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日本史无前例大开国门之后：如何对待和留住外劳？

第一次到日本，林一行没想到自己竟成了被“参观”的对象。

看到前来欢迎的日本同事，她露出了笑容，而对着日本媒体的摄像机，她又觉得有点紧张，感觉自己成了电视里的明星。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日本。日本在养老方面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有信心做好工作，未来把学到的带回中国。”林一行提高了一个声调，努力地用还不太流利的日语说道。

毕业于护理专业学校的23岁河南女孩林一行是通过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去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工。去年11月，日本国会首次批准将介护（护理）纳入招收范围，而来自中国的技能实习生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引进对象。

在劳动力严重缺乏的日本，大量外国劳工早已在制造业及农业中普遍存在，担当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服务领域引进外国人则尚属首次。

在过去三十年里，就是否要引进外国劳工来解决日趋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争论在日本从未停止。如今，产业和企业界为代表的呼声终于逐渐占据了上风，严峻的现实使得日本社会不得不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日本不能再“闭关锁国、坐以待毙”，大规模接受外国劳工势在必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在国会清晰地阐述，“建立一个接受大量外国人力资源的系统是日本迫切需要的”。就在林一行抵达日本后不久，日本国会通过了扩大招收外国劳工的新法律。从明年4月起，日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14个行业引进34万外国劳工，这在日本历史上尚属首次。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争议，然而也有人认为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仍不足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劳动力减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外国劳工。”德国人口和移民专家、前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沃尔夫冈·卡舒巴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作为一个正在老去的国家，如何想办法留住这些受过训练的劳工人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中国介护生成“景观”

10月17日，林一行和同行的五位中国女性实习生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就被带到邻近的千叶县一处技能实习生培训中心。她们还来不及参观繁华的东京，就要接受强化职业培训。一个月后，六个人被分成两批，林一行和两位同伴前往福岛县磐城市，而另外三位实习生则前往了琦玉县。

在磐城市，林一行和她的伙伴们受到了日方“热情的欢迎”。养老院所属机构会长亲自开车带着她们去了会社下属的医院、幼儿园、保育院和养老院 ，每到一处都要把她们隆重介绍一遍。当地日本媒体也纷至沓来对她们进行采访。

“我们感觉自己成了当地的一道 ‘风景’。”林一行笑着说。

磐城市位于日本福岛县南部，距离福岛核电站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在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中，这座小城因海啸受灾严重。这座人口约35万的小城少见外国人，到磐城近一个月来，林一行还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中国人。

接待她们的日方提供了让林一行十分满意的生活条件。她们住在一幢当地人居住的五层公寓楼的一层。住所面积很大，有三室一厅，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磁炉、烤箱、洗衣机、微波炉，所有想得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屋子前面还有一个小花园。附近超市、便利店一应俱全，离工作地点只需步行15分钟。

林一行未来三年的工作是在当地一家私人养老院里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这家养老院有两幢楼，住着约100位老人，她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外国员工。

由于生育率低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加上一向对外来移民实施严格管制，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以来，日本人口已经持续十年负增长，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在持续减少，2018年日本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跌破总人口的6成。

在老龄化危机不断加重，未来选择养老院安度晚年的日本人不断增多的趋势下，日本迫切需要更多相关从业人员的考虑也就不难理解。

在大连雅风国际学校的副校长金丽看来，日本在介护领域缺乏人手的问题早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在经过日本国内漫长讨论后，终于从去年开始实施新举措。

11月14日，日本政府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理事交流会上承认目前日本全国劳动力短缺问题严峻，最新披露的的数据显示，目前缺口达58万，5年后将扩大至145万人。此外，还首次公开了未来五年内各行业所需引进外国劳工的具体人数，其中介乎人员首当其冲，计划引进6万人、其次是餐饮行业5.3万人、建设行业4万人。

