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更焦虑？

文/熊易寒

中产的焦虑是一个全球现象，这跟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对于职业的不安全感有关。美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做过研究，经济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社会，越会“鸡娃”，“鸡娃”带来的经济回报更高。中国的“鸡娃指数”要高于国际水平，在中国收入高的地方，教育回报比较高，这和人力资本回报有关，一旦教育投入收到的回报比较高，家长就会更加“鸡血”，喜欢灌输给孩子“出人头地”的理念。在中国，“佛系”的、会放任孩子、让孩子做自我管理的家长相对比较少。威权的、专断的、不太回应孩子需求，而会强势灌输自己理念的家长更多见。这种模式在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占比显著高于比较平等的社会。看起来是文化的现象，其实有更深的经济根源。

中产阶层数量超过美国总人口一半规模，我们变强了，也变“焦”了

中国人口规模这么大，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给人带来非常强的被碾压的恐惧。中国的中产阶层按照比例来讲是比较低的，乐观估计大概是2亿人，保守一点大概为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不算高，比欧美社会低很多；但是从规模上说，全世界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总共只有13个，中国中产群体的绝对数量已经超过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美国总人口3.24亿人，日本总人口1.27亿人。我国的有钱人已经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规模，高于日本的总人口规模，这种情况下带来的碾压感，对人的心态，对大家的生存状态，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的焦虑感比其他国家更强一些，但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人不焦虑。在美国，“鸡娃”指数也很高，所谓的“快乐教育”是工人阶层的。我认识一个美国名校的教授，他孩子上的是精英学校，初中就已经在读《利维坦》。工人阶层家庭讲快乐教育，因为他们基本已经放弃了，再怎么努力学习，也很难与精英子弟竞争，精英阶层教育强度也很大，跟我们国家是相似的。著名的“虎妈”蔡美儿，就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大家关注她的华裔身份，却忽略了她的美国身份，老觉得她是华人代表，而忽视了她生活在美国社会，美国中产阶层也有“鸡娃”的文化。

社会走向精细分层，“凤凰男”就不吃香了？

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更焦虑？我提出个概念“精细分层社会”，精细分层社会是在1998年形成的，1949—1998年，我们是一个扁平社会，没有那么细的分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收入差距小，家庭财产少。当时的大学校长工资几百块钱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有几十块钱一个月，差距不大，大家都没有私人的财产，大家都依靠单位分房。

2. 阶层混居。当时的住房通常由单位提供，像复旦老校长陈望道的故居，是变成纪念馆以后才单独围起来的，以前是跟其他教工宿舍连在一起的。校领导跟后勤员工住在一个小区，除了上下级关系还是邻里关系，现在很难想象。

3. 中低消费为主。当时的社会恩格尔系数高，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吃，维持生计，消费商品都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

1994年以后，我们开启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企业改制、住房市场化改革，对财富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1998年以后住房商品化改革。1998年以前，所有的房子都是国家提供、单位分配，听起来很美好，其实并不美好，分配要论资排辈，要长时间等待，住房面积很小。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得越来越复杂：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5的水平，更高的是财产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已经比不上财产基尼系数，因为收入差距虽然比过去大很多，但是财产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两个大学教师，一个人在10年前买了房，一个人相信房价会下跌。后者现在可能有300万元的存款，但是他没有房子；前者花了300万元买房子，贷款210万元，房子现在可能变成价值1000万元。有房一族的财富增值速度显然更快，财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

有一个概念叫“凤凰男”，就是指来自农村或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留在大城市的人。他们受欢迎吗？在当下的婚姻市场上并不受欢迎，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这个群体非常受欢迎。那时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很抢手，有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在外界看来，农村来的男生，说明能吃苦，能考上大学的，说明脑子聪明。因此“凤凰男”找的女方家庭条件都不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分层取决于工作单位，取决于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由什么决定？主要是人力资本。个人才能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决定收入，家庭没有那么重要。大家都没有太多财产，只要有一个好单位，就有发展前景的保证，很快就可以在城里置业，获得向上的流动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可以说“凤凰男”是潜力股。

