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张若微：《春桃》：社会变革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评凌子风改编电影《春桃》

作者：张若微

《春桃》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春桃》的创作与重写

《春桃》是1988年由凌子风指导、改编自1934年作家许地山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春桃》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故事——简单地说，这部影片就像它的英文名“A Woman For Two”一样，可以概括为一个“一妻二夫”的北京城底层劳动人民组成的“异样”的家庭从形成到破碎的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许地山这部小说与当时大部分“五四”作家或致力于描写柔弱女性在封建社会礼教的束缚、旧家庭的压迫下悲惨灭亡，或致力于如鲁迅的《伤逝》般描写“五四”时期的进步女性依旧无法离开家庭的困境的情况对比，简直是大相径庭，他“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了一个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地位最低下的贫苦劳动妇女形象。小说中的春桃异常坚韧、异常独立、异常勇敢的形象，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那种无力主宰个人命运的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可惜，1934年发表的这篇短篇小说似乎并没有如它所应当具有的影响力那样深刻地影响“五四”之后那个动荡不安、分裂与剧变的30年代的文坛思潮，反而是在1980年代——“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经由凌子风导演忠实的改编搬上荧幕，才为文艺界所重新发现、重新评估。影片所传述的那个直击人心的怪异又惊人的“一妻二夫”的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之外，这个故事的产生与传播作为某种文化现象，或是作为某种中国社会变动的折射也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意蕴。

二、“娜拉走后怎样”的另一种可能

——底层妇女的自立力量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的主题。在这次演讲中，鲁迅敏锐地从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塑造的那个勇敢无畏、渴望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娜拉的“出走”中察觉到了自“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觉醒以来的新式女性都逃不开的困境——“娜拉走后，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她“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1]鲁迅所说的“麻痹了翅子”“忘记了飞翔”，是女性想要独立所必须面对的巨大困境——她们纵有追求独立自由的心，却往往没有独立、自由的立身资本。鲁迅有一篇著名的小说《伤逝》，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刻画。《伤逝》中的子君，虽然略有些独立、进步的意识觉醒，但她的独立之道不过是从依附于旧式封建家庭转向依附于一个“进步青年”涓生。这种“不彻底”的“出走”，最后使得子君依然落入传统女性“夙兴夜寐，靡室劳矣”的家庭生活的窠臼，进而让涓生感到痛苦、失望、迷茫。涓生作为当时那些面对实际社会生活相当软弱、迷茫的“新青年”的一员，无力承担家庭的责任，最后厌烦、抛弃了子君，子君只能回到她封建、专制的父亲身边，不久就郁郁而终。鲁迅深刻地洞察了新式女性追求独立所遭遇的困境，并且指出，这些没有相应的独立的资本或能力的“新女性”，最后的出路无非是“堕落”或者“回来”。

而《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的形象，无疑是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解答——除了“堕落”和“回来”之外，娜拉的“出走”还存在着“达到独立、实现自由”的第三种可能，并且为女性的独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春桃是一个极具魅力、极有“现代”色彩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她经历战乱，与原先的丈夫李茂离散，在混乱的世道里艰难存活，以“换取灯儿”为生，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立身处世的资本。在影片中，春桃不停地对她的爱人向高说的一句话是——“你别叫我媳妇！”后来李茂指出，“拜过天地，你就是我的媳妇”之后，她同样坚定地对李茂否定了“媳妇”的身份。无论是在和李茂“拜过天地”的封建婚姻关系，还是在和向高的自由恋爱关系中，春桃始终拒斥“媳妇”的身份，当我们看到春桃得知李茂把她的“卖身契”写了给向高的时候坚决的抗争时，我们会更加理解她对“媳妇”的抗拒——在李茂、向高这样传统的在思想上没有脱离传统的婚姻观念的男性心目中，“媳妇”是他们个人的所有物，就像是一件“商品”、一份“财产”一样。“媳妇”是依附于“丈夫”才能过活的，“丈夫”无论多么不堪，都掌握着对“媳妇”的支配权，就像即使春桃和李茂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李茂也依然认为自己能通过“写一个休书”或是“写卖身契”的方式把她“转让”给向高。而春桃从来不是一个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女性，相反，片中的春桃才是那个靠着自己的劳动养活了两个男人的人。这对传统的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是一个颠覆性的挑战——女性也可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社会上的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换来自己立身处世的资本。正是借助于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经济资本，春桃才能在她和向高的自由恋爱中占据主导权，才能有底气大声地拒绝“媳妇”的称呼，来彰显自己在人格、在生活上的独立性。春桃生性独立、坚韧，拒绝一切将她化为他人附庸、抹消她的独立性的话语和行为，李茂和向高私下完成的“买卖”对她来说是巨大的侮辱。她撕碎了所谓的“卖身契”，转身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维系着这个“畸形”的三人家庭的生存。而春桃的独立、对沦为附庸的抗拒，无疑是她有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带来的结果。李茂和向高，一个已经残废，一个能力有限，只能依赖于春桃生活。正是两个男人无法自理、经济上依赖于春桃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在传统家庭中具有的占绝对主导权的地位，才使得春桃获得了独立的空间。在这个三人家庭里，春桃是通过承担了传统的男性角色的方式获得独立，并使两个男性落入传统的家庭观念里的女性角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男女的家庭地位先天的不对等。

