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杰、刘展鹏评《大转型》丨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偶然的吗？

《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著，王超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1月出版，524页，118.00元

（一）

作为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西方的兴起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无数学者为之着迷。从纵向维度看，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为西方的社会变革，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这便是所谓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ition）。从横向视角看，它体现为西方（特别是西欧）摆脱落后地位，逐渐赶超世界其他地区，这便是所谓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围绕这一议题，特别是“大转型”问题，诸多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讨论，也形成了多种解释模型。其中斯密式、马尔萨斯式和马克思主义式这三种解释无疑最具代表性，分别强调商业贸易、人口-资源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概括来说，有关“大转型”问题的现有解释模型虽然观点各异，但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强调人类社会内部因素的影响，而对于自然因素的作用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即便一些学者有时也会论及这类因素，往往仅限于背景式介绍，并强调其作用是次要且有限的，甚至只是偶然的外部因素。例如爆发于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无疑是引发欧洲历史巨变的一次重大事件，但传统模型对于其根源的解释却往往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剑桥大学著名学者M. M. 波斯坦的马尔萨斯式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认为，黑死病的爆发与之前欧洲人口格局的恶化有直接关联。具体来说，欧洲人口在中世纪盛期增长迅速，超过了社会可利用资源的增长速度，到十四世纪上半叶已经严重过剩，由此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健康状况恶化，这是黑死病等传染病爆发肆虐的关键原因。

不过这一局面近来因为气候环境史学的兴起而得到彻底改变。自二战结束后，气象学、生态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气候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气候环境史学随之兴起。概括来说，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相比传统史学有明显不同，集中体现为重视研究自然环境，强调气候、疾病、生态和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等“偶然性”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向极具特色，相关成果也不断涌现，为研究和解释“大转型”发生的根源提供了新视角。由英国学者布鲁斯·M. S. 坎贝尔所著的《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便是近来体现此取向的一部典范式作品。该书英文版于201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2023年年底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并列入“全球史译丛”，对国内学界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

坎贝尔（1949年—），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荣休教授

（二）

《大转型》一书聚焦于中世纪后期，即十三世纪末到十五世纪末，旨在揭示“环境与人为因素的独特关联引发了大转型，进而塑造和决定了它的进程”，强调西方“大转型”的“内在偶然性”，“其路径是考察在触发一个社会-生态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过程中，气候和疾病的自然机制扮演的角色”。概言之，该书认为气候环境等非人为的“偶然性”因素是触发西方世界“大转型”并在近代兴起的关键原因之一。

该书的主体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题为“中世纪晚期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可以视为导论。这一章首先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涉及大转型的大致年表及其与大分流的关系，自然和社会的关键转型，大转型的规模、核心问题和证据。其中要特别一提的是作者在“自然和社会的关键转型”中所述及的研究模型，即所谓的“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a dynamic socio-ecological system）。作者强调，这一系统由六个核心要素构成，分别是气候、生物、微生物、生态系统、人类和社会。在这个系统中，六个要素“都应被视作半独立的子系统”，并“都拥有自己的独立动力”，但这些要素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将引起另一个或更多其他要素的变化”。具体到“大转型”，则集中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彻底变化。在中世纪盛期，即十一至十三世纪末，这一系统内的诸多因素虽然一直在发生变化，但其程度有限，因此系统总体处于平衡状态。但到十三世纪末，人口增长、商业扩张、资源稀缺使得社会对环境更加敏感，而且逐渐加剧的气候不稳定性开始直接影响人类活动。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气候和社会、生态和生物、微生物和人类都逐渐发生转型，“到15世纪50年代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六个要素与13世纪50年代的那些标志性要素已经截然不同”。因此作者说，“大转型”是一种转型而不是循环，它使社会-生态系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

动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六个核心要素

第二章题为“勃兴：有利的环境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崛起”，集中论述了大转型开始之前的两百年间（即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西欧的繁荣和扩张。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态发展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有利的自然条件，即全世界都处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The Medieval Climate Anomaly，简称MCA），气候较为温暖而且稳定，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人口增长。其次是西欧经济发展和商业扩展的社会基础，集中于制度革新，体现为天主教会的改革，法律传统的诞生，行会、公社和国际性集市的建立。其三涉及西欧的商业革命，阐述商业、贸易、城市化如何获得长足进步，并集中论述了两个案例，即作为领先经济体的意大利和作为落后经济体的英格兰。

