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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世纪的书画名迹看金陵,中国美术馆展“金陵盛迹”
明末,金陵文化界以文士为其主导,既有在朝身居高位的官员,也有在野的隐士与苦读的青年才俊。他们大多能坦然面对明末社会政治状态,常常倘徉于山水名胜之间,以写书作画为娱。金陵作为江南首府,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富商大贾和书画鉴藏家的存在,使金陵具有吸引力,孕育出一大批本土画家,也聚集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策划和主办的“金陵盛迹——十七世纪的金陵画坛”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共展出两馆收藏的、涉及40多位名家的81件套书画作品,展览持续至2019年1月1日。
松江董其昌曾短暂为官南京,半官半隐,成为十七世纪初文人逸士的典型,为许多文人所效仿,所作山水画风在文人画家群体中影响颇大。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各地的职业画家为繁荣的商业文化吸引,纷纷流寓南京。而金陵本地籍的半文人半职业画家悠游翰墨,多沉浸于明末的吴派、松江派、浙派(武林派)、新安派等的画风之中,基本上保存着典雅的痕迹。
展览现场展览分为五个部分:“金陵先声”展出董其昌、蓝瑛、査士标,以及深受吴门画派、松江派、武林派和新安派画风影响的艺术家,诸如姚允在、魏之璜、胡宗信等人的具有典雅之风的画作。
“金陵八家”展示樊圻、吴宏、邹喆、陈卓、盛丹、蔡泽等人笔墨细腻、风格冷逸的画作。
“八家”之名,初见于康熙初年,周亮工《读画录》记载,王弘撰《西归日札》则有《善画八大家记》流传,后张庚《国朝画徵录》、乾隆十六年(1751)《上元县志》等转述,说法略有出入,但揭示出十七世纪中后期金陵绘画的主流审美趣味。所谓“金陵八家”,实是对于当时金陵画坛主要人物的总称,因画风相近,将之归纳一起,视为“八家”,代表者如张修、谢成、叶欣、樊沂、樊圻、吴宏、高岑、胡慥、谢荪、邹喆、陈卓、盛丹、蔡泽等人。他们取法两宋院体,以金陵的某些实景为基础,着意于诗化处理,笔墨精致细腻,成为明末清初金陵地区的一种风尚。同时,他们又善于延续明中期以来的文派特色,设色清丽,富有诗情,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金陵设色风格,从而将怀旧书写转化成冷清的孤寂。
“金陵别样”展出龚贤、石涛、髡残、程正揆、程邃、张风等人的画作,其中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怀。
十七世纪的中国历经着有史以来罕见的巨变,曾为明代南都的金陵在复杂剧变的时代中,影响尤其深刻。七处、程正揆、程邃、胡玉昆、张风、髡残、龚贤、吕潜、石涛等人构成了一连串的遗民画家序列。与职业画家不同,他们在明清朝代更替的背景下往往以水墨方式抒发文人思想,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感伤情怀。他们大多追求一种特殊的复古倾向,表达了一种沉痛的文化失落感。正因为他们,金陵开始出现了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复古主义的绘画风格。
“金陵余韵”展出后学武丹、邹坤、宗言、樊云、周璕等人的画作。 。十七世纪末,金陵画坛颓势已现。明末清初金陵画家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虽然秉承家法,但大多亦步亦趋,其画学枯萎,画路窄贫,画风纤靡。而画面气格日渐卑弱,笔墨亦日渐疲软,结构缺乏变化,有成绩者可谓乏善可陈,高荫(高岑子)、高遇(高岑侄)、何亢宗(高岑徒)、邹坤(邹喆子)、樊云(樊圻子)、郑淮(樊圻徒)、胡濂(胡慥子)、陆逵(胡慥徒)、龚柱(龚贤子)、宗言(龚贤徒)等人,传移摹写,一切都在规矩之中。除金陵八家弟子外,柳堉、周璕等人独辟蹊径,跃出八家之囿。
“金陵画派”虽师承不同,但却有着相近的艺术意趣。明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大多隐居不仕,醉心于绘画,遁迹于山林,没有过多受到摩古之风的影响,因此,作品都有一种清新静谧的气质,不染世尘,画面中表现出落寞孤寂、清冷高雅,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他们取法五代、两宋时期的传统,以金陵的某些实景为基础,着意诗化处理,笔墨精致细腻,成为明末清初金陵地区绘画的主流审美。在画法上则善于从生活经历和山水实景中领悟创作的手法,写实性较强。
“金陵画派”的绘画常用硬直之笔,作整饬的线条,画面构图清晰,注重笔墨的整体感,讲究墨色的对比和映衬。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创作的山水,往往因景、因情、因感受不同而富于变化,或苍润,或飘逸,或清秀。其作品以龚贤为首,早期空灵、淡远,以线勾出轮廓,稍加皴擦即止;至中晚期则采用多遍反复皴染之画法,谓之“积墨”笔法。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李可染都从龚贤的画法中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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