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说｜前省长吕祖善：浙江如何察觉金融危机并积极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积极探索和实践“为何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40年里，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基本小康问题，正在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创造了“富民强省”的辉煌历程。

“成长的烦恼”与“八八战略”

和其他省份不一样的是，浙江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根据自然禀赋走出了一条“百万人的创业带动千万人的就业”的路子。

历届省委省政府通过鼓励和保护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积极性，逐步培育形成了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百姓经济”，使民营经济成为主力军；通过推进农村工业化，和以县城、中心镇为依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积极培育专业市场和块状特色经济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业致富搭建平台、提供载体，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平台，使县域经济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富裕农民的主战场，并形成了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半段，浙江发展的方向是富民，路子是改革创新，动力是市场化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灵魂是浙江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活力，浙江解决了基本小康问题。

但是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21世纪初浙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面临着要素短缺、环境承载力制约、低成本竞争优势下降等经济发展的瓶颈，以及社会矛盾增多等社会发展瓶颈，这也成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的重要历史背景。

在21世纪初出现的经济发展瓶颈中，要素短缺方面最早出现的是电荒。2003年，我出任省长，新一届省政府第一次常务办公会议的议题就是研究解决用电紧张和沪杭高速公路拓宽，因当时电力缺口之大、影响之重，有点出乎预料。尽管当年统调电厂发电量增长了25%、外购电量增长了57%，但还是没能有效缓解电荒问题。工业用电缺口严重到了“停三开四”，有的甚至是“停四开三”。农村居民用电不保证供应，城市路灯间隔亮灯。

为此，我们加大、加快电力项目建设，同时各地、各企业也全力搞自救。2004年全国拉闸限电近一半在浙江，但当年浙江经济仍然保持了14.3%的增长率，就靠全省齐心协力，增加了1000万千瓦的自备发电能力。到2007年，我们新增电力装机容量2200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基本平衡。但这却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高能源消耗能维持多久？

接着是用地荒。浙江历来可用土地资源紧缺，经过20年高速发展，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从1978年的0.74亩下降到1999年的0.55亩，仅为全国的1/3，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划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市县用地普遍紧缺，有的甚至因为没有地，难以落地大项目。当时我们提出“保护、保障、挖潜、集约”的方针，切实加强耕地保护，严格审核用地规模，积极盘活存量土地，鼓励高效节约用地，切实保障发展必需的用地要求。但是，土地资源将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的硬约束。

接下来是水荒。浙江本来不该缺水，但由于水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加上水污染，出现了区域性缺水和功能性缺水。全省缺水的城镇占70%，其中严重缺水的占33%，连江南水乡杭嘉湖地区都有不少县为饮用水源犯愁。

环境污染严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浙江很少有地方不被污染的。到2003年，我省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废产生量比1990年分别增长84.8%、300%、130%。环境污染严重地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当时全省69个县级以上城市中，66个被酸雨覆盖，其中33个为重酸雨区。其间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件件的事促使我们逐渐认识到用污染环境换来的发展是死路一条。

在要素短缺、环境污染严重背景下，浙江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也逐渐丧失，但很多浙江企业只是注重扩大规模、增加产能、薄利多销，而没有从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层面考虑企业发展。这样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发展模式，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能源、环境、市场的制约，还造成了大量低水平产品的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于恶化。

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矛盾增多也是明显的瓶颈。虽然 20世纪末浙江人均达到总体小康水平，但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城乡差距也在扩大。

21世纪初，浙江的库区、山区还有许多贫困人口。我们曾经到遂昌、龙泉乌溪江水库等地的山村里去考察，发现有的老百姓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却没有解决好贫困问题。浙江本来的资源禀赋就少，这些水库建设“后靠”的村民，交通不便、耕地缺少，生存条件很差，更别说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那时候，我们一些经济指标是上去了，但是社会的指标特别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还相当滞后，群众很不满意，发展的不协调、不均衡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

