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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野性:寻求征服还是选择珍重?
【编者按】
英国剑桥学者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荒野之境》作于2007年,是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中的第二本。在这本书中,他亲自寻访英伦三岛最后的荒野,用双足绘制几被遗忘的自然地图。本文摘自《荒野之境》[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王如菲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年5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荒野之境》书封
最后一缕阳光洒在恩利岛南端,我穿过一片铺满了海石竹的空地,尽管海岸上是一片盐碱地,海石竹依然生机勃勃,长得密密实实。它们的花朵脆嫩,花茎坚韧,微风来时,群花摇动,在暮光之中看去,仿佛整个大地都在轻轻颤抖。南边的水面上,一只鸬鹚振翅起飞,被我听在耳中。我看到船舱微弱的灯光在海湾中摇曳。那一刻,我希望自己也在船中,和约翰与简一起,那里有热腾腾的食物,有威士忌,还有朋友的陪伴。
我回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大陆,在黄昏中,只看到一条铁丝般细细的线。修道士们应当就是从彼岸利恩半岛的海湾驾船出海的。即便像现在这样时值夏季,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得花两三天才可能到达这座岛。若在冬季,风暴来临时,恩利岛可能会一连封锁几个星期。
因此,修道士们一定会谨慎地选择时机。他们耐心等待平和的天气,观察潮水涨落。他们推船下水,脚踩着卵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踏入海中,水花飞溅。小船会在海湾中一阵颠簸,继而驶入海峡中洋流涌动的开阔水域。
我想,他们一定有种无所依凭的感觉。但或许他们根本不这样觉得,或许他们的信仰如此纯粹,近似某种宿命论,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当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葬身海峡,被海浪和洋流淹没,既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生平。“有一座小岛,别无通途 / 唯有驾一叶小舟可以抵达”,牧师兼诗人 R. S. 托马斯这样写道。托马斯所在的阿伯达龙教区,恰恰与恩利岛隔海相望。
圣徒之路,
沿途映出
一张张受惊的脸
属于许久之前的溺亡者,用力咀嚼
沙滩上的碎石……
关于那些“异乡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确定的信息,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通过阅读他们的旅行笔记和在恩利等地的生活记述,我渐渐了解了他们高尚的初衷和可敬的态度。他们寻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一片圣土,他们希望在此磨炼信仰,抵达至高境界。用神学术语讲,他们是为了“圣徒的应许之地”(Terra Repromissionis Sanctorum)而流亡。
基督教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所有人都是“异乡人”,而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放逐。这一思想在《圣母经》中得到了延续,《圣母经》通常是晚间祷告的最后一首圣歌。祈祷词宣告:Post hoc exilium,即“放逐之后,可受恩许”。这首圣歌听起来非常古老,令人不安。毫无疑问,它是一曲荒野之歌。它昭示了古人的荒野观念,至今仍令我们动容。
我们之所以能对修道士在恩利岛等地的生活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所留下的丰富文献。他们的诗歌充分描绘出了他们与自然之间热烈而独特的关系,同时也展现出,他们对自然既有亲近,也有疏离。有些诗句读来像草草写下的清单或田野笔记:“蜂群,甲虫,这世界轻柔的音乐,温和的嗡鸣;黑雁,白颊黑雁,万圣节将至时,狂野暗流的乐声。”另一些诗则记录了某些迷人的瞬间:贝尔法斯特湖畔,乌鸫在金雀花枝头鸣唱,狐狸在林间空地嬉戏。公元九世纪,在罗拉科山脊附近,隐居者马尔班(Marban)住在一间位于冷杉林中的小屋里。他曾写道:“在灰云悬空的日子里,有风吹过树枝的声音。”同样在九世纪,一位负责修筑北罗纳岛石墙工程的无名修道士曾停下手里的工作,写诗以传达心中喜悦:他站在“开阔的海角上”,越过“柔滑的海滨”望向“平静的海面”,聆听“奇妙的鸟鸣”。还有一位十世纪的抄写员,在某座岛上的修道院工作时,他的笔尖在拉丁文段旁边停留了很久,随后用盖尔语潦草地写下了一条笔记:“今日,页边跳跃的阳光令我欣喜。”
