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挖，落下了现代考古的“第一铲”

李济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哈佛大学毕业的“洋博士”，又在不到30岁的时候，跻身清华国学院“五大讲师”——他早期的学术之路走得非常顺利。但李济被我们今天所铭记的，绝不仅仅是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

本文通过讲述李济主导发掘西阴村前后，看他为我国考古工作所做贡献以及重要影响。

本文节选自《中国群星闪耀时2》

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山西汾河流域进行，是由李济主导的。这次挖掘的意义不在于出土文物的价值，而是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

1926年初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在山西汾河流域进行调查。3月底，他们到达山西省夏县。李济后来回忆，当他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陶片，其中14片是带彩色的。他们意识到这里非同寻常，于是确认以此作为未来的挖掘现场。

中国学者为何将现代考古的“第一铲”落在这里？李济本人生前并没有明说。后世的研究者大体上有两种推测。学界的第一种推测是，李济想在这里寻找到传说中的“夏”的踪迹。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而西阴村所在的夏县相传是夏朝王都的中心，也许李济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考古学证据便成为当时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争议不断。

第二种推测是，李济的选择与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有关。安特生来自瑞典，也是一位地质学家。1914年他受北洋政府之邀，从新疆进入中国内地考察。1921年，他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大量彩陶，由此揭开了仰韶文化的序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但他之所以被中国人熟知，是因为发现了“北京人”。根据挖出的彩陶，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因为自己尚未主持过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资反驳的实证。

但这次考察，李济差点丢了命。返回的路上，他染上了斑疹伤寒，回到北京一病不起。李济的父母和夫人相信民间偏方，耽误了治疗，以致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把他直接送到了协和医院救治，这才救回了一条命。

李济在西阴村发掘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了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1927年初，他们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终于安全运回北京。有意思的是，在路过太原一个关卡时，检查人员陆续打开箱子，发现都是陶片，忍不住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有人故作聪明地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这个蚕茧在显微镜下看，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而割面部分极为平直。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这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后并入台北“故宫”存藏，台北“故宫”存藏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来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当年在接受采访时，半开玩笑地回忆说：“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

西阴村的发掘，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宝物”，而是在于李济为考古学，这门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奠定了一套符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在西阴村，李济使用的“三点记载”“层叠”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今天仍被中国考古界沿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