现在“凤凰男”不那么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分层里，工资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了，更重要的是家庭的背景，家庭财产很重要。譬如“拆二代”，家里有多套房产，工资收入对于他来说微不足道，他只是需要一个工作，对工资的依赖度非常低。这个时候“凤凰男”的受欢迎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衡量社会经济地位最精准的指标：看居住小区

第一个表现是，在精细分层社会中，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变得比较大。国家的统计数据对于财产性收入有低估，因为收入透明度很高，财产性收入透明度不高。对于一个特定职业，你虽然不知道其具体的收入数字，但你大概知道他的收入区间。但是现在财产透明度极低，房子越多的人越不告诉你他有多少套房子。

第二个表现是阶层的居住隔离。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按照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时候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是什么？你住在哪儿。一说你住在什么样的小区，大家就能判断出你大概属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小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差不多，越趋同的小区，邻里关系越融洽，跨阶层的居住相对来说比较少。

第三个表现是消费社会与消费区隔。中国人已经“拯救”了许多奢侈品牌，在它们即将破产的时候。你到奢侈品商店去看，都是中国人在排队，老外也形成了中国人都是“土豪”的印象，因为我们人太多了。2亿富人只要每年有10%出国消费，就会给全世界带来特别大的冲击力。奢侈品消费不是在消费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象征价值。

我们现在财产基尼系数这么大，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房价。炒房的主力军是谁？超级富豪炒不炒房？炒房对于福布斯富豪这样的人来说是“羞辱”。虽然他们的房子比我们贵，比我们大，比我们多，但是它占总资产的比重是很小的，而普通人呢？一般人房产可能占我们总资产的99%，甚至200%。

我们的社会分层越来越细了，同时它又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层想象。奔驰车车主可能认为自己跟奥迪车车主有很大差别，甚至宝马530车的车主也觉得自己跟宝马525车的车主不一样。但是在社会更上一层的人来看，这些车都是入门级的；在底层人看起来则都是富人的车。社会上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对于这些没有特别高的敏感度，但是中产阶层特别敏感，他们会把社会建构成一个“吐司”形状，会分得特别细。

中产阶层对社会分层的想象，主要关注在自己的阶层。他们也许会关注精英阶层的奇闻轶事，但不会与之比较，他们喜欢跟自己身边的人进行比较。这就逐渐形成中国独特的“鄙视链文化”：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看动画片也必须是英语原声的，你们家孩子看熊大熊二，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跟你们的孩子一起玩呢？会把我们家小孩带坏的。

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没有随着中产阶层数量增加而增加，只是趋于集中化

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很多。我过去研究农民工，农民工的家庭也很注重教育，他们会说：只要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哪怕念到博士倾家荡产、贷款借钱也会让他念书。中国的穷人对于教育的认识，肯定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穷人对于教育的认识。但是穷人对于教育的投资有限。

中产阶层不一样，他们有一些文化，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一定的闲钱和时间可以在孩子身上进行投入，就会出现“抢跑游戏”。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学校体系在不断减负，小学三年级之前没有书面作业，没有考试……另外一方面，孩子的课外时间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教育机构，现在的孩子学习强度很大，每天要“跑场”补课，周末基本没有休 息。

农民工子女基本上下午4点钟左右可以放学，放学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为作业少，他们也不参加任何培训机构的补课学习。

但是，如果你是马化腾的儿子，爸妈还会“鸡”你吗？“鸡”不“鸡”都一样，没有任何产出。最辛苦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他们基本没有童年。