在春桃这个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得坚韧、顽强的底层妇女的身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她虽然没有知识女性那样接触到女性解放思想的能力，但却比很多追求解放的“新式女性”更加自发地懂得独立之道。春桃的独立意识，是在她原先的家庭破碎、她走向自立的劳动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春桃的独立所带来的启示是：女性要想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不能依附于男性，而是应当承担起“男性”的角色——即走向家庭之外的社会，以劳动换取立身的资本。独立的前提始终是消解依附性，只有在经济上、在生活上真正实现了自足，才能无需依附他人，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这是20世纪30年代许地山在对底层人民生活的观察中所察觉到的女性觉醒的自发的、本能的、内在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上层社会知识、思想的传播，而是自然地在劳动的变革中产生出来。倘若女性能够承担起传统的所谓“男性”的责任，即在家庭之外参与社会劳动，那么自立就不再是一个局限于“男性”的命题，进而走向一个男女之间不再有依附关系的真正平等的社会。这是许地山对“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有力解答，也是一个具有超前性的对“五四”启蒙以来整个女性解放问题的根本性的解答。

三、从“一妻二夫”的“家庭失范”看

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失序”

春桃的个人走向独立的过程，虽然是电影的主题之一，但并不是电影唯一的、最重要的主题。影片的情节聚焦在春桃和李茂、向高的“一妻二夫”的家庭的产生和破碎。那么，这个“畸形”又“和谐”的家庭如何产生、何以破碎，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许地山写作小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30年代是动荡、分裂、充满变革的一段时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30年代的文坛涌现出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一干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作家，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切口进入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不同方面的解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从聚焦于个性的解放、个体的觉醒的“人的文学”开始转向面向更广大的社会、思考和探索更普遍、深刻的社会问题，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接受进步思想的“新青年”或知识分子，来自社会不同层面、各个阶级的作家涌现在文坛上，使得30年代的文学作品摆脱“五四”文学的“感伤”的个人主义情绪，而转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许地山的《春桃》即创作于这一时期，并且致力于书写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同样具有关注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深刻地烙印着20世纪30年代动荡的中国社会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凌子风所执导的作为电影的《春桃》，对许地山小说的还原度是很高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情貌的充分还原。

