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细胞，揭开人体实验的黑历史与伦理审核的起源

编者按：1950年代，一名美国医生为观察癌症是否会传染，给在押犯人和不知情的病人注射癌细胞，事件引起公众对医学伦理的关注，推动了伦理规范的出台，确立了知情同意权和伦理审核委员会，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对受试者权益的保护并没有像科学家担忧的那样阻碍科学进展。

海拉细胞,来自海瑞塔·拉克斯的癌症细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无限制复制的“永生”细胞。

科研人员呼吸着海拉细胞周围的空气，整天把它们从一个小瓶移到另一个小瓶，有可能不小心碰到它们，他们甚至就在海拉细胞旁边的实验桌上吃饭。有个科学家用海拉细胞研制出一种对抗感冒病毒的疫苗，他给400多人进行了注射，疫苗不纯，里面还含有少量海拉细胞。没人知道海拉细胞或者其他癌细胞会不会让人患上癌症。

“可能有危险，”索瑟姆写道，“研究过程中不小心注射，或者在注射抗病毒疫苗时带进了残留细胞或者细胞代谢物，都有可能引发肿瘤。”

索瑟姆是一位颇具声望的癌症研究专家，他还是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Sloan-Ketter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病毒学系的负责人。他和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癌症是由病毒感染或免疫系统缺陷所致。索瑟姆决定用海拉细胞检验他的理论。

1954年2月，索瑟姆在针管里装满掺有海拉细胞的盐溶液。他把针头扎入一位女士的大臂，这个人刚因白血病住进医院。接着，他缓缓推动针柄，大约500万个海拉细胞随之进入女士的体内。注射的部位鼓起一个小包，索瑟姆换了个针头，小心地在旁边点了个小墨点留作印记。这样不管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后，他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注射部位，检查海拉细胞有没有引发癌症。用这种方法，他把恶性肿瘤细胞注射到十几位癌症患者体内，然而给他们的解释却是测试免疫系统，对真相绝口不提。

注射完成几小时之内，病人大臂开始红肿；五至十天后，注射部位出现硬瘤。索瑟姆切下一些瘤子，检验里面是不是癌细胞，但却有意留下一些，好看看病人的免疫系统是否能抗衡，或者相反，这些癌细胞是否会扩散。不出几个星期，有的瘤子已经长到直径两厘米——当初海瑞塔开始接受放射性镭治疗的时候，体内癌变就是这么大。

索瑟姆最终为接种者切除了大部分硬瘤，其他的几个月后也自行消失了。可其中的四位病人不久后又肿瘤复发。索瑟姆不断为他们切除，但肿瘤却一次又一次地长起来。一位病人的癌细胞甚至扩散至淋巴结。

但这些病人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患有癌症，为了比较，索瑟姆决定用健康人做对照注射实验。1956年5月，他在《俄亥俄州监狱通讯》上刊登广告：医生欲召集25名志愿者进行癌症研究。几天后他竟然征集到96名志愿者，不久增加到150名。

之所以选择俄亥俄监狱，是因为之前这里的犯人曾经非常配合地参与过几次科学研究，有一次还让他们感染可能致命的兔热病。15年后，在犯人身上做实验就要经过审核了，而且被严格控制，因为那时人们意识到犯人无法给予知情同意，他们应被视为弱势群体。可在索瑟姆做实验的年代，全国犯人都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检测化学武器的效果，再比如判定X射线照射睾丸对精子数的影响。

1956年6月，索瑟姆的同事艾丽斯·穆尔（Alice Moore）用手提袋把海拉细胞从纽约带到俄亥俄。索瑟姆把它们注射到65名犯人体内。杀人犯、盗用公款者、抢劫犯和伪造犯坐在木板凳上排成一排，有人换上了白病号服，有的刚劳动回来，还穿着蓝色工作服。

不久，肿瘤纷纷从接受注射的犯人胳膊上冒出来，和之前在癌症患者身上一模一样。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俄亥俄监狱的英雄，表扬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同意接受这么严谨的癌症实验的健康人”。他们还引用了一个犯人的话：“如果我说一点也不怕，那是骗人。你躺在床上，想着癌细胞在自己胳膊上长……你作何感想！”

记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为什么报名当志愿者？”

犯人的回答千篇一律：“我对一个女孩做了不可饶恕的事儿，我想我这么做，总能弥补点什么吧。”

“我相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这么做算是为我之前的罪行做了一点补偿吧。”