“此前大家都在观望，现在随着日本政府政策的逐渐明朗，许多国内的劳务公司都已开始着手加大培训相关从业人员。”金丽说道。

金丽透露，从10月份至今，由她的学校送出前往日本的介护生已经达到13人。学校也正在筹划扩大培训规模，“明年六月会建立介护实训基地，为向日本输送更多介护实习生做准备。”

而已经到日本的林一行和她的伙伴们，尽管在国内通过了N3级日语水平考试，但是初来乍到在语言上还是有不少障碍，特别是一些老人一口浓重的方言，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她们没事就和老人聊天。

“老人们和我们一聊到他们的孩子就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和他们的孙子孙女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有一个96岁的爷爷，孙子和我一样大，他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和我聊了一会儿就流泪了，让我很感动。”林一行说。

而在琦玉县另一家养老院工作的三名中国实习生也更快进入了“工作状态”。36岁的靳玉玲是在该养老院工作的三名中国实习生之一，她所在的工作单元主要是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年纪最年轻的也有78岁，最大的100多岁。还在学习中的她目前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推餐车等较简单的事务。

“来之前就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但是亲眼看到日本同事每天照顾老人，帮他们更衣、换尿不湿、洗澡、翻身活动等，再次刷新了认知——真的很辛苦。”靳玉玲说。

日本劳动力危机

日本养老业的先进和发达举世闻名，然而一个窘迫的现实是日本国内从事介护的人才严重匮乏。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目前全国介护从业人员的缺口达30万人。

对于人手的紧缺，在埼玉县一家老年专科医院做护士已经四年的李晓会深有体会。当地医院缺护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据她的描述，“只要你有护士证书，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为了吸引更多人来做护士，日本政府甚至设立了不同级别的护士资格，以降低门槛，然而还是乏人问津。在李晓会的医院，外国护士比例已达到5%，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护士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有一个73岁的介护居然还在工作。

安倍政府在上台之初，曾试图吸引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回到劳动力市场，并提高生育率，但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努力无法逆转压倒性的人口衰减趋势。

在安倍之前的政府，也不是没有想过引进外国劳工这条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曾向在本世纪初移民拉美的大和民族后裔敞开大门。数十万来自拉美，尤其是巴西和秘鲁的外国劳工来到日本，然而他们几乎不会说日语，许多人一直未能成功融入日本社会。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计划逐渐被放弃，日本政府甚至开始向他们提供返回家园的资金。

从1993年开始推出、至今仍在运行的技能实习生计划则是日本政府另一项为了缓解劳动力缺乏而引进外国劳工的措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能的名义引入了大量所谓的“外国实习生”，但实际上，这些实习生在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从事着辛苦的体力劳动。

此外，这些劳工不允许带家人，并被禁止更换工作场所。如果他们抱怨，将失去工作并被驱逐出境。据日本司法部统计，因为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甚至遭受虐待，仅去年一年就有7000多名实习生从工作场所“失踪”，转入非法的劳动黑市。

截至去年10月底，实习生占日本128万外国劳工的约20％。长期关注技能实习生问题的日本独立学者出井康博坦承，“这一制度其实是一种骗局，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旗号，实质上就是为了从海外进口廉价劳工来弥补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此次日本国会新修改的《出入境管理法》，在此前技能实习生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外国劳工引进的条件和范围。

根据新法，未来引进的34万外国劳工将可以申请两类签证，在第一类中，在特定领域具有“某些职业技能”的外国劳工可在日本逗留最长达5年。而拥有更高级技能的外国劳工可以申请第二类签证，这类签证允许他们带配偶和子女一同来日本，并且“如果符合条件，将被允许无限期地居住在日本”。

日本政府12日透露，将与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等7个国家签署相关协定，并将陆续出台一系列保障外国劳工生活的配套政策，包括银行开户、房屋租贷等服务。

如此“史无前例”的打开国门背后，反映出的是日本越来越严重的“用人荒”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在国会力促通过新法的首相安倍也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的短缺在许多工作场所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日本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指出，若是无法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生产力的下滑将使得安倍政府面对每年约6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经济已经十分脆弱的国家所不能承受的。

