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留振评《消费历史》丨历史学家和大众文化，谁来塑造公众的历史意识？

《消费历史：历史学家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遗产》，[英]杰罗姆·德·格鲁特著，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出版，548页，98.00元

一

过去几十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不仅是在增长，而且是在暴涨”，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她那本面向公众的著作《历史学为什么重要》中写道。但公众的历史感知来自何处？1998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威格和戴维·特伦对美国的普通民众做了问卷调查，其结果发现，普通美国人通常对过于学术化的历史感到反感，他们更喜欢的是个人叙述或第一手的叙述以及亲身体验，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告诉他们的故事。譬如，回忆录和传记作品通常是最受公众追捧的畅销书，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也是公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各种纪念碑、历史遗迹、历史景观以及博物馆也成为公众体验历史的热门景点。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就指出，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等媒介，几乎肯定是大多数英国人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

然而，这种历史知识可靠吗？长期以来，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历史给公众造成的影响始终忧心忡忡。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认为，普通公众容易受到“大众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的影响，将严肃的历史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商品；因此，学院派史学必须发挥引导作用，塑造普通公众的“历史意识”，使其免受消费社会的威胁（Patrick Joyce, “The gift of the past: Towards a critical history”, in Keith Jenkins, Sue Morgan and Alun Munslow eds., Manifestos for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96-97）。中国的大部分专业史家对公共历史更是充满警惕，有的学者虽然承认公共历史的一些积极意义，但也忍不住提醒说，大众历史存在忽略历史事实、歪曲和虚构历史、从而沦为追求商业利润或刻意迎合受众的“媚俗化史学”的危险，因此，“历史学家不仅应该介入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普及化，更应该潜心学术，不断地探求诸多的历史‘真相’及含蕴其中的历史法则与规律，从而为通俗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孟广林：“大众文化潮流中的‘历史消费’——当代西方‘通俗史学’一瞥”，《光明日报》2012年04月19日，第11版）。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多数公共史学的实践者只不过是对历史抱有热情和兴趣、但缺乏专业训练的历史“民科”，这些“民科”对历史的兴趣要么只是为了“猎奇”，要么就是“利用历史为商业利益服务，甚至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因此，“专业历史工作者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必须牢牢控制“对历史的解释权”，以教育和引导公众（葛剑雄：“警惕‘历史热’背后的史学民粹化倾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传统史家对公共历史的担忧和批评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谁能告诉公众何谓“历史”？公众的历史意识究竟来自何处？换言之，谁拥有解释和界定历史以及塑造公众历史意识的权力与权利？学院派史家普遍认为，大多数公共历史的实践者缺乏专业训练，不懂得学术规范，对历史的认知过于肤浅，不具备创造和普及传播历史知识的能力，因而也就不拥有“对历史的解释权”。但另一方面，专业史学内部分工日益细微，研究内容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研究成果与大众社会的文化和知识需求日益脱节，成为一种曲高和寡的专深学问，不但难以对普通大众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在史学界内部，也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学术壁垒和“学术宗派主义”。换言之，职业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中几乎处于一种集体失声状态，只能听任各种媒体和业余历史爱好者在大众文化领域“创造”和“传播”历史知识。

几十年前，法国“年鉴学派”重要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提醒历史学家，不要“像阎王殿里的判官”那样“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他敦促历史学家放下假天使的架子，对古人少一点评判，多一些理解，毕竟，“‘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102-105页）。如今，职业史家大多牢记这一“训诫”，将“同情之理解”视为治史的圭臬。然而，在面对学院派之外的公共历史时，职业史家不断强调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却很少意识到公共历史本身也应该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公共历史的讨论，情绪化的评判较多，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极少。研究上的缺失，不仅导致职业史家对公共历史的认识和批评浮于表面，而且导致传统史家对复杂多义的“公共史学”充满偏见和误解。事实上，职业史家或许并不真正了解历史在公共领域中的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及其带来的后果，也不了解公共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不了解公众的历史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历史学家杰罗姆·德·格鲁特的《消费历史：历史学家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遗产》可以成为讨论和思考上述问题的重要参照。