凌子风在改编许地山小说的过程中，为了扩充受限于篇幅的小说的内容，也为了更充分地表现“一妻二夫”家庭的社会处境，有意加入了不少有关风土人情的内容补充，这些都构成了对故事的社会背景的良好的还原与深入审视：在“物”的方面，洋画、冰盏、红腰带、蝈蝈笼、“还是他好”的广告画、各种声音——冰盏声、蝈蝈叫声、吆喝叫卖的声音等等都具有极浓厚的“老北平”的味道，同时也显示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外来势力的介入：小孩子玩的是“洋画片”，春桃换的“取灯儿”变成了“洋取灯儿”，春桃打趣向高说的“你要是有钱了，准娶个洋媳妇”等等，都体现着外来的工业、文化、势力等在中国社会里的渗透，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在“人”的方面，原作中很多被略写的人物也得到了充分的延伸：“胡同口那卖酸梅汤的老吴”变成了实在的人物，还增加了吴大妈，两个人作为最“标准”、最“规范”的传统的旧式婚姻的代表；小说中提到“早晨巡警来查户口”，改编中巡警也正面地出现了。[2]巡警显然是一个社会“潜规则”的守护者的形象，他在影片的开始出现，劝说向高在登记户口的时候和春桃写为夫妻关系，到最后向高走了以后，他又把户主的名字改成李茂。巡警的行为是完全出于好意的，他总是站在春桃一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他的思维方式却完全是封建思想、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体现。他几次劝说家庭里的两个男人，一方面都是希望他们不要被人取笑，这无疑是中国乡土社会里“面子思维”的深刻体现，是在两个男性都依附于春桃的情况下，在男性的传统家庭地位受到挑战，进而社会地位也受到“被取笑”的威胁的情况下，出于维护李茂和向高的作为男性理应具有的“地位”的心意而作出的劝说；另一方面，巡警的内心觉得春桃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以及春桃不愿当向高的“媳妇”、向高在家庭中成为“被养”的那个等等情况，都是怪异的、畸形的、不符合常理的。春桃的独立、她的家庭地位的不同、“一妻二夫”的家庭关系的“异常”，都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巡警感到困惑，春桃和她的家庭是对巡警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的“正常秩序”的挑战、破坏，而巡警在与向高、李茂交流时，他的建议、劝告则表现为对“正常秩序”的维护。巡警的角色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他和老吴、吴大妈以及那些“取笑”向高、李茂的街坊邻居，共同扮演了旧的秩序、传统的家庭观念、价值观的代表角色。这些人和春桃一家的矛盾，究其根本，是传统的、强大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与春桃的新的、追求独立和解放、追求自由恋爱、冲破婚姻束缚的价值观念的冲突，而春桃的“新观念”，本身在她周遭的社会环境里支持的力量就很小，而她受到知识、思想的局限，她的“新观念”不是系统的、理论的，不是受到“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而生，而是自然生发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因此也是模糊的、弱小的，表现为具体的行为。种种因素导致春桃个人的、自然生发的新观念在旧秩序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虽然她个人在对自己的价值观的坚持上是无比坚定的，但本应在她的价值体系中，与她共同构建她理想的爱情生活的向高，却是一个始终保持着旧的封建的婚姻观女性观的传统男性角色。因此，春桃对自由的爱情的追求、对自己的独立性的捍卫，一次次遭到背叛、不理解，遭遇来自环境的阻力。最后，向高和李茂都离开了春桃，这个家庭的未来没有被明确书写，向高和李茂在巷子的两头的遥遥相对、春桃的泪水，让电影的结局充满着迷茫、困惑、悲哀与不安定。

由此看来，电影的核心冲突，可以简要地理解为春桃的两个男人、街坊邻居所代表的封建家庭婚姻观、女性观和春桃所代表的新女性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旧的秩序、价值观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对新的、未完成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的建构的打压也是猛烈的。从整个社会来看，1930年代的中国面对着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面对着战乱频发的混乱局面。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各个阶层的人在思想上都处在激烈的变化状态中，因此催生了思想观念上模糊的变革。同时，兵灾、饥荒、小农经济的崩溃都使得以往稳定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温饱，旧有的家庭秩序不再适应混乱多变的时局，这使得新的家庭观念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对于春桃来说，她只是新的价值观、新秩序的形成的在底层社会的一个“苗头”，她所受到的阻力因此也十分庞大，让她无力应对。

而离开家庭的内部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探求“一妻二夫”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外因，我们可以对电影的多元意涵有更丰富的了解。电影中，春桃和李茂的失散可以说是一切的开端。电影中用两声枪声来表现春桃对这段经历的回忆——他们是在一场兵变中失散的，李茂也因此失去了双腿。春桃原来是认为自己和李茂已经没有关系了的，她并不赞同“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观念，但她在街上偶遇李茂时，李茂已经失去双腿，她的道德感、责任心不允许她抛下李茂——春桃决定带回李茂时，她眼里的痛苦、彷徨、对未来的迷茫的交织，是多么地令人动容！春桃带回李茂之后，她和向高以往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这个家庭形成了“一妻二夫”的畸形关系，而这种格局的形成，最初始的原因也就是那场兵变。兵灾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数苦难，李茂失去的双腿只是其中之一，而也是因为兵变，春桃与李茂分开，不得不来到北京城里谋生。3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是春桃的家庭变故的起因之一，同时也是她开始独立生活，自我意识觉醒的起因之一。春桃、李茂、向高等人的命运，都不是孤立于时代存在的。回顾历史上的1930年代，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竞争十分激烈，国共内战持续在多地爆发，加之日本侵略者正虎视眈眈，兵乱频发，百姓四散逃难，社会处在很不安定、流动性很强的状态。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春桃、李茂、向高三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都带着身不由己的无奈，仿佛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将他们聚集到一起。为了生存，失去了双腿的李茂不得不接受春桃的招抚，为了保证生存，三个人只能暂时同居，一起过日子，而“一妻二夫”的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内心的情感与道德责任的冲突、尊严的丧失所带来的痛苦，最终让这种畸形的关系难以为继。春桃“一妻二夫”家庭的悲剧，不仅是一个追求独立的女性的情感上的悲剧、或者一段爱情、一段婚姻的悲剧，而且还是在混乱、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难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舒晓鸣：《谈凌子风新时期的电影改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 | 张若微：《春桃》：社会变革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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