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崧杰评《人海之间》︱漂泊在印度洋上的中国故事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杨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2023年9月版，328页，59.00元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的新著《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通过呈现两千年来亚洲海域上人员、物产的流动，为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了详实、生动的细节。

本书的写作旨趣与作者此前出版的著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关注的都是十六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海域上的跨区域交流。正如德国汉学家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在《横跨印度洋的早期全球互联互通》（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一书中指出的，“最迟到公元1000年，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和远东就已经通过一个长距离的海上交流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个系统是如此有序和复杂，以至于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全球性’经济体系”（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Vol. 2, Camde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2）。本书的目标是将古代中国置于从印度洋到南海这一跨大洋的区域内，根据不同的主题、因素对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人、物、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

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船

根据对《汉书》中记载史料的推测，早在西汉末年就已有使者抵达印度洋沿岸。两晋之后，大批僧人前往印度洋求法。唐代，除僧人外，还有官方的使节、商人与印度洋国家展开交往。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对海洋世界由“被动接受”进入“主动进发”的时代，大量海船络绎不绝地驶向印度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史与考古学者在福建泉州湾挖掘出了一艘沉没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的宋代海船，并在船舱内发现了大量香料等海外货物。根据对泉州一号的考古报告，作者指出，首先，诸如乳香、龙涎香等香料的产地均在印度洋；其次，船上的两千多枚海贝根据其外形也可以判断为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的产物；第三，根据附着在船体的海洋生物来看，其生长地不仅分布于南海和东南亚海域，也包括了印度洋。以上证据都表明，泉州一号这艘宋代古船在沉没前很可能刚刚从印度洋返航。对另一艘南宋沉船“南海I号”的考古发现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实际上，早在泉州一号所处的宋代之前，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商业往来已十分繁荣。书中提及了另一艘被发现的沉船——黑石号。这是一艘从印度洋驶往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海船。黑石号于1998年被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根据船上瓷器“宝历二年”的落款来看，该船沉没的时间应该在宝历二年（826年）之后的几年间，即中晚唐时期。该船最大的特点在于，该船船板的固定不使用铁钉，而是通过绳索绑紧，船体内外木板的缝隙通过涂抹填充物来达到防水效果。

在宋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这种阿拉伯式的无钉之船在南方港口就已较为常见，表明当时与印度洋世界的交流主要依靠的是来华的外国商船。而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制造的海舶开始驰骋于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的广阔的海域，取代了此前的阿拉伯海船，占据着亚洲海域远洋贸易的统治地位（32页）。这意味着，中国人对印度洋地区的探索至少比欧洲人早了两个世纪。当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的帆船驶入印度洋时，中国海船已经在这片海域消失了五十年。

十四世纪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录下了印度洋上络绎不绝的中国商船。几乎同一时期，元朝商人汪大渊从泉州出发，一路向西远航，两次到达印度洋沿岸。当汪大渊于1331年抵达印度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八丹时，见到了一座由中国人建造的土塔。塔上书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即该塔于1267年建成，这说明当时已有中国人旅居此处。即便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还亲眼见到了这座塔的残迹，只不过中国人从当地离开已久。

关于西洋的知识

印度洋在我国古代被称为“西洋”。十五世纪上半叶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探索印度洋世界的最高峰和最后的谢幕。在此之后，几乎没有中国人再前往过这片区域。

为进一步探讨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知，作者选取了在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作为案例。这个由上千座岛屿组成的国家刚好处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三大区域的交会处，是印度洋上重要的贸易枢纽。伊本·白图泰曾在1430年代两次到过马尔代夫，停留时间长达一年半。这位出生于摩洛哥的旅行家一生到过北非、东欧、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国，将全世界各地的见闻带回了阿拉伯世界。汪大渊抵达马尔代夫的时间比伊本·白图泰还早了十余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世界。这本书对七十年后郑和下西洋也起到了参考作用。不过，让人遗憾的是，郑和的航海记录并未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只有零星的抄录。