二

德·格鲁特是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史学、历史小说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消费历史》是格鲁特的代表作，首版于2009年，中译本是根据该书第二版（2016年）翻译的。德·格鲁特写作此书时，正值英国的公共历史实践和公共史学发展方兴未艾之际。但此前的公共史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各种机构和体验，很少考察大众文化关于历史的表征（中译本第3页，下同）。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民众对历史的参与发生了巨大变化。获取历史知识的方式，如从真实历史电视节目到新的策展实践，再到大众历史书籍和互联网，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个人似乎可以绕开职业历史学家，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接触“过去”。大众历史学家、影视制片人、博物馆和历史遗址策展人、小说作家、游戏设计师、剧作家等不同群体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接触“历史”的渠道，以至于历史不再是被职业历史学家垄断的高深学问，而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及消费的实体。面对这种冲击，传统史家几乎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但德·格鲁特感到，大众文化对公众历史意识的塑造极其重要，不能等闲视之。他指出，对大众文化体裁中的历史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人们更为广泛地思考历史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还有助于厘清大众历史体裁究竟会如何影响和感染公众的历史认知。因此，他希望通过撰写此书，实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即“思考历史作为一组实体和话语在当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第5页），“展示大众文化呈现过去的各种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第8页），以“试图厘清公众的‘历史感’是如何得到资源、支持的，如何形成和表达的”（第3页）。

西蒙·沙玛，英国历史学家、BBC纪录片解说

为此，德·格鲁特选取了包括通俗历史、业余历史、重演历史活动、历史游戏、历史电视、戏剧、文学作品、博物馆以及各类历史遗产等在内的大量材料，并根据不同的体裁和类型，将全书分为六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来揭示公众消费历史的复杂性及当代相关性。第一部分共有三章，考察的是历史学家在大众文化中的地位和表征，讨论的内容包括投身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历史学家，各类通俗历史写作，以及电影、小说和游戏等虚构作品中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德·格鲁特注意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历史”日益成为媒体文化的重要内容，有些专业历史学家也通过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而成为公众人物。随着普通人对历史的兴趣激增，这些历史学家就成为了电视名人、媒体人物和文化守门人的角色。他们既是学术界的一部分，但更是媒体上的名人，并因此成为“名人”历史学家。不过，与记者、独立学者、政治家、戏剧作家和小说家等通俗历史作家撰写的通俗历史作品或主持的电视节目相比，学院派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德·格鲁特认为，大众历史作品和节目的流行，“侵蚀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权威”（39页），挑战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文化“守门人”的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学院派历史学家影响力的削弱，是由于公众获得某种“赋权”的结果，这种赋权源自各种阅读小组、大众杂志和网站的出现推动的历史阅读的普及（82-84页）。这导致普通人对一本著作的体验和评论，甚至比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更加重要。作者认为，这似乎可以被视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的一种“草根革命”（85页）。与学院派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中影响力的下降相伴的是，小说、电影、电视或戏剧等大众文化媒介呈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往往是严谨的和学究气的，很少是那么英勇，是一位在尘封的档案中寻找真相的人”（105页）。

该书第二部分包括两章内容，考察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数据库技术、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和数字化）给业余历史爱好者绕开研究机构和职业历史学家接触和消费历史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讨论的案例包括近年来公共史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现象谱系研究、家族史实践和数字史学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谱系学和家族史一直是业余历史爱好者理解和参与过去的重要方式，这源于人们渴求了解和书写自我历史的冲动。但以往的相关实践主要局限于少数富有的精英群体。近年来，档案馆的开放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无以数计未受过系统教育的普通人参与到谱系学和家族史研究，使得他们以一种更为直接和积极的方式与过去建立联系。这种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治功能，就是挖掘以往遭到忽视的普通人的经历，使关于过去的体验变得更加个性化。德·格鲁特认为，共享、存储和交流信息以及建立网络在线社区的能力，赋予了用户以自由，同时削弱了知识的等级制度和文化“守门人”的权威。但与此同时，提供谱系研究的大多数数据库和私人网站都需要收费，所以互联网也促进了历史知识的商品化。对这种商品的消费，是由人们了解自我并使自我完整的欲望所驱动的（123页）。