根据东京商工调查12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因严重人手不足而破产的日本国内企业合计有362家，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小微型企业占到了一半。

调查显示，因招聘不到所需人才导致无法持续发展的“招聘难型破产”占到了65.6%，同比增加53家；为留住员工而加薪导致经营恶化的“人事费用高涨型破产”占到了71.4%，同比增加24家。

对于日本政府已通过扩大接收外国劳工的新法，日本企业家普遍认为，目前还无法期待它能够立即生效，在短期内因人手不足导致的破产企业还会呈现增长趋势。

“勿把外劳当工作机器”

对于一个很少有人会说外语，长期对外国移民有抵触心理的国家来说，在短期内接受如此多的外国劳工意味着一场大变革。

在日本目前的1.27亿人口中，外国人约有260万，占2％。日本经济学家预计，根据目前的趋势，这一数字可能在50年内上升到12％。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各界一直不乏对外来劳工大量涌入对日本社会可能带来影响的忧虑。反对党议员长妻昭就指出，“我并不是反对外国劳工，但是我们需要对如何将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进行严格的规划和有意义的辩论。”

长妻昭认为，外来劳工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语言的问题，其次是在日本生活的制度体系保障，更深层的是社会文化的融入。而随着新的法律允许劳工可以更换工作，有担心表示劳工会涌向大城市，而非更需要劳动力的偏远地区。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在琦玉的医院工作3年后，李晓会决定换一个工作，“下家”也已经找好。从明年4月1日起，她就将迁往东京都的一所著名癌症医院的手术室工作。“那里可以学到更多，待遇也会好一点。”她解释道。

日本劳工部数据也显示，自2016年起，日本外国工人总人口首次超过100万人，占总劳动力近2％，已经开始影响东京等城市中心的劳动力市场。

为了消除一些保守的日本人的忧虑，安培多次出面解释表示：新措施并不是移民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接受外国人作为我们社会的成员并为他们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是重要的任务。”

事实上，不论日方是否愿意承认，日本经济和社会运转已经高度依赖外国劳工。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日本制造业对外国人的依赖度正在迅速提高，2017年各行业的外国人比率中，食品制造行业每千人中有80人是外国人，纺织行业为67人，汽车和船舶等运输设备行业为60人，均超过所有行业的平均值（20人）。

“几乎所有的便利店都有亚洲国家的劳工在工作，许多餐馆连锁店也是如此。没有外国人的帮助，这些店都得关门，日本人的生活都要受到影响。”在日本居住了超过20年的旅日经济评论家莫邦富说道。

而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外国劳工，或许是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中国的劳工一直占据着赴日本外国劳工中最大的比例，直到2016年被越南超过。而随着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增加，中国和越南也开始感受到人口的压力。最近，外国劳工的来源开始进一步扩大至柬埔寨、缅甸和一些南亚的国家。

与此同时，收入对于外国劳工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Dai-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日本的最低工资比中国高出14倍，到2016年差距已降至3.9倍，而预计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收窄。

上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曾从土耳其等国家接纳了大量的外国劳动力。当时德国政府的想法是，他们不会永久留在这个国家，所以没有必要实施社会融合政策，但结果有400万人留在了德国。

“德国的教训是不应该只把人当成工作的机器，而我担心日本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德国人口和移民专家卡舒巴说道。

不过，至少在目前，对林一行和靳玉玲而言，日本还是有吸引力的。

日本养老业的先进经验和专业理念深深吸引着来自中国的介护生们。“所有养老院都说要以老人为中心，但是日本是真正的做到了。”林一行叹服地说道，她表示自己未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学成后把这些先进的东西带回国，开一家养老院。

李晓会也表示，日本的良好工作环境和对医护人员的尊重让她决定继续留在日本，服务那里的病人们。

临近年底，林一行和靳玉玲将第一次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度过新年和春节。“我们会想家，但是现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就是我的家人。”靳玉玲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