这些散落的词句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异乡人”信仰的本质。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短暂瞬间穿透了漫长的历史,就像是声音穿越了漫漫水域或者冰冻的土地,又异常清晰地传入耳中。对于这些书写者来说,关注大自然也是一种献身之举,是崇拜的延续。他们所留下的艺术是人类热爱荒野的最早证词。
***
人的思想如同海浪,也有其“风区”。它们跨越了无尽的距离,才到达我们身边,其过往杳不可见,也无法想象。荒野所代表的“野性”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穿过了漫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围绕它诞生了两种彼此冲突却同样宏大的解说。第一种说法称,野性终将被征服;第二种则表示,野性应当受到珍重。
英文中,“wild”(野性的)这个词的词源隐晦不明,引得人们争论不休。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称,该词跟以下三个词相关:古高地德语中的 wildi,古挪威语中的 villr,以及古日耳曼语中的ghweltijos。这三个词都有“混乱无序”的含义。据罗德里克·纳什的研究,这些词给英语留下了词根“will”,并赋予其“任性且不受控制”的意义。“wildness”(野性)这个词,从词源上讲,便象征着独立于人类控制之外的存在。“荒野”也可以被称为“自主之地”——它只遵循自己的律法和原则,树木生长、生灵活动、壑间溪流,一切皆由它自行设计和执行。当代的定义依然认为,荒野“没有限制,不受约束,一切自由”。
自有记录以来,“野性”的基本含义一直未变,但是对于“野性”的价值判定却大相径庭。
一方面,在人类追求秩序构建的文明与农业发展中,野性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力量。依照这种观点,“野性”和“浪费”具有相似性。荒野拒绝为人所用,因此必须被摧毁或征服。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多个文明都充斥着对于野性的敌意。美国传教士、作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alker)曾在一八八一年写下这样的赞颂:“如果没有那些真正的文明建造者,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将仍然是一片不为人知的荒地。其他人只能看到蓁莽荒秽、盐碱遍地,而他们却看到了熙熙攘攘的城市和兴起于沙漠之上的工厂……这些先驱者开掘了通山隧道,架起了跨江大桥,打开了财富宝矿。”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诗人多次写到一种“魔怪”,或称“蛮兽”。在这首诗中,这些状如恶龙的怪物栖息在狼群出没的森林、深不见底的渊池、狂风拂扫的峭壁和危机四伏的沼泽。正是为了对抗这样的荒野与“蛮兽”,贝奥武甫以及他的高特部落,才筑起了温暖而明亮的长屋,建立了等级分明的武士文化。
然而,与上述仇视荒野的视角相对,还有另一线平行历史:野性被视为一种非凡而精妙的力量,荒野则是丰繁富饶的奇迹之境。彼处,《贝奥武甫》的诗人正在书写征服荒野的寓言,与此同时,恩利岛、罗纳岛、斯凯利格群岛等地的修道士却在赞美自然的美丽与丰饶。
事实上,在这些“异乡人”之前,人们对荒野自然的挚爱已经有迹可循。比如,中国人有一种艺术传统,谓之“山水”。山水传统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此后延绵传续了两千余年。陶渊明、李白、杜甫、陆羽,皆是此一传统的实践者,他们放逐自我,遨游四方,寄居山林,所思所写都是周遭的自然世界。与那些早期基督教修士相似,这些中国文人也试图以艺术描摹世界奇妙的生成过程,万物生发,延续不绝。山水艺术家赋予了这种盎然生机“自然”之称,有“自明如此,一任天然”的意思,对应到英语,就是“wildness”(野性)。
无论是骄阳灼人的酷夏、长风凛冽的严冬或是花雨缤纷的暮春,总有隐修者与行旅人遨游于山岭之间。在他们笔下,晓雾沉入寒谷,碧光杂落竹林,千鸥扑翅,湖面如风雪骤起。他们观察到,日光落于雪堆,寒枝斜挂疏影,这一切景象令他们感到一种“清明之乐”。对他们而言,夜晚尤其非凡,因为皓月当空,银光铺地,往往把世界映得有如异境。然而,美也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据说,李白正是因为痴爱明月,想拥抱河中月影,竟因此溺水而亡。不过,无论如何,读山水诗,赏山水画,你便会邂逅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这种艺术作品的“形”与“神”密切相合,以至于它们已不再是世间奇观的表现媒介,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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