普通公众不仅通过通俗史家或名人的引导、以及在线或数字渠道直接接触过去的文本和文物，他们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进行“亲身”体验，与历史进行有形的接触。譬如，通过表演或扮演来重新演绎历史，前往历史遗址或根据历史遗址“复原”的博物馆亲身感受历史，通过各种复古集会或宴会来品味或“享用”历史，以及通过当代非常普遍的各类历史游戏来“体验”历史。在这些活动中，历史知识是以“体验”而不是“教育”的方式呈现的。这就是德·格鲁特在第三部分精彩地讨论的重演历史（historical re-enactment，又译“历史重演”“再现历史”或“历史场景再现”）现象。在当代的历史参与中，重演历史是一种普遍的修辞，该书讨论的几乎所有主题都与它有关。在这里，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表演来体验或再现历史，以此思考历史的偶然性和多样性。当然，这种表演必须忠实于“真实的”过去，以便获取一种“真实的”历史体验。但在实际的重演历史活动中，经常会导致一种矛盾性的参与。譬如，在与战争有关的重演历史活动中，重演历史社团和演员都力求在习俗、行为方式、服装风格、甚至人物的身高等方面忠实于历史，但同时，这些演员总是将自己理解为历史的他者。换言之，重演历史活动追求的真实历史与重演历史演员的个性化体验并不完全一致。这导致重演历史演员不只是在还原过去，他们还在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现历史上有可能发生的故事。这种情况在历史游戏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游戏中的历史场景拥有丰富的随机性，以至于历史几乎可以无休止地重演，游戏结果也不尽相同。在这里，历史进程就成为了一种复杂的、多重的进程。这种对历史的反事实的想象挑战了主流历史学者思考过去的方式，但也为参与者和观众提供了与历史进行互动的权利，使他们能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诠释历史，而不是单向接受历史学家传授给他们的知识。用德·格鲁特的话说：“历史必须以某种方式‘活着’，同时承认它的过去性。”（190页）换言之，重演历史活动为普通大众从不同角度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异见空间，削弱了传统的历史认知模式（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在场感”的历史认知。参见张文涛：“在场感与西方公共史学”，《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此外，该书接受了拉斐尔·塞缪尔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应该将电视列为“非正式历史知识来源”中的“最重要的场所”（第4页）。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电视和对过去的视觉呈现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影像史学”。在该书第四部分，德·格鲁特讨论了电视历史中不同体裁的节目，驳斥了传统历史学家对电视历史的普遍偏见，即认为电视上呈现的历史过于简单、肤浅和民粹主义，无法向观众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真相（271-275页）。首先，德·格鲁特论证了历史纪录片是一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视觉形式，分析了历史纪录片如何运用多种电视修辞（如重演历史和重构历史、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作者的陈述、档案文件、档案影像和剧照、目击者证词、文献来源、信件、日记、录音、剧情音和非剧情音、观众以多种方式的参与、外景拍摄和专业人士的采访等）和技巧（如外景、剪辑、音乐、混音、脚本、数字工作和在线工作等）吸引观众、并向观众传达一种历史感。但与此同时，他借用后现代史学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所有历史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美学的历史”，历史纪录片也不例外：“历史纪录片敏锐地意识到，它无法重构一个真实的过去，因此呈现出一个必然不确定和不完整的画面；同样，它有意识地将过去呈现为一系列的叙述和故事。”（278页）