索瑟姆给每个犯人做了多次注射，和之前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不同，这些人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而且注射次数越多，他们的身体做出反应就越快，就好像产生了免疫力。索瑟姆公开了他的结果，媒体疯狂地大肆宣传，称此项研究有可能带来抗癌疫苗的大突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索瑟姆继续用海拉细胞和其他活性癌细胞做人体实验，他前后给600多人进行了注射，其中一半是癌症患者。此外，每个来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和詹姆斯·尤因医院（James EwingHospital）做妇科手术的病人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即使做解释，他也就是简单地说是在做癌症测试。而且他真就是这么想的：由于癌症患者排斥这些细胞的速度比健康人慢，索瑟姆认为只要记录排斥发生的时间，他就能发现尚未诊断出的癌症。

针对这项研究，索瑟姆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反复申明：“当然，这些细胞是不是癌细胞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论什么外来细胞，给人体注射后自然会产生排异反应。使用癌细胞只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公众对‘癌’这个词具有很大的恐惧与无知。”

索瑟姆表示，正因为考虑到这种“恐惧与无知”，他才没有告知病人给他们注射的是癌细胞，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照他的话说：“把这个可怕的词和临床实验联系起来，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因为病人可能觉得（有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自己要么得了癌症，要么已经无药可救……这种医学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可能给病人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隐瞒这种细节……是负责任而且符合医学传统的。”

然而，索瑟姆不是这些病人的医生，他隐瞒的也不是病人的病情。欺骗病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要是病人知道医生给自己注射的是什么，很可能拒绝参与实验。1963年7月5日索瑟姆同布鲁克林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的医学系主任伊曼纽尔·曼德尔（Emanuel Mandel）签订协议，要用其医院病人做实验。要不是这次合作导致事情败露，索瑟姆的实验还指不定会继续多少年。

索瑟姆打算让曼德尔手下的医生给22位病人注射癌细胞。曼德尔把计划告诉手下，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三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遵命，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实验。这三位医生都知道纳粹在犹太犯人身上做的实验，也都听说过纽伦堡审判。

16年前，也就是1947年8月20日，美国主持的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对七名纳粹医生进行宣判，判处他们绞刑。罪名是：在未经参与人同意的情况下用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比如把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婴，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等等。

法庭立下十条道德准则来约束全世界的人体实验，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知的《纽伦堡公约》（Nuremberg Code）。公约第一句便是：受试者必须在未受胁迫下自愿同意。这个概念是前所未有的。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中并没有病人知情同意这一项。而且，虽然美国医学学会早在1910年就制定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条例，但在纽伦堡公约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人的利益。

尽管如此，《纽伦堡公约》毕竟只是“公约”，同后来出现的许多公约一样，它们并不是法律，最多只能算是建议。医学院里未必教，包括索瑟姆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号称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些听说过《纽伦堡公约》的人，很多以为它是“纳粹公约”，是为野蛮人和独裁者制定的公约，和有良的美国医生没关系。

索瑟姆给病人注射海拉细胞的时间是1954年，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研究监管机构。其实20世纪初就有政治家尝试把监管条例写入州法和联邦法，但每次都遭到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抗议。因此，以“阻碍科学进展”为由，这类提案一次次遭到否决。然而在其他国家，早在1891年就有规范人体实验的条款，讽刺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就有德国的前身普鲁士。

唯一能在美国强制推行科研伦理的办法就是通过民事法庭。律师在法庭上可以用《纽伦堡公约》来评判科学家是否符合职业道德。但想把科学家推上法庭并非易事，得有钱、有办法，并且需要知道自己被用于科研实验了。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一份民事裁决中。原告是一个名叫马丁·萨尔戈（Martin Salgo）的病人。医生给他施行麻醉，他以为医生要给他做的是一项常规手术，谁知道当自己从麻醉中醒来，竟发现腰部以下已完全瘫痪。医生从没告诉他整个操作过程的风险。法官裁定医生败诉：“医生如果隐瞒必要信息，致使病人无法对即将进行的医疗做出理性判断，那他就没有履行对病人应尽的职责，是有过错的。”他还写道：“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这是知情同意的基础。”

“知情同意”强调了医生必须把相关信息告知病人，但是对类似于索瑟姆的研究却没有任何约束，因为索瑟姆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的病人。得再过几十年，人们才开始质疑，像海瑞塔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知情同意”的问题，这次医生是从海瑞塔体内取组织，然后在体外进行实验。

但是对那三位拒不配合索瑟姆的医生来说，未经病人同意便往他们体内注射癌细胞，是绝对违背人权的，也违反了《纽伦堡公约》。曼德尔却不是这么看的。他要一名住院医生代替这三个人给病人注射。1963年8月27日，三名医生集体辞职，辞职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他们把信交给曼德尔和至少一名记者。曼德尔收到信，立即把三位医生中的一位叫来，指责他们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背景而过分敏感。

