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祭到国祭：纪念馆前馆长朱成山详解20多年公祭背后故事

退休后，朱成山最想写两本书，《我当馆长20年》和《我的100位日本朋友》。

前一本，他至今未写。尽管在20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馆长生涯中，他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扩建，见证纪念馆从小馆到大馆的转变；历时八年主持参与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最终获得成功；坚持了20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地方公祭，2014年目睹其成为国家公祭；还接待过多位国家元首……

“中间不少故事。”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不过，把它写出来还需要时机。

一部分故事已经在《我的100位日本朋友》和《从城祭到国祭》中讲述，这两本书他今年如愿出版，恰逢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第五年，今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样两本书正好是一个总结。

《我的100位日本朋友》里，他把当馆长20年间结识的日本友人写进书中，想通过一个个友好交流的故事，诠释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中的真谛。

《从城祭到国祭》，他则以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身份，详细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由地方性城市公祭活动演变为国家公祭日的过程。

自1994年起，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连续20年举办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在悼念遇难者的同时教育生者，警示后人。2014年2月，我国通过立法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朱成山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前夕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多年馆长经历的他，对公祭和纪念馆的存在有一个深切的理解，他认为“国家公祭是个仪式，仪式是能教育感染人的，虽然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但悲剧是有力量的”。

“来都来了，就想做点事”

朱成山是在1992年从南京市级机关被调任纪念馆当副馆长，次年被任命为馆长。

“我是第三任，第一任干了五年，第二任两年，一开始纪念馆规模小，也比较偏，在郊区。”朱成山说，他当时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曾有过部队经历，服从组织分配是一贯作风，就去了。

“去了，就想干点事。”朱成山是个闲不住的人。

在纪念馆的日子里，他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纪念馆从一开始才十几二十个员工，到现在的一百多人，文物也从当初不到一百件，到现在的十七万多件，原本800多平方米的展厅扩展到当前的一万八千多平方米。这当中离不开朱成山的努力。

鼓舞朱成山积极做事的，离不开他当任馆长第二年的一次经历。

1994年8月，他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应日本一民间组织之邀，赴日本东京、广岛等城市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这是战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

访问期间，朱成山了解到广岛每年一度都会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几乎每次，日本的首相、议会的领导人等人都会参加。

朱成山去现场感受到广岛原爆纪念日集会规模之大、公祭活动之隆重，“非常震撼”。他说，日本作为加害国却如此长期大规模、高规格地公祭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者，而中国作为被侵略对象，南京大屠杀在二战史上同奥斯维辛屠杀、广岛原爆齐名，应该为这些遇难同胞做更多。

“我心中郁闷难平，南京与广岛两座城市对比，中日两个国家对比，我们虽然背负沉重的历史，却缺少隆重的纪念和庄严的哀悼，这实在愧对先人、愧对历史、愧对30多万遇难者的冤魂。”朱成山在《从城祭到国祭》一书中写道。

因此，回到南京后，朱成山着手举办地方纪念活动。

“说实话，当时我的提议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举办过类似活动，又涉及中日两国关系敏感话题。”朱成山说，在多方游说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得到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正式批准。

“第一次纪念活动才600人，规模很小，最大的官就是市宣传部长。”朱成山告诉澎湃新闻。

不过一件事改变了这个局面。

朱成山透露，由于第一届没经验，朱成山又想把活动搞好，要有仪式感，能感染人，就和团队想出了三个点子。

一个是敬献花圈，“当时想，普通人不行，得请武警献，就找了战友来协调”。

其次是鸣放防空警报，“当时就觉得要搞出一个声音来，但警报怎么拉、能不能拉，我也找到我一个在南京市人防办工作的战友，战友说一要给政府打报告，二要通过媒体上告给老百姓，否则怕老百姓乱。”朱成山说。

第三件是放飞和平鸽，一下子找不到那么多鸽子，朱成山，最终那些鸽子是由南京市信鸽协会到老百姓家里收的。

“这三件事虽然小，但收到很意外的结果。”朱成山对澎湃新闻说。

1995年2月的某天，朱成山接待了一位国家某部委的副部长，被告知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点名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

