，配合省委工作。

庄田组织人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当地媒体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推动了平反“冯古反党联盟”案。

习仲勋后来调到中央后，仍然关注着案件的进展。1983年，在他和陈云、黄克诚等的关心过问下，历时近30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终于彻底平反。

突破计划经济的阻碍

习仲勋赴任广东不久，就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付的五毛钱鱼票。

省委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要起早排队，凭票购买。有些老人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还有人用砖头、凳子等占位。为了搞市场调查，习仲勋曾早上5点多去排队。

他意识到，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导致了市场商品奇缺，决定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以价格改革和搞活流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即橡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从秋天开始，广东逐步缩小了统购统销范围，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浮动价。

12月25日，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紧接着又办了咸鱼海味、塘鱼、海鲜品的自由市场。水产品价格放开后，群众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但省委没有因此终止。

这年下半年开始，广东农村基层有的社队偷偷实行“产量承包责任制”，但谁也不敢公开说。

一天晚上，习仲勋去从化回来，找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以及杨应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就把“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

1962年至1965年，清远县洲心公社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实现粮食增产。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洲心经验”被作为“修正主义黑货”反复受到批判。

习仲勋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他说，基层干部有“恐富病”，怕“右”，怕犯错误，我们就是要给干部撑腰：“你们干得对！”

陈开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习仲勋交代问题很具体，因为他是秘书长出身，跟着周总理干出来的。他有脾气，有些事情急起来会冒出几句‘胡闹’，但有些事情也很耐心。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说这样革命就白闹了。习仲勋没有下令马上实施，而是给他时间想通，等想通了再搞。所以韶关是最后开展包产到户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干部群众的思想仍然受到禁锢，而且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习仲勋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头创新的。他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信仰的坚定，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掌握，还有陕北人的豪爽直率，不信邪，不计较个人得失。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0月，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以及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寻求支持。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三个代表团分别到西欧、日本和港澳考察，广东主管经济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参加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西欧五国。回到广东后，大开眼界的王全国向习仲勋等作了汇报，广东省委很受启发。港澳考察组途经广州，也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了考察情况，建议把珠海、宝安建成两个出口商品基地，这和广东省委的想法一拍即合。

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直到11月8日，汇报提纲才最终定稿。

11月9日，习仲勋、主管经济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去北京参加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中南组开会地点在京西宾馆第14会议室。这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而习仲勋、薛光军、王全国都是组里的活跃分子。

王全国在会上宣读了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解决真理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中南组参加会议的29人，有24人在信上签了字。这无疑对会议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12月9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习仲勋改革新思路的一个系统总结。

发言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这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发言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吨粮食，与民休养生息；二是更多地利用外资，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多投点资；三是继续提高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等等。

发言还提出：“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而现在讨论的文件，“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

最后，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能发挥广东优势，使广东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了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12月10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习仲勋等9人补选为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有人认为进政治局的几人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因此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并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人鼓掌表示同意。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12月25日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就在12月11日这天，中央对广东省委的人事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两人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近十年间，杨尚昆一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在工作中联系和互相配合很多，且同样在“文革”开始前就靠边站了，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搭班子，无疑为广东改革开放这盘大棋，布下了更有利的棋局。

叶剑英在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谈到发扬民主时，特别提到了习仲勋，称这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12月18日，意义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人事安排的意见，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所以，这是习仲勋的关键之年，更是中国的关键之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徐徐拉开。而习仲勋本人，也将成为“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先锋。

（原题为《习仲勋在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