时代给浙江出了难题，也给了浙江机遇。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21世纪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全省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尤其是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战略举措，形成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

“八八战略”在发展理念上，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覆盖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重点领域；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小康、依法治省和加强地方党的建设等内容。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效益上，明确选择了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习近平同志几次和我讲，“我们需要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性上”。

“八八战略”的实质，我的理解就是围绕如何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 这一时代课题，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总思想、总纲领、总方略。在我担任省长期间，省政府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提出了“三个转型”，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我们与全省人民一起解决了一件又一件大事、要事和难事，走过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发展之路、探索之路。

金融危机中的标本兼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应对，是浙江经济转型的过程体现，也是我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全球金融危机被喻为百年一遇，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浙江可谓首当其冲。当时，浙江是最早察觉、向中央反映金融危机并积极应对的省份。我们在当时防经济过热的普遍认识下，首先提出了“防下滑”。

2007年，浙江省生产总值增长14.6%，但是2008年一季度即降为11.8%。两位数的增速并不低，可这一起落的幅度值得警惕，并且投资、消费、出口明显趋缓，尤其是外贸出口增幅回落3.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更是回落了13.7个百分点。

当时我去许多企业调研，企业纷纷反映说订单没有以前那么好拿了。受能源与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资金供给普遍紧张，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急剧增加。这些现象告诉我，浙江经济不可能过热，也不会“大起”，相反“大落”的可能性在增大。

在4月15日的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我脱开原先准备好的稿子，讲了一季度经济形势后着重指出，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正在增加，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蔓延，经济下滑的迹象显现。尤其对浙江而言，经济外向度高，加工型经济“两头在外”，非但不存在经济过热的要素，当前主要应“防下滑”。同时要求金融部门“支持好的，帮助困难的，扶持弱小的”。

十多天后，4月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到宁波视察工作。途中我在车上跟他说，“总理，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要向您汇报一点不同的声音。” 他问怎么回事，我说浙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我们可能要防止经济大落。当时总理没有说话，但晚上他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和我叫到了驻地房间，专门听了我们的详细汇报。

总理听后说，你们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当前经济形势确实很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央会高度关注你们反映的问题。

总理问：“祖善，需要中央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总理，浙江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我相信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有自我调节和应对的能力。就是有一点，信贷规模太紧，我们自己无法解决，能否请中央帮助增加一些信贷规模？”

我记得总理说了一句，“再紧也不能紧浙江”，同时说，“回去后一定帮你们解决”。第二天，总理在临上飞机前又对我说：“祖善，我回去后一定会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在一季度经济增幅较大回落的情况下，4月份浙江主要经济指标仍然继续下行，特别是工业增速回落趋势更为明显。5月份我召集各地市长和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会上我提出了一手“保稳”、一手“促调”的总体思路。即立足当前，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与社会和谐稳定；着眼长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我强调既要保眼前的“稳”，切实防止经济滑坡；又不能为了暂时的“稳”而放弃甚至否定“调”，重走粗放经营的老路。

不久后，省政府向省委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相应政策措施，赵洪祝书记明确提出“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工作思路。这八个字也成为浙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指导方针。

2008年开始，浙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愈加凸显，企业资金链过度绷紧甚至断裂的风险不断加大，金融成为影响浙江经济稳定运行的最迫切因素。到了6月初，我又给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同志打电话，询问了曾向总理反映的信贷方面的事情。小雄同志讲，从浙江回来不久，总理就忙着处理汶川抗震救灾的事，此事已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交代。

我马上与王岐山同志联系。刚过了3天，他就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我说我当省长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担心过浙江经济发展问题。同时我又提出了几点建议，像进一步增加浙江信贷供给、完善大中型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制度、适当上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和适当降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费率等。