“那位领导说，我在新闻联播上看，你们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不错嘛，又拉警报又放鸽子的，就是人数太少了，能不能把人数搞得多一点。”朱成山回忆。

这成了一个转折点，此后江苏省委与南京市委很重视，悼念活动成为每年必备的项目，20多年来从未中断。朱成山说，“看来有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有为才有位”。

“曾有人不理解”

不过，朱成山也说，一路走来，也遇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老百姓不理解，有的人怀疑遇难者是不是有三十万这么多，有的人说这是民族创痛，干嘛老是讲这个，会影响对外开放，影响日本人来南京投资，还有人认为要讲英雄故事，南京市是座英雄城市，不要讲这些悲剧。”朱成山说。

拿申报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来说，当时有人表示反对，“头脑又热了，南京的明城墙申遗那么多年都没成功，大屠杀怎么成功呢。”朱成山对澎湃新闻称。

朱成山在《从城祭到国祭》一书中写道，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人类记忆”委员会亚太地区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迪拉女士一行赴纪念馆参观，说道：“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如今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均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我认为贵馆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为什么一名外国人会发出这种感叹，而中国人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恐怕是国人习惯于张扬成绩而羞于谈论国耻。”朱成山写道。

“‘知耻而后勇’，如果我们不敢正视耻辱，民族兴旺必然会缺少一份勇气。”朱成山认为。

由于有不同声音，朱成山工作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过去打个报告阻力很大，要扩建纪念馆给经费什么的，比较费事”。

好在，事物在发展。多年来，朱成山明显察觉到国内风向的变化。

“尤其是国家公祭日设立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参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内不同声音明显一下就没了。”朱成山表示。

朱成山在书中写道，1994年12月13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代表参加活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国家应当重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活动。海外华侨、国内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纪念活动应当提升到国家层级。

“回顾二战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和长崎市、美国珍珠港等很多国际场所家，纷纷采取不同方式悼念二战中牺牲的民众，国家立法，缅怀的同时对历史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朱成山说，为使纪念活动获得国家层面支持，不少人呼喊奔走。

最终，经过相关领导多次在全国人大上提案、新华社为此发了内参，“公祭日”法案在2014年喜获通过。

“悲剧是有力量的”

朱成山在《从城祭到国祭》一书中详细写了法案通过的前后。

有个细节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几个字确定下来的过程，几经周折。

比如，对于用“遇难”还是“受难”还是“死难”，是“遇难同胞”还是“遇难者”，亦或是“死难者”，立法前夕，多方就此都有过很细致的探讨。

“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是指死难者而言，同胞意味着统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人民，但是对于今后要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外国人士来说，让他们说‘祭奠同胞’显然不对，因此建议将‘同胞’改为‘者’，用‘死难者’，对内对外都可称谓。”书中写道。

一项法案通过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在法案通过前的专家座谈会上，有专家表示担心，说如果以立法形式决定每年举行国家公祭，以后中日关系如何应对，也有人说，我们要有大国心态，对此事留有回旋余地，不同意设立国家公祭日。

“有些同志思考问题角度有问题，总是考量日本人的感受，考虑本国民众感受太少。”书中写，当时有专家如此直言不讳。

其实，自有公祭活动以来，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及纪念馆或公祭活动所带来的意义价值的专家无数。

在朱成山看来，他用一句话向澎湃新闻记者做了解释，“悲剧是有力量的”。

他说，不轻视和矮化悲剧文化，要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这或许会永远促进我们的文化自省和自觉。

“举办公祭活动以来，改变了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纪念安慰了民心，尤其是受害者遗属和受害者家庭。”朱成山说，死难者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国家积弱状态下的牺牲者，应该给他们以安慰。而铭记这段历史，就是为了坚定地捍卫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多年积累，朱成山可以说已经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抗日战争史、和平学方面的专家，也许用他《从城祭到国祭》书中的话来表达更为合适。

他认为的历史价值，“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不忘死者，可以激励生者；不忘苦难，正是为了避免苦难；不忘悲剧，正是为了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和平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和平的基础是一个参与者的认知基础，是一个人性需要的基础，它建立在人类生活中普遍需要的心理诉求之上，它需要理念、制度和行动来体现，国家公祭就是一种对捍卫和平行动的丰富和范式的升级。”朱成山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