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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自鸣钟”音乐外交，“2018庞迪我年”画上完美句点

澎湃新闻记者程千千实习生翁彬婷

2018-12-16 09:58

来源：澎湃新闻

小小笛身，音扬声远，游历几百年前的世界航海路线，高音把握“行驶”的步调，低音吟唱细腻的情感，在起伏高低间情绪缓慢舒展，一如这跌宕的来华之路。饱满的，不只是经历；厚重的，也不只是得以传递的多元文化。他们在用音符吟诵这更饱满的人生阅历和更厚重的可贵灵魂，曼妙旋律在此夜为人们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之门。

2018年是庞迪我在澳门逝世400周年。他曾经不为人知，但通过这一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他最终被人们所了解，获得了他应得的地位：中西两国间知识及文化传播的先锋。为了给“庞迪我年”画上完美的句号，12月14日晚，两位巴洛克民乐组合的喙笛独奏家——佩德罗·邦特和伯利恒·冈萨雷斯来到上海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一场精彩的佛利亚二重奏音乐会“自鸣钟：通往中国的伊比利亚之路——音乐与钟表外交”将几百年前的中西往来故事娓娓道来。

佛利亚二重奏音乐会现场，佩德罗·邦特（左）和伯利恒·冈萨雷斯本文图片由塞万提斯图书馆提供

他仿佛把自己融入了中国这片土地

佩德罗·邦特是马德里皇家高等艺术学院喙笛荣誉教授、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艺术和人文博士。他的搭档也是他的夫人——伯利恒·冈萨雷斯是卡塔琳娜·古尔卡高等教育中心教授，她曾把钢琴元素加入了笛子演奏。二人自1977年组合创立以来，已经录制了多盘CD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40多个国家举办了音乐会。早在2009年，借着北京奥运会对世界的影响“余热”，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交流，那场音乐会取名为“中国大帆船”。从“中国大帆船”到“自鸣钟”，佩德罗·邦特对音乐会的命名总有自己特别的用意。

如果说“中国大帆船”是一艘驶向世界的文化巨轮，那么在佩德罗·邦特看来，“自鸣钟”更与将它从西方国家带入中国的庞迪我息息相关。在庞迪我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外邦人要想进入北京，需要借助向中国皇帝呈奉西方珍稀礼品的机会进入北京，再谋取传教权。“而庞迪我和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1563-1620）的礼物正是‘自鸣钟’（自动鸣音的钟表），并获得万历皇帝的喜爱，也就推动了他们之后传教活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信物的自鸣钟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佩德罗·邦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鸣钟所发出的声音在开头与结尾的出现，恰恰为这场闭幕音乐会画上完满的句号。”

在佩德罗·邦特看来，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为双方的交流带来机遇，也生发挑战。但正因如此，庞迪我和利玛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更值得敬佩。“一开始他们都在找寻双方之间在社会与文化上的相同之处，尤其是庞迪我，关心民生，主动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文化，为促进双方的互通往来奠定强有力的认知基础。”佩德罗·邦特指出，“中西方的音乐各有特色，存在差异并不难理解。中国朋友会去学习西方的音乐，比如学习演奏巴洛克音乐等，但对于我们或是很多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家与音乐爱好者而言，能够演奏中国音乐的人非常少。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

出席本场闭幕音乐会的特别嘉宾——西班牙作家师煜昊（Enrique Sáez Palazón）在演奏开始前为到场观众简要描述庞迪我进京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他所作出的贡献，而最让师煜昊印象深刻的是庞迪我的亲民与扎根。“与专注于学者间沟通的利玛窦不同，庞迪我对中国社会上的普通百姓也都非常关注，尤其对女性的‘缠足’问题、儿童教育等都十分关心，他仿佛把自己融入了中国这片土地，深爱着中国。”师煜昊坦言，“学习中文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何况当时庞迪我所面对的是更复杂的中国古代文言文，而且当时并没有条件给庞迪我、利玛窦他们以中文教材来学习，可想而知他们当时是多么努力。这让我十分敬佩！”师煜昊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庞迪我不仅在思想文化交流上做了突出贡献——如推动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儒学的融合等——他个人的谦卑品性也为我们后人树立榜样。作为西班牙人，以他为骄傲的同时，更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用文本形式把庞迪我带回他的祖国。”