当我谈到金融工作要“支持好的，帮助困难的，扶持弱小的”时，王岐山副总理完全赞同，并特别强调，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金融部门要把“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工作做细一些，不能该保的不保，该压的不压。我表示打算近期走访主要金融部门，请求他们对浙江的支持。王岐山同志当即说：“好的，尽管是传统办法，但也是管用的。”他也说必要时会跟银监会、人民银行讲一讲。

6月18日、19日两天，我专程赴京走访了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总行，通过与他们座谈协商，争取到了政策倾斜和信贷支持，全省银行在年初核定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77亿元信贷规模，这对浙江当时来讲堪称“雪中送炭”。

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啸”愈演愈烈，这时候企业的信心尤为重要。记得当年7月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举行会员代表大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经济形势和对策的报告，号召企业家紧急行动起来，迎难而上。我在会上说：“浙江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发展起起伏伏，风风雨雨。这不是第一次。我们走过来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浙江精神，靠的是我们拼搏。眼前这个坎，躲是躲不过的，必须跨过去。办法总比困难多，但办法是要有信心的人才想得出来的，所以关键是大家要有信心。”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提出了三个关键词—— 信心、决心、恒心。一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二要有抓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三要有沉得住气苦练内功的恒心。

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也按照“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工作思路，出台了“扶持、解困、服务”三个方面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扶持”主要是通过政策杠杆，推动投资、出口、消费协调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比如浙江加快推进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同时按照“能早则早、能快则快”的原则，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在原安排“三个千亿”工程预算资金的基础上，省级财政再新增投入100亿元用于以铁路现代化为重点的重大项目建设的资本金。

“解困”主要是通过减轻企业负担、加强要素保障等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摆脱困境。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等，2008年至 2009年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通过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2009减轻企业税负100亿元。

“服务”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着力优化“保稳促调”的服务环境。我们扎实开展了“服务企业年”“项目推进年”活动，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形成了政、企、银共克时艰的氛围。

下半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领导密集来浙江考察和指导工作。我也向他们提出了若干建议。7月6日至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到温州、杭州考察，并主持召开经济情况座谈会。我提出建议，一是加大对我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二是研究制定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的差异化政策，调高一般贸易出口退税率。11月21日至22日，温家宝总理到绍兴、义乌重点考察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在绍兴召开的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我提出建议，采取措施改变商业银行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的做法，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本利率。同时，对中小企业采取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并建议发行重大项目建设特别国债，将国债额度下达各省，由各省统借统还。

那一年，省委省政府也陆续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和民生事业改善等。我也提出，“十一五”规划的后期项目，甚至“十二五”的预备项目都提前做起来。这些努力也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势头。

从数据看，2009年一季度浙江经济触底，增长3.4%，是改革开放以来季度增幅最低的纪录，也是1989 年以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为我们2008年一季度就开始应对，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这些应对措施便慢慢见效。当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9%，走出了一个“V”形走势，回升幅度居东部沿海省市首位。

回顾浙江对金融危机的应对，发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浙江经济要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

我认为结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三天五天就能完成的，是个长期的过程，要有恒心、沉得住气，可能经济一度下来了，指标比较难看，但如果结构在调整、在积极变化，这个指标下来还会有上去的时候，而且这个“上去”会更可持续。

我一直记得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多次和我讲，不要唯GDP，不要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谋划一批管长远、管全局的大事要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保障民生大有为

在我担任省长那几年，很多人觉得我“抠门”。的确，我在花花草草的形象工程方面卡得很紧，但在履行好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好公平正义、帮助弱势群体、保障改善民生方面，我从不“抠门”，我认为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应该“大有为”。

对浙江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扶贫和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是必须重视的工作。21世纪初，改革开放经过了20多年，尽管浙江总体上比较富裕了，但绝对贫困现象仍然存在。