医院董事会成员中有个名叫威廉·海曼（William Hyman）的律师，他并不认为三位医生是过于敏感。得知他们辞职后，他要求查看参与研究的病人的资料。可要求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就在三位医生辞职后几天，《纽约时报》恰好刊登了一篇小报道，标题为《瑞典惩罚癌症专家》，故事主人公是个名叫贝蒂尔·比约克隆德（Bertil Björklund）的癌症研究人员。他利用海拉细胞做疫苗，然后给自己和病人做静脉注射。他的细胞全是从盖伊实验室弄来的，数量庞大，以至于大家都开玩笑说与其拿细胞来注射，还不如把细胞灌到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让人在里面游泳，从而获得免疫。由于用海拉细胞进行注射，比约克隆德被实验室开除。海曼希望索瑟姆也能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于1963年12月将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要求获取该项研究的记录。

海曼把索瑟姆的研究同纳粹研究作比，并从三位辞职医生那里获得供词，他们用“违背法理，违背伦理，可悲可叹”来形容索瑟姆的做法。海曼也从另一位医生那里取得供词，这位医生说：即使索瑟姆问了，病人也不可能给予知情同意，因为其中一位患有帕金森症，不能说话，另外两位只会说意第绪语，还有一个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和抑郁症。无论如何，海曼写道：“他们告诉我没必要签署同意书……那些犹太病人根本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细胞。”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医院说诉讼充满“误导和错误”，可报章杂志还是刊出头条新闻：

被注射癌细胞，病人不知情……医学专家谴责注射癌细胞违背伦理

报道说《纽伦堡公约》在美国一贯遭到无视，目前全国还没有保护科研对象的相关法律。《科学》杂志将此事件称为“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关于医学伦理的最激烈的公共争论”，并表示“目前形势对每个人都不容乐观”。该杂志一名记者质问索瑟姆：如果注射诚如你说的那么安全，你为何没有给自己注射？

“我跟你直说，”索瑟姆回答，“现在有经验的癌症研究者屈指可数，即使只有一丁点危险，拿自己做实验也不是明智之举。”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癌细胞的病人看到报道，纷纷联系记者。纽约州检察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也从媒体报道得知此事，随即展开调查。之后，他写了一份五页的报告，其中慷慨陈词，指控索瑟姆和曼德尔有欺骗行为、违背职业道德，并要求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会撤销二人的医疗执照。莱夫科维茨写道：“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绝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病人有权知道……针筒里究竟装了什么。如果知情导致恐惧和焦虑，他们有权表达出恐慌的情绪并拒绝接受注射。”

然而，不少医生站出来，在评议委员会和媒体面前为索瑟姆辩护，说医学界开展此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表示没有必要对科研对象交代所有信息，索瑟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领域的职业道德。索瑟姆的律师也辩称：“如果整个领域都是这么做的，那怎么能将索瑟姆的做法称为‘违背职业道德’？”

这件事在评议委员会激起不小的波澜。1965年6月10日，委员会的医疗纠纷委员会裁定索瑟姆和曼德尔“在行医过程中存在欺骗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建议吊销二人的行医执照一年。委员会写道：“从整个事件过程的记录可明显看出，某些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对病人为所欲为……病人同意只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委员会在评议中也号召针对临床研究制定更加具体的规范，他们表示：“委员会相信此类规范相当于严肃的警告，以约束科研行为，使其不违反基本的人权和豁免权。”

后来对索瑟姆和曼德尔的处理是，吊销执照暂缓执行，给予一年察看期。然而，这件事似乎对索瑟姆的学术地位没有丝毫影响，察看期一结束，索瑟姆就当选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不过，事件终究在人体实验监管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评议委员会宣判之前，媒体对索瑟姆的负面评价就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注意。该机构一直为索瑟姆的研究提供经费，可它早就规定，所有研究人员进行人体实验前必须征得他们同意。索瑟姆事件出现后，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资助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只有9个有保护实验对象权利的规定，只有16个会给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结论是：“对于有病人参与的实验研究，研究人员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评判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

此次调查后，国立卫生研究院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必须经过审核委员会评议，判断它们是否符合研究院的伦理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内容详尽的知情同意书。审核通过才给予经费。而审核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由不同种族、阶级和背景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

科学家纷纷表示医疗研究前途堪忧。其中一位甚至给《科学》杂志主编写信说：“明显无害的人体癌症研究都遭到了制止……1966年将为所有医学进展画上句号。”

同年晚些时候，哈佛大学的麻醉学家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索瑟姆并不孤单，像他一样的反伦理研究足有上百个。比彻把其中最恶劣的22个公之于众，比如，有人曾给儿童注射肝炎病毒，还有人给麻醉中的病人吸二氧化碳，导致病人中毒。索瑟姆的研究名列第17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家多虑了。伦理规范的出台并没有阻碍科研的进展。事实上，研究反而突飞猛进，而且其中的很多都要感谢海拉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