中产阶层家长的集体焦虑在哪儿？中产阶层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有2亿中产阶层，就意味着有2亿人在跟你竞争。但是实际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并没有扩张，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特别明显，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上海，一直集中在徐汇、杨浦等区，公办名校很稳定，不太变的，高中资源也一直在趋于集中化。上海现在什么格局？“四大名校+七宝”就是所谓的“超级中学”。我是湖南人，湖南在过去有很多很好的县级中学，有的学校每年能有不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现在不行了，本地但凡家里有点条件的孩子都到长沙上学，整个地级市都没有特别好的中学，长沙四大名校基本上把湖南的好生源垄断了，清华北大的名额在各省“超级中学”高度集中。家长当然焦虑了，以前在上海能考排名前20的中学都是很好的中学，现在必须进前5，才感觉这是好学校，这个给家长带来心理刺激还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学校会强调减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学校教的内容太简单，按照这个教学难度，学生是没有办法进入“超级中学”的，因为“超级中学”如果按照这个教学难度去招收学生的话，是没有办法把最聪明、最优秀、最拔尖的学生选拔出来的。课业一定要有难度，才有可能把优秀的学生选出来。过去的很多“杯赛”就是为名校提供相对廉价又靠谱的信号的。

“超级中学”在很多方面已经跟其他中学有非常大的差别。精英的子弟和底层的子弟从很小就不一样，这造成了一个新的焦虑。大学里尽管还有小镇青年，但他们进入大学以后，容易觉得自己缺乏才艺、眼界，有些孩子就会产生自卑感。

为什么中产阶层更倾向于相信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是非常流行的概念，谁最关注？中产阶层最关注。中产阶层对于阶层固化有一种执念，网络上关于阶层固化的文章转发得最多的就是中产阶层，农民工压根不关心这些。其实这个概念从学术角度上是没有办法度量的。

所谓阶层固化，是不是阶层完全不流动？肯定不是，除非禁止阶层之间通婚，禁止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阶层。确实现在社会流动速度在变慢，这是不是阶层固化呢？很难说。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都处于阶层固化，只要这个社会是趋于稳定的，它一定是社会流动性减速。稳定的社会里，父母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传递，包括智商，包括个人的素养、社会资源、财产、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东西都会被子女继承。所有的社会流动都在趋缓，美国人讲“美国梦”处于危机当中，也是这个意思。

社会的流动方式有两种，一是短程社会流动，一是长程社会流动。长程的社会流动大家很关注，这虽然很令人瞩目，但是因为人数太少，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很小的。另外一个就是短程的社会流动，从农民变成一个工人，从工人变成科长、车间主任，这种流动距离比较短，大家一般不关注，但是对于社会结构有很大影响。一个社会要从金字塔的结构变成橄榄型的社会，变成中产为主的社会，就需要有更多的蓝领变成白领、工人变成中产，虽然它的距离不是很远，但因为规模巨大，所以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们讲阶层固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短程的流动，为什么中产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对于阶层固化特别敏感？一个是地位错觉，就是主观和客观上，对于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位置有认知偏差。农民工对于自己的地位感知会偏高，因为他比照的对象是自己村里的那些亲戚朋友；中产则倾向于低估，他们比较的对象是城市的朋友或者研究生的同学，或者自己的直接上司，低估使得他对于所谓的阶层固化特别敏感。

《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熊易寒著，孙程姣编辑

在观念层面，中产认同社会流动；在现实层面，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损者。他们对于社会流动有一种抽象的认同，认为社会流动代表着社会充满活力、向上、积极。但你一旦问他们愿不愿意农民工子女和自己的子女同校、同班，成为自己子女的同桌，他们的回答都是趋于否定的。一方面大家认同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孩子可能会被社会流动冲击，所以认为还是应该有些门槛，应该禁止一些可能对于我们社会阶层地位产生冲击的因素。

中国人对于平等的偏好：更强还是更弱？

对待平等问题，中国人的心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和欧美人相比，我们对于平等的偏好是更强还是更弱？