那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刚到浙江工作不久，正值“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结束，101个贫困乡镇如期脱贫，全省对于下一步扶贫工作究竟怎么搞有着不同意见。在这个关键点，习近平同志奔赴丽水就扶贫工作开展调研。他明确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欠发达地区不能留下盲区死角，贫困乡镇一个也不能掉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近年来省里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同时要与时俱进，加大力度。习近平同志还要求：启动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361个欠发达乡镇全部纳入扶持范围。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番话，给浙江扶贫工作定了调，扶贫工作成为我省一项政治任务、长期任务。

乌溪江库区是浙江省六大库区中人口最多、移民最多、困难也最多的地方，当时近三分之二群众人均纯收入在1500元以下。2004年年初，我去乌溪江库区调研看到，这里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发展经济难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的生活很困难，有些困难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农民生活还这么困难，我作为省长心情非常沉重。当时我就提出要通过异地脱贫解决乌溪江库区农民群众的困难。当年7月，确立了异地脱贫实施方案和省政府的扶持政策。连续实施两期库区脱贫致富工程，一共抓了 7 年，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建设下山脱贫小区、就业培训、基础教育全免费、每人发放5600元扶持资金、发展特色产业、逐户帮扶等等。2006年开始，将乌溪江库区异地脱贫工作经验推广到全省重点库区，各库区先后有3万余人得到了异地安置，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从全省看，我们首先对贫困面比较集中的欠发达地区给予重点扶持，从山海协作工程，到扶持重点欠发达县发展。浙江划定了6个重点欠发达县，2011年起省财政专项筹措23亿元，连续三年对欠发达地区主要是重点欠发达县和贫困集中区域给予支持，并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户全部纳入低保。在精准扶贫方面，浙江实行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包括在城镇实施“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重点是抓就业，消除零就业家庭；在农村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重点是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农户增收，同时通过下山搬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社会保障绝对是现代政府该干的，这是我非常坚定的一个理念。2003年3月，有位县长跟我汇报工作时说，“财政困难，无力解决困难群众的低保费用”。我在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批评了这种漠视群众利益的言行。我说：“这位县长，你自己应该脸红。财政困难？少买一辆小轿车，能够解决多少困难群众的生活急需！”

我当时要求各级政府务必建立健全救助困难群众的长效机制，政府财政支出必须向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倾斜，必须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为了让老百姓实现老有所养，浙江建立了社会保障网络。我们从2000年开始就搞了职工养老保险扩面工作，把关在“大门”外的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农村工业从业者纳入进来，当时提出“低门槛进、低标准享受”，这是全国首次把社保覆盖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2003 年，我们提出要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新型救助体系，健全困难群众长效帮扶机制。2007年提出要求搭建“广覆盖、保基本、有差别、可持续”的大社保体系。后来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也借鉴了浙江的经验。现在浙江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大社保体系。

教育是关乎未来的民生工程。我担任省长期间，主要是针对城乡教育不平衡问题，补齐农村教育短板。2005年，浙江提出让农村孩子“念上书、念好书”，开始实施农村教育“四项工程”。它包括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确保农村孩子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目标是生均宿舍建筑面积3平方米，生均食堂建筑面积1平方米，当年省长机动经费的一半、大约1亿元就花在这方面；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程，政府出钱每周给这些孩子吃一顿肉和蔬菜；农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农村教师的培训经费由公共财政负担。2006年，浙江又率先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卫生方面，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让群众“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加强预防、少生病”。值得一提的是抓农村卫生。“非典”暴发后，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基本完善和巩固了大病统筹新农合制度，之后把重点放在改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上。2005年，开始实施农民健康工程，省级财政投入三个“10、5、3”：一是大病统筹，政府确保最低每人20元，省财政根据各地发展水平，按照人均10元、5元、3元下拨给各级财政，缓解农民看病难问题；二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按农村常住人口每人每年15元以上标准设立专项资金，省财政也按照人均10元、5元、3元下拨给各级财政；三是农民体检，全省农民每2年免费体检一次，省财政按照人均10元、5元、3元补助给各级。这样全省每年新增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超过17.3亿元，如此力度和规模当时在全国也处于前列。