随后，德·格鲁特详细分析了由大众历史学家引领的主流历史纪录片和电视真人秀节目分别如何呈现历史信息、表达史学立场和解释自己的社会功能。在讨论主流历史纪录片时，德·格鲁特主要分析了西蒙·沙玛、戴维·斯塔基等人主持的节目。沙玛主持的纪录片通常将自己呈现为“观众和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者”，向观众讲述由历史名人构成的国族的宏大故事，以凸显历史的教育价值。而斯塔基在电视上呈现的是严肃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形象，既不是观众的朋友，也不是他们的向导；但他的纪录片中的人物，也是以名人为主，旨在呈现一种与沙玛类似的辉格主义史学，并希望观众与他们讲述的历史产生共情。但近年来兴起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挑战了主流历史纪录片中“作为叙事大师”的历史学家的地位（301页）。真实风格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又被称为“真实历史”（Reality history）节目，指的是以某种方式让观众参与并赋予他们历史体验的一系列节目。真实历史节目的核心是关注被边缘化的“普通人”及其历史体验（包括有形体验和情感体验）的价值，在这里，历史被呈现为一种活生生的体验，而不是被历史学家告诉他们的东西。这些节目迫使观众在智识和情感上卷入历史，以创造一种共情的史学。这种史学具有多种功能和目的，包括教育价值、揭示个人真相，或者纯粹的娱乐等。在呈现内容上，它们关切的是个人证词的重要性，强调对细枝末节的体验，而不是更为宏大的历史议题，德·格鲁特认为这就意味着它们书写的是“人民的历史”（306-307页）。同时，这些节目也追求一种历史体验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不是体验者被灌输的史实，而是使参与者沉浸在他们不熟悉的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和行为规则，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生活方式。此外，真实历史节目也是一种动态和互动的形式，赋予参与者和观众以权利，让他们在随后展开的体验中发挥能动性。因此，这种节目形式，对传统的历史知识模式具有某种颠覆性。然而，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复杂的：“真实历史可以挑战已被人们接受的观念以及强加于我们的关于过去和遗产的叙事，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混乱。”（306页）这种节目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民主化？德·格鲁特认为，“观众”对历史的参与，鼓励的是一种对遗产和国族历史的共同所有权意识，而不是一种讲述给被动受众的历史。由此而言，真实历史节目有助于推动历史知识的民主化。但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专家群体，仍是节目最重要的元素和焦点；被赋予权利的普通大众，只能通过电视节目的运作，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实际知识或行动来发挥作用（335-336页）。

该书认为，历史在当代大众文化和社会想象中无处不在；因此，德·格鲁特在第五部分就考察了历史在当代大众文化——主要是历史电视剧、历史小说和历史电影——中的表征和地位。历史电视剧通常被批评为主要迎合中产阶级精英观众的文化保守类型的典范，倾向于向世界传播英国风格的传统等宏大议题。但德·格鲁特的研究发现了历史电视剧更为复杂的面向。譬如，即使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或古装剧，呈现的也不完全是保守的内容，还包括一些被传统节目边缘化的群体的故事，譬如女性以及反抗现代性的群体。除了经典改编剧，其他风格的电视剧呈现的内容更为复杂，如《南茜的情史》《美丽曲线》等开发改编剧，进一步将被边缘化的女性和性别政治纳入主流历史；《朽木》和《都铎王朝》等原创古装剧，通过呈现历史上的黑暗面来挑战主流改编剧的怀旧风格；而喜剧历史片更是坚持平民主义取向，揭露被主流历史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故事，或者是通过讽刺、搞笑或戏仿来反思历史上的一些恐怖时刻；此外，历史穿越剧则通过强调历史差异的方式戏剧化地呈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新想象和审视过去。在历史电影方面，英国的遗产电影也通常被批评为主要呈现一种怀旧的英国特性，意在向文化上保守的精英阶层致敬的类型。但德·格鲁特也发现了这些电影更为复杂的一面，譬如这些电影涉及的内容还包括同性恋、阶级和国家认同等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古装电影，都明确反对遗产影片的古旧形象，并通过“引入现实主义、性、种族、支离破碎的叙事和道德复杂性来予以应对”，这些电影主要关注的是分析阶级、国家认同和边缘群体，如《风吹麦浪》和《赎罪》。此外，德·格鲁特还通过考察2012-2013年度西方英语国家的历史电影指出，当今的历史电影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过去性、记忆、回忆、起源、国家身份、认同和记忆的创伤等。由此可见，当今大众文化中的史学辩论非常丰富、复杂而多样（418页）。最后，德·格鲁特讨论了历史小说在理解和思考历史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小说处理过去的模式异常复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认知。历史小说利用“必要的时代错误”的方式，促使人们更加敏锐地思考“历史”。历史小说、漫画小说和戏剧等各种虚构作品涉及的题材多样，不少作品还经常被用于历史教学辅助材料，表明虚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电影《风吹麦浪》的海报

