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二月河：无论写什么，都得有堂堂正正的社会责任心

编者按：据《河南日报》报道，著名作家二月河于今日凌晨病逝于北京。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因其笔下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二月河是一位有着现实关怀和人文视角的作家，在他看来，写作者的创作理念很重要，需要肩负社会责任和人格责任，无论写什么，都要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责任心。今天，我们摘选他的这番见解，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中，感受一位作家的赤子之心。

我的生命前期似乎与“8”有不解之缘。1948年我3岁，随母亲渡过黄河，从此由山西人变成河南人。1958年母亲调到南阳，我又随母亲变成纯粹的南阳人。1968年我从军，由一个满身学生味的知识青年变成了青年军人。1978年呢？

1978年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比前头几个“8”的那种生活小转折不知重要多少倍。这一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南阳。

对我作出“随第二批转业”返回家乡的决定，父母亲都是不太赞同的。他们的理由是“你在部队干得好好的，领导也很器重你，你回来干吗？”他们作如是观，但我也有我很实际的想法。1978年我已33岁。这个年纪现在有人已经干到正团级甚至副师级了，就是当时，野战军里干到正营甚至副团的也有的是了，而我还只是个连里的副指导员。

部队封闭在大山里，是个独立团的架子，团长、政委虽然对我好，但他们本身也就这么大的“力度”，干下去还能怎样？再看部队图书馆的书我已大致读尽，要想学点新东西，也是难以为继———于是，我在政委跟前软磨硬泡，终于跟上第二批，转业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我已经在部队嗅出浓烈的“标准讨论”气息，从山沟里走出来，更觉得铺天盖地的都是新的信息。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浪潮也越来越高。多年后回思这段历史，我有一种“从山里到城里”的感觉，思想得到了全新的武装。因为有了较大的阅读范围，原有的历史知识也迅速膨胀起来。这就萌生了创作的冲动。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叫“量变到质变”。我在部队十年读书十年积累，是量变；一旦环境改变，气候适宜，我要由一个军人向文人转型了，我要把自己阅世读史及观情的体味变成文字告诉读者了。

其实，写作与读书是既相关又有分割的两件事。读书是你个人的事，朗诵、轻读、默念、浏览、掩卷而思等都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写作是传播理念、思想，沟通心灵信息的，有高低、粗细、文野、深浅种种分别，与读书水准密不可分。但写作是“告诉”，是“社会的事”。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创作理念的问题。写什么都是可以的，但写什么都是履行社会责任和你的人格责任，都要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责任心。

比如我要写康熙大帝，我的责任编辑就告诉我，“一定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和虚伪残忍写足”。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康熙是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不阴险谁阴险？他不虚伪谁虚伪？但我认为康熙是伟大的，大帝大帝，你就必须把他的“大”写足。

这一理念的确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是不可能的。康熙是封建君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剥削贫苦农民，维护地主特权……他都是有的，你歌颂他，你是什么阶级立场？

但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有胆量作另一维思考：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停止修长城，采取民族敦睦政策，测绘全国土地，绘制《皇舆全览图》，敉平吴三桂等“三藩之乱”，解决台湾问题，这都是他的民族大义大节，史籍皆斑斑可考，当然是应该歌颂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这个标准，我当然可以肯定他，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这种思维，把时间推移到1978年前，整个社会都会说你是“反动的”。

我在领悟1978年，制定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只要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贡献的，只要是为发展当时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作出贡献的，只要是在当时为科技、文化、教育作出过贡献的，我都肯定他、赞扬他。如与三条“只要”相反的，我就鞭挞他、藐视他。历史上的实践，同样是检验历史人事的唯一标准———这当然是我在不断学习和创作中慢慢领悟到、体会到的。

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尚在部队，在这之前，我有九年多的时间在军队中生活，不但学知识、学理论、学做人，而且学会思考、学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二月河是一条在军队“过滤”过近十年的水，携带着深深的战士烙印———守时守信，能咬牙，能忍受，能吃苦，知道前线在哪里，一个时期只做一件事……待到冲锋号吹起，我就冲了。当我走进军队时，还不过是个懵懂的毛头小伙子；当我从里边走出来时，我已是个拥有社会责任心的大人了。

这冲锋号，在1978年响起，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响亮了全中国，也响出了一条河，我的“二月河”的含义，就是改革的春风化冰，咆哮的春水一泻而东那样的壮丽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