音乐外交与世界航海路线的契合

最初，钟表由环绕远洋航线海运公司出口，经伊比利亚国家，即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境，到达中国。全场演奏以“自鸣钟”的游历路线为线索，将音乐作品和这条路线——伊比利亚之路的重要地标城市挂钩：从著名的“葡萄牙之路”里斯本开始，演奏一系列与礼拜内容相关的乐曲；之后诠释安东尼奥·德·卡韦松的《初学者二重奏》，还原庞迪我能够在京发展的重要契机；进而通过演奏将“行程”推向西班牙人抵达美洲远东旅行的重要一站——墨西哥；紧接着葡萄牙航线展开，与非洲有关的音乐重现奴隶被迫背井离乡，在种植园进行繁重的手工劳动；另外，对泰奥多克·佩德里尼曲目《七号奏鸣曲》的演绎，为听众们再现西班牙航线上的一波三折；此外，“自鸣钟”的游历路线也关注欧洲人到访的另一个目的地——日本，当《樱花》的经典旋律再次响起时，引得现场听众的阵阵轻呼；最后，与第一支乐曲并称为“阿波罗神殿”的著名范例《咏叹调戴尔歌剧阿里阿德涅》再次呼应了“自鸣钟”主题，在有限的空间里荡起无尽的关于钟声、关于庞迪我、关于历史等一切的回忆。

佩德罗·邦特和伯利恒·冈萨雷斯主要使用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笛子（16-17世纪）和巴洛克笛子（18世纪）进行演奏，诠释丰富的巴洛克合集曲目。他们的气息在不同类型、不同音域的笛子间穿梭，掌控“自鸣钟”游历过程中跌宕起伏，尤其在演奏《七号奏鸣曲》中，几处急促的节奏变化，令现场观众不由得跟着敲起节拍，紧张的情绪令人仿佛置身于泰奥多克·佩德里尼身旁，与他一起经历几次失船、翻船。

演出结束前，两位音乐家使用本场最短的笛子即兴演奏，并在观众们热情的掌声中三次鞠躬以示感谢、惜别。尽管音乐会已告一段落，现场还是有许多观众围着佩德罗·邦特和伯利恒·冈萨雷斯，交流着关于庞迪我、中西音乐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话题。

观众左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本身就是音乐爱好者，在我看来佩德罗与伯利恒这次演奏实际与宗教音乐、古典音乐相关，音乐是相通的，这样的演出也能影响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启蒙’发展吧。”

“我刚向佩德罗先生讨教了他所使用笛子与我们中国竹笛的异同。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音乐是以五声调式，即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组成的调式为基础的音乐，与西方音乐里的简谱等完全不同。我很好奇基于这样两种不同的根基所形成的音乐有哪些共通或各自特别的地方。”与佩德罗先生沟通尚未尽兴的观众兰先生表示，“追溯庞迪我来到中国以后的历史及其成就，我们不难发现他本身是一个全才，无论在音乐、教育、科技甚至也懂医学，他身上所反映的特质恰恰是那个时代传教士们身上所具备的共性，也是他们得以促成各国文化交流的基础。庞迪我所实现的不仅是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往来，还涉及语言、宗教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关联也共同推动着历史不断朝前迈进。我们需要肯定庞迪我所做的这些贡献。”而对于本身从事音乐工作的兰先生来说，这场音乐会还给予他研究方向上的思考，“以前就是‘玩’音乐，我想在这之后需要更多地从宗教、经济、政治等很多方面综合来看。音乐是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视角。”

附：曲目单

贡萨洛德巴纳（16世纪）

Crucifixus etiam pro nobis（洛尼特·康迪埃）

Conditor alme siderum（未知作曲家），双和弦圣歌

Benedictus qui venit（约翰内斯·奥克冈）

（在丹吉尔学习创新艺术，里斯本，1540）

安东尼奥·德·卡韦松（1510-1566）

三首二重奏，教初学者拍节：二重奏1

（键盘乐器，竖琴，维卫拉琴音乐作品，马德里，1578）

未知作曲家（18世纪）

一首进行曲，二首小步舞曲，二重奏

（十二号奏鸣曲手写稿/小步舞曲和进行曲，墨西哥城，1759，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博物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