电商崛起的“无为而治”

很多年来，很多人说浙江改革开放是政府“无为而治”。我认为有为和无为不可以一概而论。浙江各级政府新时期积极转型，在“无为”和“有为”之间找到了适合浙江的平衡点，这就是政府“有为”。

有人说，现在不少好的行业开始都是政府不太管的行业，政府部门管得多的行业十个有九个是“死”掉的。这话也不无道理。像现在杭州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红火，十多年前并不是说政府提前看到数字经济的前景了，而是因为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

阿里巴巴的成长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有次马云找到我，反映工商部门要对淘宝的网店进行工商登记的事。当时网店只需在平台实名登记就可，不需去工商部门进行实名登记。

据了解，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打算要对网店进行工商登记，希望省工商局出台一个文件。我们知道，很多自然人网店就设在家里，家里就是网店，家里就是经营场所，如果实行工商登记的话，要求有专门的场地，还要有相当金额的注册资本等一系列手续，这样很多网店就办不下去了。

马云急坏了，得到消息后就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班，我了解情况后，要求省工商局维持现有办法不变，并向国家工商总局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国家工商总局听取我们的意见后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自然人平台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具备管理信用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这样给电子商务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第二件事是我陪温家宝总理和多位部长参观考察阿里巴巴。考察过后，领导有说好的，也有讲税都漏掉了的，要征税。

我当时就与他们“争”起来。我说，相当部分网店是一些社会最底层、最普通的人群开的。我走访高校时问了很多学生，“毕业了工作怎么解决”，有不少学生说，“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在淘宝开网店了，一个月收入有四五千元”。另外，有很多下岗职工通过开网店再就业，还有许多农民从原来的“卖农产品难”变为“不愁卖”。有这样一个阿里巴巴解决了这么多政府该管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多少负担，何乐而不为呢？把网店搞垮了，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谁能解决？

后来国家税务总局也做过调查，大体上没有交税的网店只占了百分之二十几，这百分之二十几里八成甚至九成是依法可以享受小微企业免税政策的，所以真正涉及的漏交的税很少。

我认为，很多事情在还拿不准的时候可以允许看一看、试一试。当然，“无为而治”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干，关键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政府干什么？一是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要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在这两条上要有为而治，而且要大有为而治。

经济平稳发展，政府干什么？我认为主要的就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抓这个抓那个。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政府的领导哪怕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家，长期脱离实际，做行政工作，一个专家也变成半个专家了。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比我们熟悉得多，他们自己口袋里掏出去的钱，能不能回来、风险有多大、该不该投，他们怎么会不比我们清楚呢？

我任省长期间，我们提出要优化“五个环境”，包括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依法、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开明、开放的人才环境，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

后来，我担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时，在参与电子商务法起草过程中，也一直倡导给电子商务发展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2013年12月 27日，电子商务法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电子商务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我在会议讲话中就强调了促进发展、规范秩序、保护权益的立法指导思想。

促进发展就是立法要为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应体现政府最小干预的原则，营造宽松、激励创新发展的环境。规范秩序就是要遵循电子商务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适度、合理、有效的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权益就是依法保护消费者和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于2018年8月31日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这其实也是给电子商务发展创造宽松环境的体现。

对于浙江而言，不止是电子商务，很多产业都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沉下心来做，才做出了现在的成果。可以说浙江已经能够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改革创新是浙江发展贯穿始终的动力，富民强省是浙江发展贯彻始终的战略。而新世纪里，围绕“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更是成就了如今的浙江，成就浙江实现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本文原题为《吕祖善：富民强省四十年》，吕祖善，2003年1月—2011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作者为中新社柴燕菲、严格、王逸飞，选自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一书，微信首发于公众号“中新浙里”（ID：ZJXWZZC）。澎湃新闻获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