该书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人们如何亲身接触过去，主要考察了普通人和非专业人士对地方史、大众考古和博物馆的参与、体验和消费。地方史研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学分支领域，与主张“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具有相似之处。地方史重视地方上的人和事物的故事，并允许草根阶层的直接参与。此外，作为一种休闲爱好的大众考古、古董买卖和收藏，都是普通人直接接触和消费历史的重要渠道。不过，公众与过去最为普遍的接触发生在博物馆。德·格鲁特注意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博物馆理论将博物馆视为展示“资产阶级的历史神话”的场所，强调的是博物馆的政治功能以及道德和教育价值。但新博物馆理论认为，博物馆应当致力于“收藏、保存和展示与非精英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习俗、仪式和传统有关的文物”，要关注游客的体验、互动教育和沉浸式参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财政资助的减少，促使博物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进军商业领域，以实现创收。博物馆藏品本身的组织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更加强调游客的选择、价值和体验。尤其是博物馆商店的发展，使得游客对商品的浏览和购买与参观博物馆的体验交织在一起，过去变成了某种被实实在在地消费掉的东西。德·格鲁特认为，对历史商品的“拥有权”赋予了公民以权利，这表明，历史就是共同体，也是历史参与的普遍民主化的一种形式（496-497页）。此外，近年来档案的数字化和在线博物馆的发展，使得游客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虚拟的方式参观博物馆，这场虚拟革命“摧毁了博物馆结构的欧洲中心性和博物馆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和所有权还给了这个世界的公民”（502页）。

最后，在“结语”部分，德·格鲁特简要反思了当代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历史”给职业史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他认为，大众文化和各类媒体上呈现的不同体裁和类型的“历史”，不仅在教学法方面、而且在认识论方面（即究竟如何了解过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历史”有助于形成一种大众史学观念。他在书中分析的每一种类型的过去性，都意在呈现一种多重视角的历史，这种历史削弱了学院派史家对历史知识的垄断和权威。他还引用海登·怀特的话说：“没有人拥有过去，也没有人能够垄断如何研究过去，或者就此而言，如何研究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学家。”德·格鲁特强调说，历史学家往往试图给历史划定界限，以控制和界定历史；但大众文化中的历史“体裁”的多样性，表明了历史研究路径的复杂性：“过去可以是叙事性的、怀旧的、某种被穿在身上的东西、被体验的或被吃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游戏、一种致命的严肃战斗或消遣。当代文化与过去互动的方式是混杂而复杂的，这种丰富的多样性，构成了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和担忧。”（510-513页）

三

《消费历史》讨论的是当代大众文化中呈现出来的历史，但德·格鲁特写作此书的目标读者并不是普通公众，而是职业史家。在写作此书时，德·格鲁特怀有明显的论辩意识。他旨在敦促他的历史学家同行，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多数人接触的历史中，学院派史学所表征的历史只占很小一部分。他希望历史学家认识到大众历史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冲击，并改变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路径。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大众历史的冲击，学术界不再是历史知识的垄断者，而学院派在历史知识方面的权威的丧失表明，“一种全新的思考历史的方式和构建历史研究的路径……可能是必要的”（511页）。

但这种全新的方式和路径是什么，德·格鲁特并未详加分析。不过，通过分析该书的写作方式和研究路径，可以发现它与传统史学研究的区别。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消费历史》关注的是非学院派或非专业性的大众媒介呈现出来的历史，这种历史将普通大众的声音，尤其是被主流历史研究忽视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声音，进入历史书写和传播的核心。其次，从研究资料上来说，与传统史学主要依赖文字史料不同，《消费历史》使用的材料更加多元，既包括电影、电视、新媒体、纪录片等视觉材料，也包括游戏、小说、戏剧等虚构作品，还包括历史文物、遗址、博物馆等实物材料，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文字材料。对这种多元材料的分析和解读需要多元的研究方法，因此，《消费历史》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传统史学也重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但公共史学在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方面更为突出。最后，从史学的功能或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角度来说，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知识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将历史视为服务于精英群体和统治阶层的工具，而生产和解释历史知识的权力一般掌握在被官方意志控制、或似乎与官方意志保持距离但实际上通过官僚程序而掌握了话语权的专业学者群体手中，他们将经过筛选的特定的历史知识塑造为人民的共同记忆，但这种历史知识事实上忽视了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参与。换言之，传统史学将公众视为被动的历史知识的接受者，并不太关心公众在建构历史知识方面的主体性或参与性。而《消费历史》关注的主要是职业史家和官方意志之外的群体生产和建构的历史知识，探讨的是普通人对历史的感知与体验。在探讨何谓“历史”时，德·格鲁特没有将历史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借用拉斐尔·塞缪尔的说法，将历史视为一种“社会形式的知识”，并认为这种知识是在多种场合（如博物馆里、电视上、前厅里、俱乐部里以及互联网上等）构建起来的。就此而言，传统史学与公共历史的区别，本质上就是谁拥有历史话语权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德·格鲁特认为公共历史实践挑战了专业史家的权威，侵蚀了职业史家的“合法性”（第2页）。