第三章题为“摇摆的平衡：在气候日益不稳定和病原体重现的时代，经济脆弱性日益加剧”，涉及在大转型的第一个阶段（十三世纪六十年代至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原有的社会-生态平衡如何走向岌岌可危，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基础恶化，西欧地区的经济从之前的繁荣走向衰退，波及意大利、佛兰德斯、英格兰、西班牙等欧洲各个地区，而且在工商业、农业、贸易和城镇发展等各个领域都有体现，民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其二是气候不稳定性加剧，体现为此前颇为活跃的太阳黑子活动走向低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也发生改变，气温下降，海洋变冷，随之海面温度、温跃层、大气循环、降水水平和频率等诸多条件也发生变化。其三是病原体的重现，体现为牲畜大瘟疫的爆发以及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的再度出现、变异和传播。作者指出，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导致植物群、动物群、人类和微生物单独和相互联系的方式发生改变，一系列重大的牲畜疾病，特别是牛羊大瘟疫（the great panzootics of sheep and cattle）由此爆发，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这是西欧1315-1322年农业危机乃至大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具体到鼠疫耶尔森菌，也与这一时期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关。由于气候和环境变化，鼠疫病原体及其宿主和病媒生物都相应做出反应，耶尔森菌不断变异，对人类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使得鼠疫从地方性的兽疫（enzootic）转变为人类大流行病（pandemic），并且从东方传播到西方。

第四章题为“临界点：战争、气候变化和瘟疫打破平衡”论及大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十四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彻底改变，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战争的影响，强调这一时期西欧战争频发且不断升级，导致市场交易成本上涨，进而将该地区已经开始衰落的商业经济抛入深渊。第二部分阐述气候变化的影响，指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彻底结束，大气环流模式随之改变，进而对农业根基造成了破坏，导致饥荒发生，并为人类鼠疫流行病的出现、传播和肆虐准备了条件。第三部分论及黑死病，指出其在欧洲多次爆发，引发史无前例的人口灾难。作者总结说，战争、气候变化和黑死病三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构成了“三合一的完美风暴（Three in one: the perfect storm）”，导致已经处于挣扎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最终崩坏，欧洲由此陷入长期衰退。

第五章“衰落：不利的环境与中世纪晚期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人口与经济萎靡”，论及“大转型”的最后阶段，即十四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西欧发展的长期低迷，其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论述该时期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从之前的临界点转变为转折点，这些变化体现为三点。其一是气候变化，即小冰期（the Little Ice Age）继续进展，导致全球气温下降到一千年来的最低水平，极端天气的发生渐趋频繁。其二是“细菌的黄金时代”，鼠疫和其他传染病频频爆发，导致欧洲人口大幅下降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三是经济和商业萎缩，体现为国民收入减少与相对要素和商品价格的变化、土地关系变化和乡村人口重组、城市发展停滞和商业衰退等。但作者又指出，这一时期西欧经济虽然处于低潮，但并非全然消极负面，绝望中也孕育着新希望。一方面，伴随人口下降，贫困问题获得缓解，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体现为人均GDP）也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大转型”改变了欧洲商业经济的发展朝向，之前与东方进行交流的“东进事业（eastward enterprise）”遭遇重重障碍，但到十五世纪末，富有进取心的国家和地区经过长期努力，向西找到了一条与东方交流的新航路，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所谓的“西进事业（westward enterprise）”由此开启，欧洲的商业孤立也宣告终结。与此同时，此前极端的气候得到缓解，流行病的破坏力也减弱，欧洲人口恢复增长，大转型由此结束，一个新的增长驱动的社会-生态体系得以确立，一个新的文化、商业和经济繁荣的历史阶段也得以开启，西方由此走向崛起之路。

（三）

《大转型》是一部具有鲜明跨学科色彩的学术著作，利用社会-生态模型，对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变迁做出了阐释，体现了非常突出的学术新意。具体来说，该著作体现了气候环境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交叉，事实上二者分别属于理文两个学科，研究取向有很大差别，交叉结合的难度很大。但作者兼通这两个领域，才学识俱佳，能够巧妙地将二者融合，体现了有别于常规历史研究和气候环境研究的双重特色。

其一，此书体现了气候环境史研究的前沿特征。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在阐释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变迁时往往强调人为因素的作用，而该著作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为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维度。作者强调，自然是历史变迁的主角之一，并对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进行深入解释，而且就诸多具体问题也提供了新见解。例如该书对这一时期传染病的描述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颇为精彩。传统的历史著作在谈及该论题时往往仅涉及十四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爆发的黑死病，内容也只是描述其发生发展进程及影响，但坎贝尔的论述却深入丰富得多。该书第三章第三节“病原体重现”告诉读者，在黑死病于欧洲爆发之前，其病原体鼠疫耶尔森菌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变异过程，相应地鼠疫传染病也经历了一个五阶段的发展周期（即地方性鼠疫、动物流行病、动物大流行病、人畜共患病、人类大流行病），而且这一过程与当时的气候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第四章第四节“黑死病持久的流行病学遗产”还谈到这类传染病对欧洲的影响可能持续数百年之久。第三章第三节“病原体重现”还指出，十四世纪的传染病不仅包括影响人类的鼠疫，还有杀死牲畜的牛羊大瘟疫，后者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应被忽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提供了不少图表和地图，便于直观生动地呈现上述问题，例如下面两张图便是典型例子。