宋元时期，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正如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指出的，“在宋元时期的四个世纪里，中国人对亚洲海洋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Lincoln Paine,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 358）。然而，到了明末和清代，马尔代夫连同其所处的印度洋世界开始变得逐渐模糊，直至被遗忘。尽管如此，海洋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仍然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中。无论是根据西洋诸国传闻加以想象而成书的明代小说《西洋记》，还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南洋”情结，都能看到数百年来中国人未曾停止对于海洋亚洲的遐想。

十七世纪初，法国人佛兰索瓦·皮埃尔因遭遇海难流落到马尔代夫并在当地生活了五年之久。皮埃尔曾见到一只巨大的鸟飞抵马尔代夫。虽然当地没人见过这种鸟，但包括皮埃尔在内的所有人都深信这是一只“来自中国的鱼鹰”。在当时，虽然中国商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印度洋世界，但关于中国的见闻和消息依旧广为流传，中国也并未从世界的视线中消失。随着十五世纪末欧洲人进入亚洲海域，原来活跃在这里的阿拉伯、印度商船也逐渐被欧洲商船取代。欧洲人成为了货物、信息、知识在大洋间的传递者。

皮埃尔本想前往亚洲，却并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还险些丧命。不过，同一时期的许多欧洲人成功抵达了中国。他们中，既有诸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把西方知识带入中国的西方人，也有将中国的知识与见闻带回欧洲者。随着中国对印度洋世界探索的停止，关于西洋的本土与外来知识交织在一起，二者的内容既有重合，又有相互平行的部分。正如书中所举出的例子，“溜山”和“马尔地袜”分别是马尔代夫在中国和译自西方的名称，而在清嘉庆年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中，“溜山”和“马尔地袜”被标注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地图的绘制者并未去过印度洋，无法验证这些地名的真实程度，只能将两个地名连同其背后的东方与西方两种地理知识体系一同呈现在这张地图上。

东西方的相遇

从唐代开始，龙涎香就被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船大量带到中国。在南宋沉船泉州一号中也发现了大量龙涎香，可见龙涎香在当时是市场上的畅销品。龙涎香是被冲刷到岸上的抹香鲸分泌物，马尔代夫是其最主要的出产地。然而，明代实施海禁以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直接海上联系被切断，流入中国的龙涎香数量急剧下降。1542年，嘉靖皇帝注意到龙涎香可用于炼丹，由于内库中所藏龙涎香无多，遂派遣官员前往各处购买龙涎香。然而，十多年过去却仍一无所获。1555年，嘉靖帝又命令户部派人前往“沿海番舶可通之地”，不惜以高价求购龙涎香（57页）。最终，明朝官员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手中获得了龙涎香，甚至要求所有外国海船“入澳之时”，“凡有龙涎香投进者方许交商货买”。而据葡萄牙人的记载，明朝官员早先就曾向葡萄牙人提出采购龙涎香。然而，双方的沟通受语言所限，明朝官员并不知晓龙涎香的葡语名。直到1555年，广东官员从一名被释放的葡萄牙囚犯那里见到了龙涎香实物，才得知其葡语名称，从而建立起获得龙涎香的渠道（参见：吴志良、杨允中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2005年，170页）。

这则故事反映了东西方在刚刚相遇时所遭遇的沟通难题，也体现出彼时明朝获得印度洋香料的困难程度。在明朝官员向葡萄牙人索要龙涎香的时候，距离葡萄牙人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海岸线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对华贸易一直未能获得明朝官方的许可。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才获准在澳门居住。1557年，明朝以提供龙涎香作为来华贸易的前提，相当于认可了葡萄牙商人的在华贸易权。因此，葡萄牙人于1557年定居澳门与龙涎香不无关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葡萄牙人依靠经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获得了巨大利益，也使得中国的产品仍在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通过本书，读者得以从海洋亚洲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在十六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阿拉伯和印度这三大区域的商人共同主导着亚洲海域的贸易。然而，自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建立海洋亚洲的新秩序。尽管明朝后期中国实行了海禁政策，大幅限制了官方的海外贸易，但许多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通过在暹罗、琉球、吕宋等地的海外华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流通。虽然中国商船不再直接驶向印度洋，但是葡萄牙人的到来使得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对外贸易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此外，来华的欧洲人重新带来了外部知识。自从发现西洋以后，两千年来中国人对于海洋世界的遐思便绵延不断。西洋，与西域一样，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知识世界中的“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