不过，德·格鲁特并未将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历史对立起来，也没有不假思索地一味抬高公共历史的地位。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让职业史家意识到公共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譬如，他认为“遗产消费主义”虽然很可能是一种有问题的和潜在的破坏性力量，但与此同时，这些历史产品具有一种反主流阅读的潜力，或具有一种引入自我和社会知识概念化的新方法，就此而言，大多数公共历史实践所表征的不同历史面向是有价值的（第9页）。这里的意思是说，公共历史实践所表征的历史不一定就是准确的，但它能引发人们对历史更为深入的思考。约翰·托什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历史学术研究成果不能只通过一种途径传播，而且认为历史能传授准确或规范“教益”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而批判性的公共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所传达的知识的“张力”：“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引发而不是结束质疑，在于揭示选项，而不是坚持寻求答案。”（《历史学的使命》，22-23页）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在《历史的真相》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她们看来，对公众来说，历史学的真正功用不是呈现全民族的共识，而是提供批判性的探索，史学观点的碰撞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下的批判性认识，有关历史的辩论为“重振公众”提供了一条途径（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p. 283, 309）。因此，德·格鲁特说，《消费历史》旨在某些方面叙述和阐明大众史学，而不是传播这种大众史学，强调的是研究当代文化-历史实践的重要价值（第9页）。他在讨论各类公共历史实践时，都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譬如，他在论述亲历历史（或译为“生活历史”）博物馆增加了观众对历史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时，也提醒说，这些博物馆“所呈现的历史，有时也可能会歪曲或扭曲过去”（198页）。

最后，对中文读者来说，《消费历史》可以带来很多启发。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历史实践和公共史学发展迅速，但学界还存在很多争论。公共历史实践的价值和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始终受到专业史家的质疑，现有的公共史学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非常罕见。包括本书在内的“公众史学译丛”为读者提供了公共史学研究的范例，一方面证明了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认识到公共历史实践的意义。《消费历史》以其深入详实的研究证明，公共史学也是专业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不是专业史学的异类。其次，它也提醒读者，公共历史的实践者包含了复杂而广泛的群体，这些群体自身或许没有共同的身份意识，也不一定自认为公共史学家，但他们生产或创作的历史产品具有史学价值和意义。第三，作为一个学科或史学分支领域的公共史学的发展和构建，仍然要以职业史家为主，但职业史家也要分享权威，与其他公共历史的实践者共同合作。如果职业史家不满足于仅将他们的历史知识局限于学术界，而有志于塑造公众的历史意识，那么他们就必须转变呈现历史的方式，而不只是控制历史的话语权。借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的话说，要向大众呈现历史，历史学家就需要避免采用“单一的方式向我们的文化传达它们（即过去的遗迹）的意义……这就呼吁我们需要睁开双眼，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用其他方式讲述、展示、表现和赋予人类过去的故事以意义”（Robert A. Rosenstone, “Space for the bird to fly”, in Keith Jenkins, Sue Morgan and Alun Munslow eds., Manifestos for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8）。

2009年，《消费历史》初版问世不久，就有评论者指出：“对于那些为公共历史的‘肤浅’感到遗憾的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说，这部研究过去20年的历史消费的新书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爽。”但他最后又指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大多数历史学家是否会赞同德·格鲁特关于界定‘公共史学’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广泛性的观点，但《消费历史》则是成功开启这样一场辩论的良好开端。”（N.C. Fleming, Review of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by Jerome de Groot,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ume 20, Issue 2, 2009, pp. 270–272）或许我们也可以期待，该书中译本的问世，也能引发中国读者关于公共史学的新的思考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