鼠疫传染病的五阶段发展周期

1314-1325年大牛瘟的波及范围

其二，相比一般的气候环境史研究，该书又体现了突出的历史研究色彩。近来的气候环境史作品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细致研究，往往较为零散，并不系统。而《大转型》则是围绕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变迁这一重大问题展开，应用社会-生态模型，将气候环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前沿成果加以整合分析，最终构建起“大转型”这一解释模型。不仅如此，他还将“大转型”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用“摇摆的平衡”“临界点”“衰落”进行描述。如此处理体现了很强的历史感，无疑也增强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图表和地图，其中不少来自气候学、生物学、疾病学、古生态学等学科，阅读门槛很高，但作者对其进行了较多的优化处理，并辅之以文字解释，尽量降低其理解难度，体现了对普通读者的尊重。

不仅如此，该书还体现了突出的大问题和大视野意识。所谓的大问题意识，体现为作者着重探讨中世纪欧洲的大转型，以此回应西方为何在近现代兴起这一重大命题，也涉及东西世界的大分流问题。而大视野意识体现为全球眼光。作者论述的重心虽然是欧洲，但也涉及欧亚世界的其他地区，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坎贝尔指出，在大转型发生之前，东西方世界都处于较为有利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下，都出现了文明繁荣的景象，但西方落后于东方。之后，整个欧亚世界都经历了大转型，均长期处于不利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下，商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但欧亚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和制度环境有差异，最终结局也迥异。在世界范围内，西方较好地克服了危机从而兴起，东方则未能成功应对故而落后。而在欧洲内部，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应对得当，从而逐渐赶超了之前引领风骚的意大利。这些观点或说法是颇有启发性的。

（四）

《大转型》作为近来西方学界气候环境史研究的典型成果，无疑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不过气候环境史是新兴的学科领域，自然不免会存在诸多不足，这在该书中也有体现。

首先，证据未必可靠，而且数量极为有限，故而以此构建的理论模型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具体到《大转型》一书，作者关注十三至十五世纪的历史，引述了涉及这一时期气候环境状况的诸多研究成果。然而现代科学在这一时期远未形成，气候环境现象并未得到妥善记录，因此有关这类问题的研究往往只能使用有限且零散的间接证据。例如研究者往往使用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数据来探究降水指数，进而反映历史上的气候状况，但这类数据是间接的，未必全然准确。而且留下次生化学沉积物的洞穴又是极其有限的，但很多研究却试图以此呈现历史上全球气候的状况及其数百年间的变化趋势，因此不免会遭遇证据链不完整的窘境。不仅如此，气候环境史研究数据也在持续不断地更新，有可能会补充、修正甚至完全否定旧有数据，这意味着气候环境史解释模型只是基于极为有限的现存数据构建而成，并非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修正甚至证伪。

其次，气候环境史模型旨在揭示历史变迁机制的复杂性，但在论证过程中却不免存在简单化之弊病。具体到《大转型》，作者应用社会-生态模型，尝试展现中世纪晚期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声称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但全书仍过分强调自然因素的重要性，对人为或社会因素关注不够。例如第四章强调气候环境变化和黑死病等自然因素给社会带来强烈冲击，但就欧洲各地区的人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例如阻滞或控制传染病的传播、调整地方治理方式等问题却未做深入论述。剑桥大学经济社会史学家约翰·哈彻尔教授在评价该书时曾说道：“根据历史经验，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受气候环境的支配，坎贝尔只是简单描述了黑死病后人们如何调整、改变自己，这在一些学者看来远远不够。”这一批评颇有道理。

其三，不少西方学者写作的气候环境史著作往往自称关注全球，但实际论述却并未涵盖整个世界，或者即便涵盖，也存在明显的偏重失衡之问题。例如《大转型》一书的副标题有“中世纪晚期世界”之说法，以此标明其论及的地理区域是全球，而且作者也明确说欧亚大陆各地区都经历了“大转型”。然而全书的内容却体现了明显的西重东轻之格局。譬如作者对中国的描述就极为有限，往往仅作为论述这一时期欧洲大转型的背景板。而且作者对中国的论述还存在事实错误。其中一个例子是说道“蒙古灭亡北宋”，而后者实际上是1127年为金所灭。这体现出作者对东方世界的认知存在不足。这种论述的地区偏重失衡问题也影响了全书结论的可靠性。例如第五章最后论及大转型的结束开启了西方崛起和东西世界大分流之序幕，强调西方缩小了与东方的差距并逐渐赶超，然而书中的具体论述却集中于西方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航海技术进步和新航路开辟，对东方世界的情况却极少谈及，仿佛这一地区的发展就是止步不前，坐等西方赶超。换言之，作者总结说大转型是大分流的前兆，但此观点并未得到充分论证。

虽然《大转型》存在诸多明显缺点，但瑕不掩瑜，此书仍然是近来气候环境史领域难得的一部佳作。所谓“其作始也简”，气候环境史作为新兴的前沿学科领域，积累还颇为有限，成果呈现粗简之面貌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过于求全责备。更何况该书论及“大转型”这一重大问题，涉及的时段长、地域广，线索又十分复杂，因此写作难度极大。然而坎贝尔不畏艰难，积多年研究之功写就此书，其学术勇气和毅力让人敬佩。他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中世纪晚期欧洲大转型的根源和机制是复杂的，而气候环境变化这类“偶然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该问题还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