一个有趣的例子：在美国感恩节期间，由于品牌销售的折扣很大，顶级品牌价格和二线的品牌价格差会缩得很小，价差最小的时候可能仅仅是100美元的差距。那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折扣力度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刺激作用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纷纷去买一线品牌，多花100美元消费升级，这等好事上哪儿找，中国人非常积极地购买。

但是美国很多白人中产不为所动。难道是因为他们数学不好？我跟他们聊，美国人会说：不是买不起，而是我买了以后同事会认为我升职了。在他们看来，你的服装如果和你的老板是一样的，这是逾矩的、不可接受的，但是中国人不然，最基层的员工都可以穿名牌服装，自己开心就行了。

中国人其实有非常强的平等主义倾向的，我们很早就没有贵族社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特权观念也很强。一方面对于平等有非常强的诉求，但同时特别能够容忍特权，所以我们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渴望平等也渴望特权。

中国的中产阶层有非常复杂的心态，我称其为“三副面孔”：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层，公共舆论里的中产阶层，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层。日常生活里中产最关注的就是“房子、孩子”，能够投资并且确保收益的就是房子，缺乏其他的渠道。在公共舆论中，有两股力量很强，一是愤青，另一个就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特别希望中国体制保持稳定，他们是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基本上主导了整个舆论，主流媒体就是为中产阶层生产新 闻。

中产阶层对于很多涉及自身财产安全的事，行动是很积极的。意识形态上中产阶层整体偏保守，会跟国家共享很多意识形态，他们对待钉子户的态度比政府还要不友好，因为这些人不拆迁影响了整个片区的生活品质、档次和房产升值。但是中产阶层也经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浦区某个小区里面曾经有一个闲置的物业，后来被养老院盘下来了，但是小区居民表示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养老院里经常会有老人过世，晦气，会影响小区的房价。这种对于养老院极度不友好的态度在全世界都很难看到。

打破中产阶层的焦虑，需要营造多元的价值观

中国的中产阶层焦虑症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会阶层的“梯子”越来越长了。原来梯子短，你就不那么焦虑；梯子长了就有焦虑，会患得患失：孩子究竟应该在家门口的学校上学呢，还是送到顶尖的民办学校去呢？穷人生活很苦，但是不会很焦虑，因为他们的自由度相对较低，别无选择。当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选择的时候才会焦虑。

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他们的价值体系和能力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处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交锋、更迭地带，他们有拜金、攀比的一面，崇尚竞争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追求个性和解放的一面，渴望从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同侪竞赛中解脱出来。

后物质主义追求个性，认为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只要自己幸福开心就可以了，不需要把别人作为参照系，这个心态中国人还没有完全形成。“北大屠夫”陆步轩，当年被报道出来特别轰动，大家觉得北大毕业怎么能去杀猪呢？我们孩子还没有进北大呢，你就把我们的梦想摧毁了！后来有个北大校友很聪明，在中国有名气就是有流量啊，流量就是财富啊，于是给陆投资，合作创立了一个品牌叫“壹号土猪”。这个创业果然很成功，之后陆步轩回北大演讲，第一句话还是：对不起，给母校丢脸了。

其实就算他没有成为老总，只是一个屠夫，他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他的家人，这是很有尊严的事情。而在我们的价值观看来，认为一旦接受好的教育就必须成功，不能接受失败；而“成功”只能用物质衡量，不能用其他的衡量。这说明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属于矛盾、重叠、尚未成型的状态。

社会快速的变迁，社会结构不断精确化，有失败感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些出口和干预机制，很容易出现极端情绪。这种极端情绪从个体意义上说有个人因素存在，实际上还是跟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的。失业和投资失败的概率提高，有些人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很难再重新开始，所以针对失败者，相应的救助和干预机制很重要。

我觉得，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要使焦虑消失不太可能，但是可以缓解。首先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缩小社会不平等；其次是重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幸福感而非成就感，个人心态的平和、个人的幸福、个人对于价值的自我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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